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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行使他的职权。
于是，到1942年底，横贯波斯直达俄国的补给线的艰巨的筹备工作和扩展工程大部已告结束，并开始显示出成果，它的运载量比那年年初就提高了两倍，可是英国对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已经证明为力不胜任。这或多或少是由于可以使用的人力有限和物质配备不足无法克服天然的障碍，但也因为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工作中会遇到由于波斯政府和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而产生的种种令人生畏的困难。于是美国挑起了更重的担子：第二年它在克服天然障碍方面能调动它所拥有的大得多的人力和物力，获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美国专家们在同这个国家过分的民族自负和渗透到波斯社会生活全部组织的贪污舞弊作艰苦无情的斗争时，必须充分表现他们所具有的效能和耐心。
然而，事实证明外交和政治问题要比经济和财政问题容易处理一些。1942年初，由于猝然废黜了冷酷无情的国王礼萨，加之1941年8月同盟国部队介入以后，士气低落的波斯军队把大批武器出卖或遗弃给当地的部族，造成部族之间的大乱。在波斯西北部，库尔德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西南部也是这样，诸如巴赫蒂亚里和令人生畏的布伊尔…艾哈马迪等部族再次宣布行政权独立，而强大的加什盖伊部族也蠢蠢欲动。年迈多病但忠厚朴实、素有修养的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首相由于库尔德人的骚乱以及他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无能，于1942年2月28日辞职。他的后任阿里·苏海利依从了同盟国部队的坚决要求，把窝藏德国侨民和在其他方面为轴心国效劳的一些波斯人关押起来。4月13日，政府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封闭了日本公使馆，这个公使馆自从同盟国干涉波斯后一直是轴心国搞间谍阴谋活动的总部。4月22日，波斯政府宣布，凡散播反对同盟国或亲轴心国的宣传或窝藏轴心国侨民者，作为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严加惩处。8月间，卡旺·萨尔塔纳继任首相，接着逮捕了一批亲轴心国的波斯人。但是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的胜利，他们至少认为，再次作好准备以防德国有朝一日通过苏联侵入波斯是有益的。德国特务弗朗茨·迈尔在同盟国部队介入后就与一个亚美尼亚同伙转入地下隐蔽起来。1942年1月，他同这些亲德分子进行联系。他们一道组织了一个所谓“波斯民族主义”运动，这个组织由一名内阁大臣、三名国民议会议员、十一名将军和其他几名高级军官组成。他们的目的是在波斯北部煽起库尔德人和其他部族的叛乱，同时，那个也在1941年9月份的一次逮捕中漏网的贝特霍尔德·舒尔策少校在南方策动加什盖伊部族，通过特别信使同迈尔保持接触（这些同谋者还从日本公使馆那里接收了五架无线电发报机）。1942年间，迈尔去伊斯法罕会同波斯的扎希迪将军（1951年任内政大臣）拟订与南方部族合作并在德军到达波斯边境时发动叛乱的计划，其细节待斯大林格勒陷落后再最后定下来。迈尔还打算组织一次政变，废黜年轻的国王，并在盟军防线后方作战。可是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战场上遭到失败时，迈尔在伊斯法罕的波斯同谋者惊慌失措。虽然迈尔本人逃往德黑兰，但在11月间，他的同谋者之一使一个英国情报军官获得了迈尔的一只装有文件的手提皮箱，这些文件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波斯第五纵队的重要成员名单。于是扎希迪将军被捕并在12月初移送关押。德国人的第一阶段计划业已失败了。
在伊拉克，由贾米勒·米德法伊组织的新政府在镇压拉希德·阿里叛乱之后，于1941年6月9日同意大利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下令解散青年和民族主义社团，特别是一些最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活动频繁的中心福图瓦和穆萨纳俱乐部。行政机构受到清洗；公立学校里有一百多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师被解聘。禁止收听轴心国广播。在警务和外事方面作出了使英国人满意的变革，可是政府在改革军队方面，进展得相当缓慢。