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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象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如果说大同盟的第一个副产品是创立或扩大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第二个副产品是扩大了政治力量对比，那末还有第三个变化，它尽管远不及上述两项那么明确，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证明远为重要。那就是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是在美国。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也有这种变化，但因为战后世界上只有美国有力量根据新的信念采取行动，并且一般说来，上述变化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显著，所以看来最好把这篇论述的范围仅仅限于美国的动态。
简括地说，罗斯福讲了一篇神话，并且要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这是一篇乐观的神话。罗斯福反复地讲，并且显然完全相信，一旦获得胜利，把法西斯侵略势力践踏在脚下后，就能开辟一个国际和平、繁荣、自由与正义的新纪元，如果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为这一目标英勇奋斗，这个新纪元一定会来临。
这种憧憬黄金时代的美梦在美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从合众国创立的时候起，美国人就既抱着强烈的传道精神，要使蛮荒之地变为文明之邦，又坚信美国在道义上比旧世界优越。就国际事务而言，美国人可以并且确实满意地指出：新旧世界相形之下，新世界比较安定，各国都具有睦邻的精神，而旧世界则战祸连结，互相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外交活动限于很狭隘的地区。美国的积极进取的政策几乎局限于拉丁美洲，它在那里轻易地享有极大的权势，在一定程度内还掌握着霸权。它不必害怕北方的加拿大争权夺利，而且东西两边都是浩瀚的海洋，因此，欧洲外交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军事安全与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几乎并不影响美国的外交活动。
美国人历来认为自己在道义上胜过欧洲人，但面对着欧洲人老奸巨猾的外交手腕，又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无法对付。这种复杂的态度可以同班扬笔下的克里斯琴在名利场中遭到欺诈时的感受相比拟。同克里斯琴一样，美国政治家与人民一般都感到，唯一安全的政策是拒绝同这些不可靠的家伙打交道，这种感觉是美国孤立主义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起先在1917年，后来在1941年，两次干预欧洲事务，这只是在表面上违背了这种传统。其实这是完成美国的使命。至于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所作所为，同班扬笔下的主人公的比拟那就更贴切了。因为威尔逊从1917年到1919年，罗斯福从1941年直到逝世，都把美国推上奔向天国的历程，在他们设想的天国中，和平、正义以及睦邻精神必然支配着一切。战争不再是政治工具，而是神圣的十字军，胜利仿佛是现代的毗斯迦，世界上疲惫的人民将首先通过战争的胜利望见天国。
这种理想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一种几乎普遍的愿望，各种各样不同情况的人都怀有这样的愿望。威尔逊以及随后的罗斯福，全都成了先知与导师，能在千百万人的心中唤起亟需的希望与信心。但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当美国人民起初的欣喜若狂的心情消失时，他们就转而反对自己的领袖，不过心里还觉得有些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葬送了世界的前途。因此，当罗斯福上台来宣传同样的主义时，美国公众便集合在这面新旗帜下，比以前头脑清醒，或许也比以前坚定。
大同盟涣散后，当人们感到幻灭的时候，我们也许不禁会认为战时那些高谈阔论是幼稚的。然而这种判断未免过于轻率。撇开这篇神话在鼓舞盟国的斗志和打击敌人的士气上所起的直接作用不谈，单是罗斯福再三使自己和所有的人都抱有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希望这一点，就有助于改变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并在将来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在罗斯福自己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从1947年到1952年，国际关系中主要的新特征是美国所扮演的新角色。在这方面，美国的民族利益当然对外交政策发生影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人一般自认为已投入的那种道义上的十字军讨伐——即讨伐这次戴着共产主义面具的暴政与侵略的十字军运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中这个理想主义的特色，产生了相当实际的效果。例如，我们难以相信，如果美国人民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理想，他们竟会支持在朝鲜的一场战争，尽管从罗斯福逝世以后，这种理想已大为改变，比以前冷漠多了。
在一种多国保持均势的局面下，自以为正直并感到义愤的心情现在或许已不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完全可靠的指南。实际上，这种心情基本上会破坏这种局面，因为它们总是促使人们设法树立某种最高权威，有权来宣布什么是正确的，并予以实行。而在联合国成立以后，正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假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将用自己的实力改变多国主权平等的制度，并且最终把它推翻，那末罗斯福及其前辈威尔逊将负很大的责任。
有识之士曾经说过，神话同事实一样，推动着人类并影响着历史向前发展。战时人们曾希望，一旦获得胜利后，便将出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这肯定是一篇神话，无视历史和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现实。然而，如果神话是扣人心弦、符合人们心灵深处的愿望的，象这一篇这样，如果它最终能在人们心中唤起新的忠诚之感，象这一篇可能会唤起的那样，那末它们便能超越事实，排除失望的情绪，从而创立伟大的制度，在人类的事务中促成革命。当然，这种制度或革命的形式不一定完全合乎最初的意图或预见，也离不开自私、野心、憎恨和恐惧等其他的动机。
