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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要求设立省议会，特别提到了阿塞拜疆，那里讲土耳其语的居民同毗邻的苏维埃阿塞拜疆居民的关系，要比对波斯其他地区的居民更为亲密。由此可见，在波斯，“冷战”的开始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它开始于随着斯大林格勒的解围而“热战”向西移去之时：早在1943年，波斯的左翼势力就在进行动员，以推翻万恶的现政权，这无疑是苏联授意和支持的，而有产阶级也已开始组织起来捍卫他们的利益和特权。要说苏联的目的不是早就在于把西方的利益，特别是英伊石油公司，赶出整个伊朗国土之外，这是难以说得通的。
英美两国在1944年初寻求东南部的石油特许权这件事的本身就显得既不合时宜，又带有挑衅性，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促成事态发展的急转直下，把人民党推上了第一线，公开出面，大喊大叫，支持苏联悍然索取北部特许权的要求，而莫斯科的本意或许倒并不准备让人民党在它处于控制政府的地位之前就抛掉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假面具。总之，这里同巴尔干国家一样，“冷战”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在这两个地区，欧洲胜利日都几乎毫无意义可言。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象在土耳其和波斯那样急功近利，这一阶段只求在埃及、伊拉克、近东国家和埃塞俄比亚设立外交使节，使这些国家里的本国共产党得到鼓励就心满意足了。1945年6月，新选出的莫斯科大主教访问近东国家和埃及之行，其用意显然是要削弱上述诸国的正教徒对君士坦丁基督教普世大主教的尊崇，重树沙皇俄国教会对他们的权威；此行还带去了一项建议，重新开办在沙皇治下创建的许多俄国学校。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教长的圣职得到恢复，并在苏维埃亚美尼亚举行了教长选举，这也都是企图赢得这个资质聪颖而流散各地的亚美尼亚民族的支持，这个民族在几个中东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使他们深有俯仰由人之感，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下历尽苦难，还只不过是一两代人以前的事，因此不胜身世之悲。
1943年11月的黎巴嫩危机中，苏联政府暂时同戴高乐结盟，这同它的惯常支持“民族解放”是矛盾的，但是不管怎样，伦敦的《工人日报》已能把危机的罪责归之于“反动的英国势力”。到了1945年5月出现叙利亚危机的时候，苏联的支持就已从法国人一边转向民族主义者一边。据说它曾向阿拉伯联盟敲过警钟，它不会允许法国人在近东国家的势力为英国人所取代；1945年7月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声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自1941年以来即已日趋衰微”，这一说法可以看作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指导苏联在中东的侵略政策的一项原则。
第二编 阿拉曼大捷之前 1939…1942年
第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 1940年6月
有一位在慕尼黑协定时期深知内情，颇能对埃及舆论进行评价的英国官方人士，曾给笔者作过一番描述，认为情况是如堕五里雾中，既是焦虑不安，又怀有喜悦的期待，期待着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日见衰微，或者毁灭无遗。根本谈不上什么惊惶失措，因为公众还没有认识到战祸已迫在眉睫。
1939年3…4月间，德国并吞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意大利兼并了阿尔巴尼亚，接二连三地打击了英法的威望，却并未引起埃及公共舆论任何肯定的动向。它依然无动于衷，至多不过是在试图说明欧洲大事的时候，把表明轴心国的坚定决心和无情手腕的事实同英法方面显而易见的束手无策加以对照。1939年春天，德国的将军们访问了昔兰尼加数达八万之众的意大利驻军。该地区的边界距离开罗不过四百英里，而有关的新闻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比起埃及人对英国在埃及的驻军（人数约为一万）或对埃及陆军的信心来，却远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埃及陆军这时还不过是在改组和扩充之中，英国人出于对这支队伍有朝一日或许会发挥的作用有所怀疑，所以过去一直使它处于萌芽时期和没有实效的状态。
