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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损失，使奥金莱克将军把驻扎在北方战线——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部队撤调去增援。戴高乐从而注意到，由于英国第九军在近东国家的人数大见减少，使自由法国部队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于是他援用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第三条，提出当时仍由第九军总指挥官统率的近东国家的法英军队应归自由法国指挥。戴高乐提出这一要求的重要性，正如贾德鲁所说的，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中东地区的总司令官却回答说，第九军仍有各级官兵四万四千人，因此仍然超过了自由法国的实力。英国人事实上是并不准备因为一时危急而放弃一个基地的指挥权，这个基地迟至1943年秋发生多德卡尼斯战役时仍然具有其重要性；1942年9月30日，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告诉戴高乐：“指挥权必须仍在英国人手中。”
9月23日，戴高乐离开布拉柴维尔动身去伦敦时，曾通知贾德鲁，说他决心“彻底清除脓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30日，他同丘吉尔会晤，结果是一切有争议之点都完全陷入僵局，戴高乐公然宣布，不论是叙利亚人还是黎巴嫩人，都没有举行选举的要求；威尔逊将军作为一个军人，对选举也同样持反对态度。为了缓和这一僵局，英国外交部和自由法国外交事务专员经过一番努力，拟订了一份英国…自由法国关于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事务协商制度建议草案，于10月9日电告贾德鲁：将在伦敦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在近东地区建立一个混合委员会，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选举则在1943年春季举行。这个意见似乎起源于上一年4月4日贾德鲁向斯皮尔斯提过的一项建议：使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的一些原则协调起来，以便应用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分别负责管辖的地区；但在10月16日，贾德鲁已看出它是“一杯毒酒”，极力主张拒绝英国的建议。他反对这样一种方案，即双方都必须同意做到一切服从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共同目标，因为军事安全的动机常被英国人援用来迫使法国人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假如共同胜利不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权利和利益，那么对于法国来说，这种胜利就失去了值得注意的意义。”无论是给予近东国家什么样的独立，无论对中东总的局势会引起什么反响，这些权利和利益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保持。法国不能为了适应英国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而调整它自己在近东国家的传统政策，“主要是基于大体上保护基督教徒少数派的权利，而特别要维护黎巴嫩的完整”。拟议中的这种英国…自由法国的伙伴关系，势必把法国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他本人宁愿保持目前这种意见不合的状态，以使法国的权利得到保护。而不愿达成协议来使法国的权利在现在和将来都要从属于英国中东政策的整体需要。尽管有此反对意见，但由于阿拉曼战役大捷，由于11月6日英国和维希法国之间的停战协定在马达加斯加签订，以及丘吉尔对自由法国对于马达加斯加和法属北非的情绪所表示的关切，因而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贾德鲁于11月下半月访问伦敦时，得到民族委员会的批准，宣布来春恢复近东国家的宪法政府，夏季举行选举。
