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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以后部分，打算通过对已经找到的某些实际解决办法的叙述，来说明比较广泛的区域性问题是如何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归入到中东补给中心职权范围之内的，其中许多问题在和平时期也是极为重要的；并说明如何导致进行一些实验，这些实验中有些是落空了，有些结了果，这些有结果的实验可能具有长远的意义。
在和平时期，中东是进口粮食的，虽然不是大批购货的主顾。在主食方面，谷物总生产量同总消费量大体相等。但是，这种算术上的相加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各地对所吃的谷物品种如，小麦、大麦、米、玉米、小米等，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习惯，而实际种植的谷物同其特殊需要不见得完全相称。伊拉克有大量剩余的大麦（在丰收的年份可达四十万吨，在歉收的年份或许也有十万吨）；埃及有多余的小麦，只是多余的数量要小得多；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大体上能够自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苏丹和马耳他则都要依靠进口。整个地区的茶叶完全不足，而且要进口大量的咖啡、香料和糖。油籽是阿拉伯人食物中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从埃及的棉花作物以及苏丹和东非获得供应；橄榄油则来自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肉类除城市以外，吃得不多——动物蛋白质是中东日常饮食中最为缺少的一项。按照西方标准，整个地区的食物营养是严重不足的。但谷物是最为重要的食物。每年大约种植和收获一千二百万吨；显然，即使减产百分之十，也就要大量进口了。
1941年，这种经济的弱点显露出来了。那年年初，不可缺少的春雨没有下降。接着，在5月份，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作乱又耽误了大麦的收割；最后，在6月份，叙利亚和黎巴嫩战火蔓延，规模不小，要把维希政权从近东国家撵走。影响谷物供应的，不仅是由于打仗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心理作用。剩余谷物并不是大庄园生产的；它们是从上万个村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要是农民受了惊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饥荒，他就要攒积谷物。1941年，由于受到德国无线电宣传的影响，这种情况开始大规模发生了。到1941…1942年冬，要求进口谷物的申请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中东补给中心。有一个时期，仅埃及就估计缺少三十五万吨。到3月份，局势已经显得岌岌可危；英国的货运接济不上，不少船只被击沉，中东各地告急乞援的要求纷至沓来。5月18日，中东补给中心接到通知，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库存仅能维持到5月27日，而新粮在6月10日以前大约不会上市——这就出现了大约二万四千吨的差额，而中东补给中心在整个中东掌握的存粮却不超过一万二千吨。于是，只得逐日发放小量存货；埃及政府在加速收购当年的收成方面也做出了奇迹；危机因此得以渡过。不过，为这个歉收的年份所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九万一千吨谷物运给埃及，十万吨给叙利亚，九万吨给巴勒斯坦，七万吨给土耳其，三万八千吨给塞浦路斯，还有许多需要较少的地方——总起来，为挽救饥荒，绕过好望角运到中东的谷物共达六十万吨。
以后还有过一些其他化险为夷的事件——在德黑兰，有一天粮食库存下降到只有一天的供应量，在大马士革发生过抢粮的风潮，在沙特阿拉伯也有过一些尴尬的时刻，在亚丁保护地的内地发生过饥荒；这些事情的细节已是无关紧要。不过，1942年以后，总的形势就不再如此糟糕，原先估计1942…1943年谷物进口需要三十六万五千吨，包括部队的九万五千吨，可是，当新的、丰收的谷物开始源源上市时，实际进口总量只有二十七万吨。
情况改善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天气较好，此外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制订了增加谷物种植面积的方案，而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所制订的“小麦征购计划”。关于增加农业生产的各种方案，下文还要予以补充说明。这里单把最大的一项，即以将近一百万英亩种植棉花的埃及土地改种谷物，先说一下，也许是比较恰当的。1941年，英国购买了埃及的棉花（虽然未能运出）以防其经济崩溃。1942年决定加种小麦，尽管预料每英亩产量会大为减低，因为从智利进口的氮肥，从战前的平均五十万吨减少到了只有十三万吨——这是能从智利远道运来的全部数量。其结果在1943年的收成中就体现出来了。
由政府机构征购谷物的办法首先在叙利亚试行。所有私营谷物贸易都被禁止了，当地的磨坊关闭了，甚至被焚毁了，全部农村剩余谷物都必须卖给一个由英、法当局联合设置的专营机构（粮食局）。该机构除法国工作人员外，还有六十多名英国官员参加，分驻叙利亚全国各地，评定每个村庄的上缴额，并筹设“征购中心”，所有谷物都要送到那里，当场（优厚地）付给现金。一方面对为首的少数走私分子和黑市商人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则对农村中的耕种者立即付款，这就使征购计划立见成效：次年，在叙利亚就有了数量相当大的剩余谷物。其后几年，在埃及（英美谷物委员会），形式稍微不同，而在伊拉克和波斯，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当1944年和1945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在中东受过这项工作训练的许多官员被调往该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实行谷物征购计划证明势必连带产生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为乡村市场提供足够消费品的重要性。农民利用其收成以供食用、留种并购买制成品——杂货、煤油、火柴，尤其重要的是便宜的纺织品，他们因为要购买这些商品，所以才需要钱。无疑，在消费品的供应与立即可以到手的剩余谷物之间有着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不巧的是，在战时船运和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几乎总是难以维持这样一种供应。于是，采取了一项少量抛售黄金借以制止通货膨胀的代替办法——农民和商人都是天生的囤积者，只要有此机会，他们也就会把黄金囤积起来（但不要纸币）。