1939年5月初，意大利驻埃及公使访问罗马归来时，带来了意大利保证亲善的口信；接着在5月9日到10日又有利比亚总督巴尔波的来访。巴尔波觐见了国王法鲁克，首相为他举行了公宴。有人以为意大利是在引诱埃及上钩，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但是首相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尽管口口声声要同意大利修好，对英埃盟约却是信守不渝。在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同一天，沿海公路以南的整个西部沙漠被宣布为封锁区；英国军事代表团增加了人员，以与埃及陆军日益扩大的规模相适应；反英宣传的首要人物、《民族观察家》驻开罗记者保罗·施米茨于5月10日被驱逐出境。7月28日韦维尔将军被任命为中东地区总司令官，印度的增援部队又于8月到达，使埃及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而当德波关系在8月底的几天中陷入危机的消息传来时，埃及的舆情却是沉着镇静的。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华夫脱党由于党争的策略，在这一年的春天还在对英国攻击诋毁，不遗余力，此刻也已偃旗息鼓；甚至那个喋喋不休的青年埃及党（米斯尔法塔赫党）的党魁艾哈迈德·侯赛因（据说埃及警方已经查出了他同德国和意大利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书面文件证据），也公开宣布他那一派要“站在英国一边，直至最后胜利，为埃及光荣的未来奠定基础”。
但是在此以前，关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健康不佳的报道，刊登已历数月，他对首相任务的日益繁重早已感到力不能及，因而在1939年8月12日辞职。他的后任阿里·马希尔是一位从政的律师，于1935年到1936年间做过四个月首相，那时他就已显示出干练有为，公正不阿。国王法鲁克于1937年曾任命他为宫廷总管，从埃及宪法授予国王的大权来看，这个职位的权势仅次于首相一人而已。从那时起，阿里·马希尔就已对年轻的国王树立起非同小可的个人影响，国王几乎事无大小，悉听他的指导，唯他是赖。在此期间，他还树立了左右政府常设机关，特别是警察部门的势力。当时他组成的内阁多少带点民族主义色彩，他任职之后，立即以“撙节开支，励精图治”为由免去了五位副大臣，这就有些引起英国的疑惧。五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明·奥斯曼爵士，他是英埃条约的缔造者之一；这位亲英人物，在四十岁时就享受养老金赋闲了。据一位知情的评论员说，阿里·马希尔在此时期有三大雄心。他诚心诚意为了一个独立的埃及而奋斗，希望利用这次大战而为他的国家争取到一个无愧于它的地位。阿里·马希尔希望让整个阿拉伯世界看到，埃及有能力制订一项独立的政策，用不着仰赖英国的批准。……他为了竭力争取利用伊斯兰的宣传而强调宗教仪式，以使埃及在穆斯林世界内部享有更大的威望。
英国对德宣战之后，埃及政府立即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接管了德国财产，并把所有的德国人，除了反对纳粹情况属实者外，悉数集中监管起来。他们宣布了全国处于“戒严状态”，由首相兼任军事长官；全国港口悉归英国海军控制；对邮政、电报、电话和报刊实行严格的检查，检查工作有英国人参加。必须指出，这些措施不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由一批常任的英国官员支配的行政当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完全是埃及人的政府和当局决定的，其中至多不过有少数受埃及人聘用的英国专家，但他们无权将他们的建议直接付之实施。首相告诉《泰晤士报》的记者：
埃及和它的人民是对不列颠忠贞不渝、赤诚相见的朋友，我们愿意竭尽全力给它援助。对于任何蛮横恃强、逼我们就范的企图，我们将全力反抗。……我们经过多年斗争取得了独立，为了保持独立，我们不惜作出任何牺牲。
11月18日埃及议会复会，国王致辞，重申政府的意愿，对盟邦英国予以通力合作，并尽其全力以捍卫本国的领土和独立。
