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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部队不撤离哈巴尼亚，他们将轰炸巴格达的公共建筑物，此后，伊拉克当局也扬言要轰炸大使馆和公使馆以示报复，并在5月4日通知美国公使，他必须立即交出居住在公使馆内的全部英国国民，以便加以拘留。在美国公使要求伊拉克当局出具一份有关这些英国国民将受到符合国际法的待遇的书面保证之后，他们终于免受干扰；但美国公使馆和英国大使馆同外界的联系被割断了约有一个月之久。
面临哈巴尼亚和驻巴格达大使馆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已经抵达巴士拉的部队和从印度派来的增援部队（五星期后到达）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为自巴士拉向北推进，既受到伊拉克人破坏交通线的阻挠，又受到两河每年一度泛滥的影响。事实上，来自巴士拉的部队在六个星期之后（6月12日）才到达巴格达。尽管韦维尔有话在先，说他“在各处的部队已经十分紧张”，从巴勒斯坦抽调兵力势必将该地区置于极度脆弱的地位，因为巴格达正在发号施令，煽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进行一次新的叛乱，参谋长委员会现在还是不得不向他去讨救兵。他们在5月4日发给他的电报如下：
用兵于伊拉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在巴士拉建立基地，并且控制该港口，以便在必要时确保波斯的石油，由于德国空军在爱琴海上的优势，经由伊拉克到土耳其的交通线已显得更加重要。……即使我们没有向巴士拉派遣任何部队，但在轴心国的指使下，目前在哈巴尼亚出现的局势也是会发生的，我们日后仍不免要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巴士拉登陆，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能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桥头堡。……接受土耳其出面的调停，当然不成问题。我们不能让步。埃及的安全仍然是首要的。但我们有必要竭尽所能来挽救哈巴尼亚，并控制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
人们获得的印象是，目前在希腊和昔兰尼加遭到惨败后，伦敦已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对这个问题今后可能发展到怎样，无法判断。当丘吉尔决心“确保巴士拉”时，是否已预见到伊拉克人对哈巴尼亚的围攻？5月4日所说“目前在哈巴尼亚出现的局势也是会发生的”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他承认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韦维尔在5日答复：
“来电几乎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你必须面对事实。”他怀疑他本人正在集结的部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解救哈巴尼亚，或者哈巴尼亚是否能够坚持到这支部队可能在12日到达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有责任用最严重的措辞提醒你，我认为伊拉克战事拖下去，将严重地危及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防务。其政治反响将是难以估量的，其后果可能是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力求避免的那种情况，即在我们的基地内部发生严重麻烦。因此，我再次最强烈地恳请你尽早谈判一项解决办法。”
对此，参谋长委员会在6日答复如下：
除非是在伊拉克作出重大让步的基础上，确保轴心国今后对伊拉克不再有所图谋，否则我们不能接受谈判解决的方式。局势的实际情况是，拉希德·阿里一直同轴心国勾结在一起，他不过是想等轴心国能够给予援助时动手罢了。我们的部队到达巴士拉后，迫使他在轴心国准备就绪之前就开始行动。因此，只要不失时机，大胆行动，就有扭转局势的大好机会。……
国防委员会指示，应通知空军少将斯马特：他将得到支援。在此期间，他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哈巴尼亚到最后一刻。在埃及的安全得以维持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对我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给予最大限度的空军支援。
在发出这道命令以前，丘吉尔曾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驻守在哈巴尼亚的军队在5月12日之前要屈服？”；但对身历其境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任务真象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
