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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皇帝必须严格遵守英国军事当局的建议。埃塞俄比亚仍然要处于英国的军事指导和控制之下，以俟英国政府作出新的决定。在英国军队占领的地区内，由副政治长官担任总司令辖下的政治和行政首长，占领区的范围将由总司令知照，并可根据对意大利作战的需要予以变更。菲利普·米切尔爵士同皇帝讨论了这一指示，又去伦敦磋商，于6月底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带来一套建议，谋求按照下列轮廓达成谅解：
（一）皇帝同意凡涉及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一切事项都接受英王陛下政府的建议。 （二）税收和开支须先经英王陛下政府核准。 （三）对外国人的司法权须由英国法庭行使。
（四）如总司令认为有必要在埃塞俄比亚的任何部分恢复军事管制，皇帝不得提出异议。 （五）除非得到英王陛下政府代表的同意，不得另行建立武装力量或进行军事行动。 根据上述条件，英国政府将愿意 （1）提供基金以建立埃塞俄比亚所需的武装力量、行政设施和其他； （2）为皇帝提供专家顾问； （3）竭尽全力重建埃塞俄比亚政府；（4）经营必要的交通事业； （5）研究各项方案，以备与皇帝签订条约，其中要包括一项总的财政安排。
这些建议反映了一种观点，就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监护阶段，这正是曾在苏丹和东非任职并且知道一点1935年以前埃塞俄比亚行政管理情况的许多英国负责官员所持有的观点。另一方面，皇帝对于任何可能限制他的主权，或者甚至似乎会限制他的主权的建议，作坚决顽强的斗争，他的坚持终于使英国政府让步。既然皇帝关心他的主权胜过关心国家的改革，英国又何必去招惹“帝国主义”的罪名。更何况此事花费既大，又不讨好。因此，内阁委员会于11月11日致送了一份新的草案，对先前的建议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其中规定，拟议中的英国的财政补助款项应直接拨交皇帝，而不必由任何英国财政顾问过手，这样就取消了英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开支掌握任何有效的控制。此外，英国政府先前着眼的是：为了协助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向皇帝派出的英国顾问将归一个或几个英国顾问小组组长节制，而这些组长本身的权力和支持则是英国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使给的。可是，皇帝却坚持凡是他所任用的顾问一律都要听命于他本人，或者至多是听命于他已任命为私人政治顾问的桑德福少将。
政治长官于12月12日把这些建议带回亚的斯亚贝巴，再经一番交涉，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正之后，英国…埃塞俄比亚协定和军事协定乃于1942年1月31日签字。它的有效期可以保持到由一项条约来代替时为止，或者在两年后由签字双方的任何一方在三个月前提出废止。皇帝承诺给予东非总司令在任何地区宣布紧急状态后所具有的权力，这些地区是总司令认为必须对共同的敌人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区。他同意把奥加登全境＇埃塞俄比亚最东面的一省，1891年归并给它，但从未受它治理；居民几乎全是索马里人，1936年以后它并入意属索马里领地（governo）了＇在协定生效期间置于索马里的英国军事管制之下；他还同意，只要东非的英军总司令认为有必要，英军就可占领从亚的斯亚贝巴到法属索马里兰边界的铁路和从厄立特里亚沿这一段边界延伸到索马里的二十五英里宽的地带。英国承诺为征集、组织和训练埃塞俄比亚军队而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这支军队尽可能用从意大利驻军缴获的军需来装备。英国还将在皇帝未经与英国政府磋商将不另派顾问这一谅解的基础上，为埃塞俄比亚的行政、警察和司法部门提供顾问和官员。英国将给予财政援助，协定生效后第一年为一百万英镑，以后逐年递减，至第四年如协定仍然有效，则为二十五万英镑。在埃塞俄比亚的敌国私人财产将按国际法处理，至于被转移到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的公共财产，英国政府将努力设法追回。