因此，经过在近东地区十八个月的颇不协调的联合之后，英国人和自由法国人在互相接受对方的大不相同的观点上比开始的时候距离更远了。贾德鲁的坦率态度透露出，他至少懂得英国方面想以审慎的让步来安抚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力量的愿望；他的抵制，主要不是由于他认为英国政策不切实际或者是方向错误，而是由于它同法国鼓励派别利益、“分而治之”的传统政策有矛盾。所谓保护近东国家基督教徒权利那种激动的主张，不过是法国知识界的妄自尊大和自我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所起作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外表，他们有一个法国的学校网充当“我们控制近东国家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基础”。自由法国在当前的局促处境下，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态度：“我们资源匮乏，迫使我们对于原则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因为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颇有耐心、擅长外交的贾德鲁的观点尚且如此，那么从他那个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首脑那里，又能指望些什么呢？英国同自由法国在日常打交道中，不论有什么过错，贾德鲁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根本的分歧在于法国人和黎巴嫩人中的亲法少数派囿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泛阿拉伯人士和英国人（两者同样也受利己主义的驱使）则也许是过分乐观地着眼于一种规模要大得多的统一。自由法国人由于他们在物质上的脆弱和思想上的顽固，因此在这场利害关系的冲突中，终不免遭到失败；但他们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就是不肯承认这些弱点，这就导致他们虚构出一个典型的“背后捅刀子”的神话，按照这种神话来说，英国从一开始就执意要把他们从近东地区撵走，因此千方百计使他们保持软弱状态，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恶化，而自由法国也就不得不在原则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第六章 英苏对波斯的干涉
国王礼萨在这次大战爆发的时候，身为波斯的主子已有十八年了，他一贯奉行民族主义和排外政策，这是他想用改善交通运输、实行工业化的方法来开发本国资源的愿望所形成的。因此，他既少不了来自英伊石油公司石油开发特许权的产地使用费，也离不开外国承包公司在发展公用事业方面的协助。为了保持不依附大国，他对于这种外援，只要可能，总是取自欧洲的中小国家。可是他在战前的对外贸易，终究大部分是同苏联和德国进行的，而以苏联居先，德国居次。不过，自沙赫特博士访问中东以后，1936…1937年的对德贸易第一次开始同对苏贸易相抗衡。德国供应波斯的铁路器材、机器和工具，较其他任何国家为多，以换回原毛和原棉。由于对苏商约于1938年6月失效（显然是波斯逮捕了五十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结果），对苏贸易一落千丈，德国在波斯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便相应上升。波斯已在1939年9月4日宣布中立，所以官方报纸认为德国对波斯的货物供应遭到英国海军的封锁而被阻挠是不公平的，何况用以换取这些货物的波斯商品早已在大战爆发之前交给了德国。但是，1940年3月25日同俄国签订的新商约，特别是第十条关于波斯和与俄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准予自由通过苏联国境的规定，为取道大不里士和特拉布松或巴统的对德贸易开辟了新的前景。
波斯政府隔山越水支持欧洲那些独裁政权的自然倾向，大大强过于阿拉伯语国家的舆论倾向。波斯的政治舞台由国王礼萨这个专横的人所控制，他本人就是白手起家的（尽管他不喜欢别人提起这件事，并且还给他的王朝用了巴列维这个古代的名称）。波斯的社会活动家和官员们的性格大多是优柔寡断，怕负责任，使国家不是象梅罗文加王朝那样领导乏术，就是成为独裁统治，而别无第三种选择；至于1906年到1921年期间的立宪政府，在大国干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证明为毫无希望的失败；身为哥萨克旅旅长的礼萨于是填补了真空。瓦尔特·博斯哈德，一位瑞士记者，1940年在大不里士一家旅馆看到的一份有历代伟人插图的日历，说明了这位国王和对他阿谀奉承之徒的视野。插图的中央，是国王礼萨和拿破仑；稍偏一边，是墨索里尼、希特勒和阿塔图克；而西奥多·罗斯福和几个波旁王室中人则同凯撒、亚历山大大帝放在一起；这些人上面，坐着摩西，手执十诫。德国人不失时机，利用了这个有利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充分利用波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威胁印度；纳粹政权建立后不久，他们曾奔走设法重新同波斯建立了经济和宣传方面的联系。