哈巴尼亚奇迹的出现是镇定沉着，极端不屈不挠的努力以及无法估量的克制约束的结果。有些军官对于战争的常规是知之有素的，他们懂得什么是办得到的，什么是办不到的；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明知这个驻军点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只要拉希德·阿里的几旅兵力，有足够的大炮和坦克作掩护，决定扫荡这个驻军点，那就谈不到什么投降，而是整个儿报销。
对被困在哈巴尼亚的英国人和驻巴格达大使馆以及英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位来说，幸运的是，伊拉克司令官缺乏把对哈巴尼亚的包围圈收紧的决心，他们只满足于进行炮击，相对地说，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破坏性的。“我们发现，”丘吉尔写道，“敌人的炮手在受到空袭时，甚至在看到我们的飞机在上空掠过时，就不愿守在炮位上。”在英国人发动机动灵活的反击面前，伊拉克部队在5…6日的夜里从高地撤退；伊拉克的空军已经失掉战斗力；7日，哈巴尼亚守军出击，把伊拉克人逐退到幼发拉底河。这次侥幸取胜使丘吉尔受到鼓舞，他在7日致电韦维尔：
现在对伊拉克人采取果敢的行动，就可能在德军到达之前粉碎这次叛乱。……我们必须予以沉重的一击，使他们在德军到达时也鼓不起士气。我认为，如鲁特巴和哈巴尼亚已肃清，＇我们的＇纵队即可占领巴格达，或乘胜尽量扩大战果。
但对韦维尔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在次日致电丘吉尔：
我认为，你们应该重视，在今后几个月伊拉克的政局不利于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局限性。来自印度的部队能够确保巴士拉，但是据我看来，他们不能向北挺进，除非得到当地居民和部族的充分合作。来自巴勒斯坦的部队，可以解救哈巴尼亚，并固守从巴格达通往哈巴尼亚的通道，以防伊拉克人再度向哈巴尼亚进军，但这支部队不能在遭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巴格达，或在那里据守。……因此，为了避免在一个并非极端重要的地区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我仍然建议通过一切行得通的方法谋求政治解决。
对此，丘吉尔于9日答复如下：
我们获悉，拉希德·阿里和他的党羽正处于绝望的窘境中。不管这一情况如何，你仍须同他们奋战。……在与哈巴尼亚的部队会师后，你应该尽量利用当时的形势，毫不迟疑地设法攻入巴格达，甚至不惜用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采用德军惯于冒险而从中得利的那种行动。
除非拉希德·阿里立即接受参谋长委员会电报中的条件，就谈不到同他进行谈判。这样的谈判只会徒然耗时费日，而德国空军则将在此期间到达。……当前你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友好的政府，并全力以赴地击溃拉希德·阿里的部队。……关键在于行动，即机动纵队的迅速推进以建立巴格达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有效联系。此事一天也不能耽误，因为德军不久即将到来。
韦维尔能够从巴勒斯坦抽调出来的唯一的机动部队只有一个旅团，外加三个外约旦边防军骑兵连和三百五十名阿拉伯军团的士兵。即使是这支小部队，为它提供足够的运输设备也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直到5月10日，它才越过伊拉克边境。与此同时，应拉希德·阿里的紧急要求，约有一百二十架德国飞机自5月12日起开始到达伊拉克，通过同维希政府作出的安排，这些飞机在途中使用了叙利亚的着陆场。德军调不出更多的飞机，因为他们即将投入进攻克里特岛的战斗，这次战斗从5月20日进行到31日，使他们的“人员与飞机损失綦重，一蹶不振”，为此，叙利亚的轴心国委员会证用了自休战以来一直堆存在叙利亚的法国战争物资，自5月16日起，有几列车的物资从叙利亚取道阿勒颇和摩苏尔运往伊拉克。然而，对伊拉克人来说，轴心国的这种援助是很不够的；或许是为了鼓舞士气，巴格达报纸和电台在5月15日宣布，刚同拉希德·阿里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已为伊拉克空军招募俄国志愿兵。