英国有一批人对协定提出不太负责的批评，其中黑利勋爵以其权威与经验而著称。他在上院提出抗议说，苏丹的六百二十五万居民就有四百七十五万镑的预算，给予埃塞俄比亚的财政援助本来“已经不够充分”，如若皇帝果真要按现代方式来发展他的国家，或者甚至要确保法律、秩序和象样的施政，他所需要的财源就要大得多。然而，自治领地事务国务大臣（埃森登的塞西尔勋爵）却声称，埃塞俄比亚在财政上永远依靠英国，是同皇帝所希望的独立自主不相容的；政府遵循的原则是英国的拨款加上当前财政收入的估计数，不宜超过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后可望达到的税收所得。英国曾经试图通过在驻有英国政治官的省区组织临时国库的办法，为埃塞俄比亚建立一套西方的财政制度，但是事与愿违，“因为皇帝从一开始就宁愿按照在意大利占领以前的老方法通过各地方的首领和官员尽量聚敛而不借助于英国军事管制当局”。
因此，英国人所作的安排，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一次买卖式的安排。如果皇帝准备让他们更加放手地去对他的国家进行改组和现代化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也会更加乐于慷慨解囊；但是显然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幻想破灭的感觉与日俱增，因为皇帝既倾向于企求使他的流亡岁月得到实惠的补偿，同时又舍不得让任何外国对于可以由他随意开支的款项进行控制：
一些国家……为了非要他们感恩戴德不可而怀恨，而且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施舍是极其难得完全不抱私心的，受惠的一方通常也都能找到理由去规避不惬意的义务。埃塞俄比亚人可以认为，英国军队之所以使他们得到解放，只不过是为了英联邦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其次，在被解放的国家中，领导人为了鼓舞全国的士气民心，都以为歌颂抵抗运动的成就比歌颂盟军的胜利更好些。埃塞俄比亚是这类国家中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而况，埃塞俄比亚人记忆犹新的，不仅是英国在本世纪开头的二十五年间曾经不时卷入的不光彩的外交活动，并且还有在史册所载的那次最为明目张胆的侵略案件中，埃塞俄比亚之遭到国际联盟的遗弃。英国带头反对侵略者时显得如此畏首畏尾，后来同侵略者言归于好时却又那么轻松愉快，算起这笔账来是对它不利的。诚然，给出走的皇帝提供交通工具和栖身之处的是它，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当皇帝平白无故地遭遇大难的时刻，为了他的体面，为了给他支持而使出的气力又是少得可怜。
另有一位关心这段时期英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观察家评论说：
由于丧失掉埃塞俄比亚对一个为它恢复它所万分珍惜的独立的那个国家的良好情谊，而去批评驻在当地的英国官员，自然是便当不过的事（批评伦敦当局更加便当），但是也应该承认他们的困难和成绩。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为法律和秩序的恢复作出了大好的开端。他们人员不足，一筹莫展，加之大多数人员虽然都是受过训练的殖民地行政人员，却都不曾有过同一个以其自己的文化而自豪和独立的人民打交道的经验。大多数人员有生以来只同迤南一带的讨人欢喜、秩序井然而又驯服易管的东非班图人打过交道。根据他们以往的一套堂堂不列颠帝国的治政方法的经验，他们对周围的腐败无能以及他们要为之负责的那一批人民的公然侮慢和故意阻碍感到没有信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能体察埃塞俄比亚人的性格，把埃塞俄比亚人同英国属地的和蔼可亲、善迎人意的非洲人对比而使前者相形见绌，这一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最优秀的官员自然有本事对付这一情况，不因埃塞俄比亚人表面上乖戾粗暴的特性而束手无策，他们懂得存在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新职务所要治理的人民之间的不同的心理关系；他们也就得到了那些人民忠心耿耿、竭诚拥戴的报答。但是在战争时期，行政人员不能个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很多英国官员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时候，说出许多考虑不周、心直口快的话，对两国人民的关系趋于恶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英国的官员以及后来的英国顾问感到他们所处的地位并不十分令人称羡，那么回返故国的皇帝本人也同样发现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同他仓皇出走时的埃塞俄比亚相比，问题复杂得多。他必须不断讨好英国人，但又不能搞得那么完善，使自己的一批满腹狐疑的民族主义者同他疏远。他必须使他的王国现代化，它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也不能搞得那么快，使他的那些反动的贵族和教士们同他疏远。他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格拉齐亚尼杀光，他不得不起用年轻人担任异常重大的职务。他的各种问题也同伊拉克已故国王费萨尔的那些问题差不多。此刻在他身边的那些尚未成熟的政治顾问们之所以焦急不安，并且心怀疑虑，担心会有什么外来的政治影响，或许不是不合人情的。……