各界有势力人士正在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德国入侵俄国的发展，他们仍然不想急于全面倒向英国而不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内阁本身在对于如何有力地开展清洗嫌疑分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10月初，一贯主张“既往不咎”的米德法伊宣告辞职。其时，在镇压叛乱以后担任伊拉克驻埃及公使的努里·赛义德奉召回国组织新内阁。其中只有一名米德法伊内阁的成员留任。由于维希法国和日本曾援助过拉希德·阿里，政府同它们断绝了外交关系，还把五十人同已被米德法伊拘留的二十五人关押在一起。到1942年2月初，被拘留的一般罪犯的人数增加到二百人，在同月晚些时候，又有二十名被开除出军队的军官同他们关押在一起。3月份，政府对伊拉克逃犯进行审讯，那些人是在1941年8月战役以后被英国人在波斯捕获的。5月5日，“四大金刚”中的两人马哈茂德·萨尔曼和法赫米·赛义德，连同曾在拉希德·阿里手下任经济大臣的青年领袖穆罕默德·尤努斯·萨巴维一起，被处死刑，其他罪犯则被判处徒刑。1942年7月，当德军在俄国南部和两部沙漠两路洋洋大观地推进时，一股来自咖啡馆的传闻以及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不时散播的谣言象野火般迅速传播到各城市，然而，摄政阿卜杜勒·伊拉、首相努里·赛义德和英国大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却任凭风吹浪打，齐心协力地把稳着伊拉克的航向。
第九章 协调问题：国务大臣办公室
1941年春到夏初，中东的问题越积越多。4月初，尼罗河的军队被迫从昔兰尼加撤至埃及边境，留下一支部队保卫托卜鲁克。4月底，英帝国军队从希腊再乘船离境。接着在5月间又从克里特岛撤退了。在伊拉克，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发动政变，以致发生5月初袭击皇家空军哈巴尼亚基地和包围巴格达英国大使馆的事件。在近东各国，形势很明显，当茨将军的维希行政机关正屈从德国的压力，向它提供登陆和其他便利，而自由法国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则一致要求韦维尔将军立刻采取行动。6月中旬，第八集团军试图突破靠近埃及塞卢姆边境的隆美尔防线，但未成功。
综观战斗全局，显然暴露出两大问题。第一，中东总司令肩负同时指挥五个战役的重任（包括在埃塞俄比亚肃清意大利的反抗势力），应尽可能减轻他的行政管理职务，特别是关于补给问题的负担。第二，政治和军事已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时需要某种协调的因素。为了处理行政管理和补给问题，海宁将军于6月初以总监身分从伦敦奉派前往开罗。根据他到达后作为总监而提出的建议，他接奉指示，应建立一个全面的行政协作制度，负责海陆空三军各单位和对外机构诸如飞机生产部、战时运输部以及埃及政府和有关补给问题的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
1941年6月29日，奥利弗·利特尔顿被任命为英国驻中东地区国务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在首相的备忘录中规定了他的职责，据说国务大臣的主要任务是承担起不属于各总司令的责任，向他们提供以前在当地无法获得的政治指导，以及迅速解决属于英国政府总方针范围内但涉及几个地方当局的各种问题。根据这些要点，他负责处理同自由法国的关系、同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关系、对被占领敌区的行政管理、宣传和颠覆战、财政和经济战以及对总监的活动，包括与来自美国的补给物资有关的种种事宜进行监督。在外交和政治方面，他有权调整英国驻埃及、苏丹、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埃塞俄比亚、英属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和前意属索马里、塞浦路斯、近东各国（占领期间）以及后来的驻马耳他、亚丁和也门等国代表的政策。国务大臣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须向首相和战时内阁请示汇报，但在紧急情况下有权代表战时内阁行使权力。由此可见，国务大臣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为他必须处理许多涉及国内其他大臣对议会负责的问题。此外，他在可能范围内应将三军和一些在中东派有代表的国务部的一致建议送交内阁，这样，就给他增添更多的困难。