从哈巴尼亚向前推进的英军和阿拉伯军团，由于敌人在幼发拉底河渡口的抵抗，由于洪水泛滥，同时也由于敌人对交通线的破坏而受到耽搁，但在5月30日进抵距巴格达不远的地方。从军事上说，这支部队仍未脱离险境：它的实力只有一千二百人，炮八门，几辆装甲车，后方的交通线岌岌可危，而且无险可守。另一方面，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几乎有一师之众，并在英军后方幼发拉底河畔的拉马迪另有一支部队。可是，伊拉克人大大地高估了英军的实力，而且由于自己遭到重大伤亡而垂头丧气。拉希德·阿里和支持他的人仓皇逃走，有的去土耳其，有的去波斯。以巴格达市长为首的治安委员会下令解散那些准军事性的编制，向英国人乞降。英方提出的条件计有：把伊拉克的军队恢复到和平时期的常态，移交战俘和拘留敌国国民。因为没有经过正式宣战，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和平条件的问题：英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继续遵照1930年的条约处理，由印度调来的部队则作为战时守备部队予以默认。已经随同英国部队从外约旦返回伊拉克的合法摄政和他的一部分大臣于6月1日到达巴格达。德国空军使用过的摩苏尔着陆场也已在德军开往叙利亚之后收复。然而，秩序的恢复却因6月1…2日夜间发生了一次巴格达犹太人区的大屠杀而受到妨碍。
当时在旁观者看来，拉希德·阿里的暴动好象是德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钳形攻势的北路行动的一部分，其南路是由隆美尔出兵昔兰尼加。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那几个月内，德国人主要考虑的是计划中的入侵俄国。显而易见，伊拉克战火爆发时，德国人并没有做好协助拉希德·阿里的任何有效安排。如果德国人当初从希腊把可以调动的全部空军立即支援而不是从事于征服克里特岛的话（5月15日到31日，包括初期的空中轰炸），那末，英国人恢复伊拉克局势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哪怕是那些真正到达的德国飞机因为当地航空汽油的缺乏而受到掣肘。但是，希特勒的视野局限于欧洲，他此刻正全神贯注于即将发动的入侵俄国，他曾想在德军进抵马塔潘角后，就停止巴尔干战役，头脑里当然不是从伊拉克出发来考虑问题。因此，德国同维希法国关于利用近东各国设施的谈判一直要到拉希德·阿里发动政变后四个星期方才开始，而且里宾特洛甫于5月13日会见墨索里尼时所说的话显得相当谨慎小心：“如果＇从叙利亚或土耳其启运的＇大宗武器能运抵伊拉克的话，把空运部队调入该地区才有可能。”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来德国在1940…1941年冬向拉希德·阿里提供支援的建议，很可能同这个计划有关：占领直布罗陀并将英国人从当时正在受到雷德尔海军上将进逼的地中海赶出去；后来即使由于希特勒决心进攻苏联而佛朗哥将军的态度又是暖昧不明，这个计划只得作罢，但韦维尔在西部沙漠发动攻势，意大利军队溃不成军，为了分散英国在中东的资源实力而怂恿拉希德·阿里行事，无疑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一着，随着拉希德·阿里在1941年1月底建立独裁统治的尝试失败后，外交主动权暂时转到英国人手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没有立即以军事力量支持这个主动权，但康沃利斯的任命以及艾登在3月份对陶菲克·苏瓦伊迪的态度使拉希德·阿里分明察觉，他再也不能坐失时机了。4月1日到2日的政变同德国人的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同隆美尔在昔兰尼加的攻势，究竟配合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看来政变和哈巴尼亚之围都是拉希德·阿里被迫采取的行动，前者迫于康沃利斯的到来，后者迫于印度旅的登陆，而不是一个“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总之，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德国人对伊拉克这次暴动所持的态度，除了把它看作是一个牵制性的可乘之机以外，还另有企图；已经弄清楚的一点是，迟至希特勒发出5月25日第三十号命令的时候，伊拉克人之所以受到鼓励，只是为了他们具有同英国人捣乱的价值，好让德国人放手入侵苏联。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整个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时的形势比参与其事的人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伊拉克的政界人士虔诚企求泛阿拉伯独立，不管他们及在其邻国中和他们同样的人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过度的、长期受到挫折的贪得无厌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是一种得寸进尺的精神病态”。他们希望在战争的压力下强迫英国和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独立，但是到1940年9月还没有结果：维希法国仍然恃强行暴，压制近东各国的民族主义者；那时，由于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书而在国内和美国受到猛烈攻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