说来有趣，埃塞俄比亚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里把英国人严格地划为两类，一类叫做“宗主国的”，另一类叫做“殖民地的”。他们相信，前者大体上都已超越了比较低级形式的帝国主义、肤色偏见和白人主宰的意识。对于后者，他们干脆不信任。不管这一干净利落的分类有什么谬误，可是必须认识到亚的斯亚贝巴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调派到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去的皇家非洲步枪队的英国军官一开头就在这一方面遇到障碍。如果这些军官里面有谁在入伍前是定居在肯尼亚的，人们对他的怀疑就更严重。有些人靠以后的表现消除了人家的怀疑；另一些人却不幸成为火上加油的人。说一句不免要显得有失厚道的话，南非部队在解放埃塞俄比亚的部队中所占百分比高，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没有他们及时来援，埃塞俄比亚的解放就会推迟相当长的时间。然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南非人对待肤色问题的态度，实在不容易为受到种族歧视的人们所理解。还应该记住一点，解放埃塞俄比亚的兵力都是从非洲各地抽调来的，那些地方的非洲土著在白人面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决非骄傲的阿姆哈拉人或绍阿人所能忍受。可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是把许多非洲种族看作是生来只配充当奴隶的，他们也没有资格对南非人提出指责。
从国内当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郑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他们把这一次解放的困难看得小了。在战争开始时，负担过重的文官有其他更加迫切的问题须待解决。在这场为了不列颠帝国的生存而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斗争中，对于那些比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问题有深切了解的人，或者甚至说，有所关心的人，即使有，也不多。……
总的看来，可以说，这么一个极易导致相互触犯的阶段毕竟是经历过来了，其结果也不是那么糟不可言，象当初可能会担心的那样。但是，埃塞俄比亚的新政府在英国的直接控制放松之后，就立即动手把自己身上任何形式的英国建议，特别是英国控制的痕迹，都要急急匆勿地揩拭干净，几乎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章 伊拉克的独立要求 1940…1941年
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国内最活跃的力量是军队、青年和德国公使馆。常备军约二万至二万八千人，并有一支有四、五十架飞机的空军，主要是想约束北部的强悍多事的库尔德人以及几乎同样难于驾驭的下伊拉克的阿拉伯部族。委任统治期间，在英国监督下，伊拉克军队的规模一直不大，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开始实行征兵制，军队即已扩大。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英国政府保证：“在可能向它提出要求的任何时候……（给予）一切可能的方便……以提供可以得到的最新型武器、弹药、装备、船只和飞机。……”然而，1935年以后，英国武装力量的扩充使英国政府无法满足伊拉克的军备要求；1937年以后，虽然伊拉克不再坚持要求最新型的武器，并同英方商妥由伊拉克接受英军在更新装备后替换下来并经修复的陈旧枪炮，但在谈判尚未完全结束时，战争即已爆发。一些较年轻的伊拉克军官，所负军事任务不足，对西方世界与文官老爷们怀有同样错综复杂的心情：这种半是明言、半是隐忍的心情中，交织着自卑感和妒忌心，缅怀往昔历史上依稀存在的辉煌业绩，借以寄托精神，他们渴望有所作为，把外国巨人打翻在地，象大卫王射杀歌利亚那样凯旋而回；这种隐忍不言的要伤人、要复仇的愿望特别是针对着一个强国，它通过隐藏在一项不平等条约中的监督特权，使他们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