利特尔顿于1941年7月5日到达开罗，陪同他前往的有一名高级文官、一名外交部顾问和一名私人秘书。在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工作人员又增加了几个。利特尔顿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他自己的班子小一些，每当牵涉到行政职权问题时，就通过诸如中东补给中心等“联合部门”解决。因而他这个秘书处的性质类似伦敦战时内阁的办事机构，而不是一个行政部门。四年来，这一小型组织表明，它灵活机动，足以应付战争所加给它的重负。7月初，中东战时委员会成立，它的成员包括三个中东总司令、英国驻埃及大使和驻伊拉克大使、英国驻沙特阿拉伯公使和后来的驻波斯公使、驻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高级专员、塞浦路斯总督和后来的东非总司令、波斯…伊拉克司令部总司令以及马耳他总督和亚丁总督等人。可是，委员会仅是一个谘询机构，难得召集全体成员开会。然而通过它召集的会议和小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为整个中东战区的一个重要的协调中心。防务委员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它于8月初成立，由三个中东总司令组成，而以国务大臣为主席。委员会每天碰头一次，实际上用作向战时内阁呈报三个中东总司令联合建议的一个重要渠道。
起初，国务大臣和总监的职权似乎有点重叠。后来通过利特尔顿和海宁的讨论，战时内阁批准了他们作出的安排，规定今后由总监负责在后方组织航运、港口、铁路和公路事宜，负责调配粮食供应，监督维修机动车辆，与皇家空军进行关于修理问题的合作，以及负责对于军事人力的使用和军队的行政管理提出意见。经规定，海宁应接受国务大臣的全面监督，但仍然须对陆军大臣负责。他的职责包含许多技术性问题，诸如加深码头泊位和埃及红海各口岸的铁路连接，完成上埃及从瓦迪哈勒法至舍拉勒的铁路工程，开辟外约旦亚喀巴和马安之间的交通线，铺设伊拉克卡尔巴拉和鲁特巴之间一米轨距的铁路线以及发展巴士拉港口等问题。结果发现，在三军指挥下和在国务大臣的配合下，技术部门能满意地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总监的职位终于被撤销。
国务大臣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1941年7月14日在阿克（圣贞德）签订的近东各国停战协定所造成的后果。在协定签订后随即到达中东的戴高乐将军，对于停战条款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条款对于自由法国不尽有利。这个因素，加上法国怀疑英国对近东各国的政治动机，导致1941年7月25日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的签订，随后国务大臣同戴高乐，后来又同贾德鲁将军就各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诸如遣送维希军队回国问题、叙利亚和黎巴嫩宣布独立问题、在德鲁兹山区招募部队问题以及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供应小麦问题等等。斯皮尔斯代表团在贝鲁特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斯皮尔斯将军亲自任主任，直接在国务大臣领导下工作。同年晚些时候，分别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两个首都设立英国公使馆，由斯皮尔斯兼任驻两国公使。此后，斯皮尔斯直接接受外交部的指示，但所有来往电报均抄送国务大臣。公使馆与国务大臣办公室之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由于对近东各国实行双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三重的管制存在着种种困难，这种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就其他外交职守而言，国务大臣一开头就煞费苦心地注意不干扰英国外交代表对驻在国内部事务的职权。可是，国务大臣同他们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务大臣办公室能够大力支持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特别是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国务大臣和他的官员经常访问各国首都，而且他的开罗办事处，由于各有关方面将它们同外交部往来的事关全局的电文均抄送该处，或以私人信件方式报告，所以对一切发展都能了如指掌。
1941年5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讲话，接着盟军占领了近东各国，因而导致人们再次提出关于阿拉伯联盟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四面八方，建议各不相同，从建议成立一个大叙利亚一直到成立一个在国王伊本·沙特保护下包括犹太自治国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联盟的更为宏伟的计划。1941年9月，国务大臣访问伦敦期间进行讨论的结果，要求中东（官方）委员会在同英国驻有关各国的代表商量后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