要说罗斯福写入大同盟历史中的这篇神话，最后是否能同促进人类演变的巨大推动力如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这些神话媲美，这在1952年也为时过早，但如果把它一笔抹杀而称之为愚蠢的幻想，那就会误解人们的心意，并对一种最有力的政治领导方式作出错误的判断。
甚至在1952年，人们就大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国国家权力在国内外的扩大与巩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和得到理论根据的。同样，美国权力的扩大与巩固，似乎是从这些同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姓名联在一起的神话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字上的）根据的。如果人们相信和平、正义、自由与富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它们就成为值得争取的强有力的积极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一项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并促使人们在单靠民族利己主义决不敢冒险的地方大胆行动。
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一切因素中，官方宣布的战争目标看来是最脆弱的。当战争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本人为了波兰和满洲问题在同斯大林交涉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原则。他为了保持各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了这些让步，但在摧毁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合作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领导大同盟的政治家们向全世界声明和宣布的理想，到头来可能成为他们所有的行动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
二十世纪人类信念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社会与经济关系至少有可能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意识的安排。罗斯福对于通过发挥人的意志力可能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心，就反映了这种信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幻想也是基于这一信念。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成长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切实的努力来管理人类的事务。同样，新兴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散布在地球上广大地区内千百万人的社会力量得到成功的协调，这是通过政府的官僚机构而实现的，它企图运用人力物力来建立军事力量，或许还想达到其他种种目的。因此，由战时大同盟（及其敌人）所促成的一切持久的变革，可以看作人类思想与行动大变化的各个方面，这个大变化可以称为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
这种认为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信念，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直到二十世纪，这个信念才越出思想界扎根成长，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基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有意识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与经济的传统格局。那次大战以后，布尔什维克便着手使社会与经济计划成为俄国的常规。经过几次冒失的开端后，这个新制度直到1928年才真正发挥作用。不久，从1933年起，希特勒在德国创立了基本上类似的制度。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这种做法，都是根据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动员期间两国在控制社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后来，他们为新的战争作准备时，又扩大了这一制度，使它臻于完善。相形之下，西方国家远远落在后面，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英美两国政府作了重要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内表现出富有意义的克制，从而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有控制的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接生的两个助产士。在和平时期的发展中，这方面的先例与雏形很容易找到，而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外来的威胁和对胜利的希望，迫使或敦促人们采取控制社会的新措施。当这些新措施产生巨大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通过或多或少受到合理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器的运转，各种社会力量都被成功地调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时人们似乎突然可以掌握新的权力与新的财富了。
这次社会革命可以同近代欧洲史上两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事实上，它同那两次是完全一样的。工业革命是科学应用于工程的结果。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能驱使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运用的财富与权力。当然，这并非人类初次合理地操纵事物，但确实具有新的规模，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有许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运用或试图运用于政治制度。人们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调整各种政治关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当人类的这种理性用之于事物时，便产生新兴工厂的产品，而当这种理性施之于政治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