这次大战爆发后两个月，他们委派了过去三年德国人在意大利的国家党组织领导人、党卫队队长埃特尔出任驻德黑兰公使，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相形之下，英国对波斯的政策就不同了，英国驻德黑兰的一位前任公使曾把它描绘成为一种“仁慈的中立”的政策，据说德黑兰是亚洲唯一没有英语报纸的首都。英国主要关心的，似乎在于保护那家巨大的英伊（朗）石油公司。在法国崩溃之后，波斯财政部于1940年6月17日宣布：它已决定拒绝接受1939年由该公司居间促成的一笔五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原因是波斯希望到手的货物——钢轨、飞机和其他的战时军需品——由于战争，都未见从英国运来，而且财政部的定单先是延期，后来又被撤销了。下一月，财政大臣又埋怨石油公司未能按波斯政府要求的速度开发波斯南部的石油资源，而石油产地使用费则是波斯政府的重要财源，在1939…1940年的财政总收入中占百分之十一点五。他的发言继之以多次反英示威游行。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由石油公司偿付1938…1939年的损失一百五十万英镑，并由该公司保证1940…1941年每年缴纳产地使用费四百万英镑，以后视情况再议。
波斯的工业发展，1936年以来主要是在德国扶持之下的，这就很自然地引进了大批德国技术人员，前来安装机器和训练波斯人使用这些机器。在所有的重要工厂，特别是发电站、炼钢厂、纺织品贸易部门以及邮电部门，到处都可看到他们。据说苏塔纳塔巴德（德黑兰附近）的兵工厂就雇有十一名轴心国人员；铁道管理部门有二十名轴心国人员担任高级职务；广播电台有五名德国工程师。按波斯官方资料，1941年7月9日，这个国家雇用的德国人计六百九十名，至8月，下降为六百六十四名（男性）。而据英国人的估计，1941年8月份的德国人人数在一千二百名或一千五百名到二千名之间，至于以前的种种猜测，竟有高达此数十倍的。据信，这些德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带有家属的真正技术人员，而英国人的估计数字也显然包括这些家属在内；这样，英国人最保守可靠的数字，同波斯只计算成年男子的数字，就出入不大了。这批德国侨民，被组织在“公使兼国家党组织领导人”埃特尔监督之下的德黑兰“德意志之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西门子、I·G·法本、克虏伯、赫希蒂夫等这类大联合企业的雇员。在别的国家，这些公司的工资单上总被怀疑有一部分人员是暗中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据说拥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德国公使馆（可以想象，这些人员不在波斯雇用的德国人数字之内），就是资助和组织1941年4月伊拉克暴动的一个主要中心。据说，4月中旬，包括一名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一名在土耳其活动的赫赫有名的纳粹宣传家施密特…杜蒙在内的一个代表团，曾访问过德黑兰。德国驻伊拉克的前任公使格罗巴博士，在拉希德·阿里发起的暴动使他能在1941年5月回到巴格达之前，就曾将德黑兰公使馆作为他的总部；而且在伊拉克暴动结束后，许多亡命之徒——德国人、拉希德·阿里和“四大金刚”以及穆夫提及其同伙巴勒斯坦的极端分子——也都到德黑兰来了。
因此，在肃清伊拉克暴动之后，特别是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当时已经结盟的英苏两国政府愈加注意潜伏在它们后方的德国第五纵队，那是很自然的。6月26日，德军越过苏联国境才不过四天，苏联政府便“向波斯发出照会，声称它掌握了一些报告，在波斯的德国人正在准备发动政变”。据报道，在以后两周中，英苏两国政府曾施加一些压力，强迫有些在波斯的德国人离境。7月19日，即在英苏互助协定签订后一周，两国政府敦请波斯政府注意波斯境内德国人为数众多的情形，以及他们可能以损害英俄利益的行为破坏波斯中立的危险。……希望波斯政府对提不出充分埋由留在波斯的那些德国人安排他们离境。
据悉波斯政府曾于7月29日复称，驱逐德国技术人员，将严重影响波斯同德国的正常关系；驱逐他们出境不仅会招致德国的报复，而且违反波斯的中立；但在另一方面，已有人员被委派去管理由两名德国技术人员经管的波斯湾无线电台，还有连同船员一并被扣留在沙赫普尔港的八艘轴心国商船也已在两艘波斯炮舰的监视之下。一周后，显然是来自安卡拉外交界高级人士的消息称，德国驻德黑兰公使曾于8月6日提出照会警告波斯政府，德国在波斯的旅客和居民如被驱逐出境，将被视为不友好行为，将迫使他的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有些德国人，留在波斯已无任何明显的正当理由，现被要求赶速离境，波斯警察似乎也加强了对所有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