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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战争，对任命英王陛下政府的大臣以地区为基础行使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试验，而任命驻中东国务大臣是这些试验中的第一次。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达夫·库珀被任命为常驻新加坡大臣，他在短期内行使了类似性质的职权。1942年，斯温顿勋爵被任命为常驻西非大臣。北非登陆后，哈罗德·麦克米伦被任命为常驻阿尔及尔大臣兼盟军最高总司令政治顾问，他先后在北非和意大利行使职权，直到战事结束。就中东本身而言，1944年1月凯西离任时，原来继承沃尔特·蒙克顿爵上任副国务大臣的莫因勋爵被任命为常驻大臣。1944年11月，他遭到暗杀后，由爱德华·格里格爵士（后为奥特林厄姆勋爵）接任，他留驻开罗，一直到战事结束以后。在战争时期，国务大臣或常驻大臣的存在，大大促进了英王陛下政府的三军当局和外交或殖民代表的工作开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战时的形势下，当时间上不允许向伦敦请示时，不仅需要当机立断，就地作出决定，而且要求有一个中心，作为英国各有关当局以及盟军和联系当局得以就次要问题请求帮助的一个上诉法院。尽管在开头的时候，一个外来权威的出现，难免令人有不快之感，但不久英国的军政和民政官员对有这样的一位非部门大臣的存在，颇具好感，因为他不仅能够起到解决部门之间纠葛的仲裁者的作用，而且他的办公室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能起到“票据交换所”的作用。从这一观点出发，毫无疑义，驻开罗国务大臣完成了一项有益的任务，而且他的职务对于赢得中东方面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十章 经济问题：中东补给中心
战争的沉重压力，对人们的创造力和组织力是一大促进。德军的东进与地中海这条重要贸易路线的封闭，使东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产生了许多问题，非要有新的办法在经济上实行防御不可。因此，中东行将成为一个实行国际性区域计划的试验场所。
按照在战争期间明确起来的界限，中东是有其一定的地理上的统一性的，它大致包括那些把东地中海和红海作为贸易通道的国家。这个地区虽然有一些世界上农产品最丰富的小块地方，但它主要位于沙漠地带，这个地带把北方的温暖区同热带雨林区分隔开来，因此它不能算是富庶的地方。除了供西方文明世界使用的大量石油蕴藏以外，它也没有什么可资建立任何相当规模工业经济的矿产资源。它有着大片大片的地区，分别处于人类文明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狩猎、畜牧、农业、工业，也许它最大的社会问题就在于如何平稳地实现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是从狩猎过渡到畜牧；在大多数沙漠阿拉伯国家，是从畜牧业向农业过渡；而在埃及和以色列，则是从农业向半工业过渡。它的许多地区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增长而耕地面积和生产力却没有相应的增长。埃及的人口在战前二十五年中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耕地面积却只增加百分之一。据估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增长率甚至更高，战争爆发时，年增长率即达百分之二点五，犹太移民还完全没有计算在内。在这些国家中，人口对食品供应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如遇生产上和贸易上的经济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失调，例如战争所引起的失调，它们就要遭到严重的危险，这是很自然的。
无疑，该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埃及、苏丹、巴勒靳坦、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人口数字，在城市中的是五百五十万，在农村里的是二千七百万，其比例约为一比五，同英国六比一的比例恰恰相反。根据粗略估计，每个男工的农业生产率差不多只及英国水平的四分之一，美国水平的六分之一；但每英亩耕地的产量，对比之下，情况要好得多。这一地区呈现出来的情景是，其经济一部分是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和畜牧业，一部分是沿着古老的贸易通道的经商活动，一部分是某些主要剩余农产品对欧洲和一般工业社会的出口（如埃及的棉花、伊拉克的枣子等）。这些产品用以交换主要供城市消费的制成品以及铁路、发电厂和某些工厂所需的基本建设的设备。农村经济的维持，部分是靠对城市出售剩余谷物，部分是靠各种各样的农村手工业——制绳、鞣革、羊毛制品等等。农民指望通过这些货物的交换，购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火柴、烧饭的火油、杂货、锅子以及某些简单的金属制品，而最主要的是衣着用的棉织品。事实上，这些消费品大部分是进口的；而且，显而易见，这些进口货源的枯竭，就意味着剩余谷物再也不会从农村中卖出来。
中东对外贸易的方向自然是有些复杂的。印度是棉织品的主要来源，其他制成品主要来自欧洲。1939年对英国的贸易额约为八百万英镑，对其他欧洲国家约为一千四百万英镑，对美国约为一百万英镑。显然，完全断绝对欧贸易，要使中东的经济即使是大体上保持它的正常状态，也将会给英国和美国加上一个沉重的负担。
就英国来说，居民都有文化，又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文职人员，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改变生产，虽然有困难，但还远非不能办到。可是，要使另外一些国家这样地调整生产，其情况势必与英国大不相同。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人口中通常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文职人员很少，营私舞弊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它们主要的经济基础大体上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传统的农业体系。那些试图帮助中东渡过其危机的英、美顾问经常遇到的，全是些英国人从都铎王朝时代起直到十八世纪才得解决的问题。