战事还远在欧洲，它给埃及的第一个重大冲击，涉及到正待上市的当年收获的棉花的出口问题，因为棉花及其副产品，占埃及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前一稔棉花售价一蹶不振，人们希望这次大战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给棉花市场带来繁荣。但眼下显然看到对德国、奥地利、捷克和波兰的出口已不可能，而这四国在1938…1939年度曾购买了七万吨左右，约为埃及棉花出口总额的六分之一；而且令人担心的是，英国实施的战时船运执照制度也许会妨碍欧洲中立国家的进货大大超过前一年度。因此有人主张英国应补偿埃及的损失。但是亚历山大的出口商希望至少有一部分棉花的售价要高于英国大宗购买的价格，他们拒绝埃及某些有关方面要英国全部买下本年新棉的建议；最后，他们缩小了要求范围，而是建议英国应买进无法售予大德意志和被占领各国的七万吨。在埃及政府保证按照10月25日的市价购买剩余棉花之后，棉价已开始上涨。11月16日，英国政府答应购进七万吨，如果市价跌到11月11日的水平以下的话，这个水平，比起埃及政府规定的10月25日的基价来，已高出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但是埃及的棉商公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力争英国应按当时的价格购买，而从11月11日以来，市价又已上涨了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事实上，埃及的棉商并不把英国的收购建议当作是在困难关头的救急措施，而把它作为自己的发财之道，因为棉农早已按先前的低价行市把大部分收成售给这些棉商了。结果，英国和它的盟国比上一个年度增购的数量，除了补偿德国控制的市场的损失以外，还有多余，出售给中立国家的数字也同时增加了；算起来，在最近十年之内，只有一次超过了这一季每一英亩棉田的总收入。然而，不满情绪还是毫无道理地占了上风，埋怨不肯忍受盘剥的英国，对待埃及没有象给土耳其贷款那样慷慨大方；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颠倒黑白、进行反英宣传的话柄。
英国政府这时对待埃及军队的政策是要使之发展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现代化部队，能够同英军合作以捍卫埃及；当时的设想是投入战斗的埃及陆军，只要当时的埃及政府同意，即可置于埃及英军总司令官的指挥之下。由于埃及尚未宣战，埃及陆军的指挥大权还没有移转，英埃两国部队之间的联络事宜仍由英国军事代表团保持着。代表团的建议并非经常受到埃及总参谋长，那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齐兹·阿里·米斯里的欢迎，所以首相不得已而于1940年2月初将他免职，表面上是给了他三个半月的病假。他被免职的首要原因是瞒不过埃及的舆论的，一位议员在议会质询，英国军事代表团是否有过越权的情况，内阁在维护埃及主权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2月17日，首相偕同国防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前往英埃苏丹进行正式访问，自从1936年的条约恢复埃及在1924年以前对苏丹的权利以来，这样的访问还是第一次。由于这次访问本来是由英国驻苏丹的总督出面邀请的，所以在首相宣布行将出访的时候，埃及报纸为之喝彩，认为这样一来就肯定了埃（及）苏（丹）统一的民族主义纲领。首相和大臣们在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发出的电报，经报纸刊登以后，使民族主义的激情持续不衰。国防大臣号召苏丹港的埃及官员们不惜流出最后一滴血以捍卫尼罗河水（防御什么人则秘而未宣）。首相访问回来后在下院讲话的时候，把他的此次出访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1839年之行进行了比较，他说：“那时候，欧洲对埃及就是不公平。”有一家民族主义报纸居然进一步号召改变苏丹的地位，澄清英埃关系中这一“暧昧”之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德国人在挪威作战得胜和德国西线攻势的展开，埃及感到意大利的参战已在旦夕。埃及各城市共有意大利侨民六万人，无论如何，这批人的存在显然给敌人的谍报和宣传活动开了方便之门。4月间，在亚历山大港的一艘埃及船上捕获一名身藏炸药的匈牙利人弗朗茨·阿科齐，据供炸药是从热那亚德国领事那里得来的，准备在该船停靠的下一个港口马赛进行破坏；报纸上也说意大利的反英宣传，“为害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埃及政府颁布了法令，对犯有间谍、谋叛和散布颠覆性谣言罪行的人判处死刑；苏伊士运河设施被宣布为封锁地区；西部沙漠总督也已受权在必要时撤退距利比亚边界一百五十英里以内的沿海小城镇的平民。3月间，首相曾正式否认一则关于意大利重新提出同埃及商订友好条约的新闻报道，但是齐亚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