战争的最初八个月并没有十分剧烈地影响中东。地中海是开放的，同南欧、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依然畅通无阻；印度还未受到日本的威胁，仍旧可以生产供中东消费之需的纺织品、大米、茶叶和香料。但是，中东的商人已很清楚地预见到风暴行将临头，因此，当进口还是可能的时候，就有一种增加进口的趋势，结果货物慢慢地开始在港口堆积起来——这是问题的最初迹象，后来当军需物资开始大量涌到时，它就变成一场灾难了。
1940年6月，新的局面开始显示出它的真象。意大利的宣战，接着是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损失，意味着地中海迟早要被封锁，不能发挥其贸易通道的作用。这一下子，中东就成为世界上从英国获得供应品的最遥远的地区之——取道开普敦航线相距约一万二千英里。
1940年秋，英国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是：保卫本土基地以防入侵；对在中东的韦维尔将军进行增援。他肩负着保卫埃及和苏伊士并扫荡可能威胁苏丹的东非意大利部队的重任。对中东司令部的补给当然是一项军事要务，因此这年冬季，埃及各港口以及整个铁路和公路系统就开始感到民用进口和军事供应之间竞争的压力。那时，中东港口的总吞吐量，约为五百五十万吨民用进口物资，而到了阿拉曼战役的时候，单单是军事运输计划就已达到每年五百万吨以上。
由于1941年春一系列紧急事件的结果，英国已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中东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将发展到具有重大关系的地步；如果总司令为处理民用物资的供应和政局不稳定这两方面的迫切问题而大伤脑筋，那就不可能指望他专心致志于指挥战争。英国派驻每一国家的外交使团也不可能对整个地区在急剧变化中的局势保持一种持续的、全面的观察，从而使它们能把整个军方的担子接过来。因此，需要在开罗设置一个类似影子内阁的机构，既对本国政府提供有关当地局势的意见，并能牢牢掌握从德黑兰到喀土穆日益加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紧张形势。结果是设置了两个职位，先是总监，后是驻中东国务大臣。国务大臣办公室的职能自然而然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军事政治，财政经济，补给和运输。一位经济顾问E·M·H·劳埃德奉命同他属下的三位经济学家处理财政和“纯”经济问题，如外汇管制、通货膨胀、囤积居奇、银行信贷和生活费用等。在战争期间，这个机构出版了一种内部发行的经济与统计月报，内容有：中东外交使团的商务秘书和殖民地政府的报告摘要；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详细分析；以及每期刊载的统计表，包括贸易额、生活指数、钞票流通量、银行存款、批发物价指数、黄金价格和盟国的纯军事支出等。在此以前，关于整个中东的这类统计数字是没有的；所以，在战争期间为经济协作而迈出的一步——在整个地区的基础上提供经常的和可资比较的统计，这是值得注意的。
国务大臣的第三个职能——协调中东的民用供应——更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不消多久就已清楚，有必要在国务大臣的职权范围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同时也与总司令部有密切联系。首先自然是在总司令部内成立一个组织，由总监予以照管。1941年4月，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的一位董事亚历山大·基翁…博伊德爵士接管了这个小小的供应处，它在总司令部内占用了一个房间。这个补给机构的最初形式，几乎是直接隶属于总监的，由他担任其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到了1941年11月，R·G·A·杰克逊司令接替亚历山大·基翁…博伊德爵士时，经过调整而成立的新机构一直存在到1944年。在国务大臣的领导下成立了中东补给理事会。英国驻中东各国的使团、中东各国政府、三军以及联合王国商业公司都有代表参加这个理事会。理事会本身显然过于庞大，不能经常开会，因此指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半年一次的理事会开会以后的时间里全权负责工作。为了执行政策，一个重新定名为“中东补给中心”的执行机构建立起来了，由一位直接对国务大臣负责的主任领导，作为总司令部下面的一个独立部门。
成立民用物资供应机构的第一个迫切任务是，把原定运往希腊共计约有几十万吨的货物改变航向。当这些物资还在海上时，就发生了盟军撤退到克里特岛的情况，因此必须作出紧急的重新部署。与此同时，土耳其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得到五万吨小麦，渡过饥荒。马耳他给英国海军提出了一个几乎是无法办到的补给问题，而且，有明显迹象表明，中东的收成可能远远不敷该地区渡过来年冬天之需。因此，必须采取紧急的、大规模的行动。这些问题都不是由伦敦马上可以处理的。军事局势月月变化；对克里特岛的补给工作几乎刚计划就绪，该岛就已陷落；西部沙漠和近东各国（那时还在维希政权控制下）的局势既未稳定下来，也无好转希望。从1941年夏季到战争结束，整个民用物资的供应问题都是由中东补给中心掌握的，只有对土耳其的补给工作是由设在安卡拉的英美协调委员会掌握，对马耳他的补给，有一段时期主要由英国海军通过马耳他航运委员会处理，但中东补给中心派有代表参加，后来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民用供应的具体机构，不用说，是缓慢地而且是分阶段地发展起来的；但是，把它从1942年、1943年一直到1944年一直存在的、已经发展的体制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叙述，或许是适宜的。
这个机构有双重目的： 1。 保持对中东国家经济上必不可少的民用供应，借以保持一个稳固的基地，同时也符合道义上的义务，以保护中东免受战争造成的最严重的苦难。 2。
保证这些物资的供给应最低限度地求助于盟国的船运，最低限度地使用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人力、物资和厂房面积，最低限度地影响中东的港口和铁路系统。
因此，很明显，不论是在中东还是在盟国进行战争的两个平行的中心——伦敦和华盛顿——都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在中东，它将有两项主要任务：尽早地预先对最低需要作出估计，向伦敦和华盛顿提供详细的要货清单；并帮助当地增加各种类型的生产，借以减少进口。在伦敦和华盛顿则有必要将这项计划和其他方面对盟国船舶的需求加以协调；使这项计划与民用物资的生产计划和供应不足的物资的定量配给相适应；还要产生一个运输机构，负责把货物从工厂完整无缺地装到自英国和美国港口启航的护航船队上，同时要考虑到从印度、澳大利亚、南美洲以及对盟国船只开放并对供应物资能有所帮助的任何其他地点的装货情况。
在中东，采用了一种周密的进口许可制度作为管制措施。显然，不可能把盟国航运和物资供应的详细情况经常通知中东各国政府；当然也没有理由期望这些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