中东补给中心粮食供应处的贡献无疑是节约船运舱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了下文将述及的改进当地生产技术之外，主要的节约措施有四个方面：将种植埃及棉花的土地改种小麦；将氮肥的进口从五十万吨减少为二十万吨到三十万吨之间；将大麦、小米、玉米搀入面包粉（自从中东这样大量消费其剩余粗粮后，估计节约粮食达五十万吨）；实行谷物征购计划。除了粮食供应之外，在节约效果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以油代煤的措施。中东补给中心的其他部门，虽能利用当地原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增加生产，但在节约吨位上从来无法相比，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大规模的节约，只有在不影响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把消费限制到最低水平。
除粮食外，不可能详细叙述关于进口其他物资的各种问题与权宜措施。进口物资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发电和供电设备的备件，水的净化设备的备件（例如，开罗就完全依靠自来水厂供水），运输工具方面的备件（如卡车、轮胎和铁路上的备件），医药用品，包括新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疫苗与抗疟疾的药品，棉织品，皮革，灌溉机械（主要是水泵）和钢铁。一项重大的措施是把埃及的机车从烧煤改为烧油，这样就使需要进口的煤从每月七万吨减为四万吨。战争初期，使供应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是船舶问题，到1944年，英国和北美的工业潜力完全从事于军事生产，致使出口供应缩减到了危险点，而船舶供应情况却大有改善，虽然这也是时断时续。或许最为缺乏的是棉织品，尤其当印度由于受日本的威胁而开始削减它对中东的传统出口时，情况就变得格外严重。中东补给中心终于感到有必要在印度派驻一位官员，同印度政府及其供应当局经常保持接触，以保证中东可以获得相当份额的纺织品。
为物资进口而斗争，是一个战时问题，这一问题在战后正常贸易得到恢复时，似乎就结束了。但是，与之俱来的增加当地生产的努力，却马上进入可能要持久地改善经济的范围了；中东补给中心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主要关心的是其将来。这项工作的局限性必须予以说明。承担真正巨大的工程如灌溉或开垦土地等是谈不到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只能是短期的观点，也因为不可能大规模进口基本建设的设备，因此中东补给中心不能不集中精力于这样一类工程，这些工程在一两年内就能产生利润，并且只需要适当地提供一些物资和劳动力。尽管如此，许多这些企业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第一步，通常是调查这个地区农业发展的可能性。1942年，派出一个英美工作组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调查。以后，在1944年，中东科学工作组又进行了一次更为详尽的、长期的调查，由罗泰晤士特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皇家学会会员A·B·基恩博士、淡水生物研究协会会长E·B·沃辛顿博士、近东基金会的H·B·艾伦博士和汉纳乳业研究学会会长N·C·赖特博士等进行。这个工作组的最后报告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作出了持久的贡献。
农业生产规划需要有足够的科学的建议。中东补给中心慢慢地建立了一个规模虽小而资格很高的顾问团，包括：农业机械、土壤学、灌溉问题、渔业、牲畜、土地使用、蝗虫控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整个地区都可随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多半的时间都花在野外，并同中东各国政府中往往是资格很高，但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工作人员磋商。
增加产量问题是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着手解决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农业机械的供应上面，尤其是拖拉机、收割机与收割扎束机、联合收割机以及一些小的灌溉水泵。在下述各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土壤分析，改良种籽，推广改良羊种，开凿人工养鱼塘，控制仓存谷物中的虫害，开拓培植马铃薯种的新地区（塞浦路斯和黎巴嫩），生产肥料（在埃及以其磷酸盐制造过磷酸钙，在塞浦路斯以二硫化铁为原料，以及从苏伊士炼油厂的废料中生产硫酸）和利用城市中的垃圾（在贝鲁特使用博吉安诺·比科方法）等。重大的项目有：在叙利亚开垦三万多英亩新的耕地，这是由于使用机器并以汽车将劳动力从远处的乡村运来才能做到的；以及开挖一个全新的水道网，把利塔尼河的水通过连绵的丘陵地带，引进来灌溉黎巴嫩南部干旱的海滨平原。
为防止蝗虫的危害作出了非常特殊的努力。中东常易受到沙漠蝗虫的猛袭，通常每隔十二年就要遇到一次蝗虫袭击的高峰时期。不幸的是，1943年和1944年就是这种周期性危害最大的年份。可能要损失一百万吨谷物，这是经受不起的风险。在伦敦世界治蝗研究中心的主任尤瓦罗夫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中东补给中心同英国军队和中东各国政府协作，并得到印度和俄国的协助，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灭蝗远征考察。考察的地区包括：波斯、伊拉克北部和巴勒斯坦边境的山区、沙特阿拉伯的遥远腹地、也门、厄立特里亚、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苏丹。这些远征考察队的组成有时候包括一连以上的英国部队，由一名殖民地昆虫学机构的人员负责指导，他们配备有充足的机动运输工具和无线电，还有飞机（在波斯）。他们不仅能在蝗虫繁殖的地区进行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扑灭工作，而且还因此而增长相当多的有关这一蝗群的习性与繁殖地区的科学知识。
可是，中东补给中心最有价值的工作，也许还不在于它取得那些较为引人注意的成就，而在于其日常对最广泛的各种农业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它设在开罗的农业生产科已经成为整个中东交流农业知识的中心。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它们自然涉及干旱地区的耕种、灌溉及其对土壤的影响，害虫的控制，土壤的侵蚀以及植物和动物的遗传与病害等。可是，汇集知识和交换意见的工作，几乎尚未动手去做，部分地是由于民族嫉妒，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没有可供进行协商的常设机构，这一地区也从来没有被人当作一个“区域”来考虑。1944年举行的中东农业发展会议大大促进了逐渐增长的协作观念。中东各国政府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波斯与埃塞俄比亚除外，因为他们的问题迥然不同），巴勒斯坦也派了一个由犹太和阿拉伯专家混合组成的非常友好的代表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许多国家的代表宣读了共同关心的一些专题论文，会议最后这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建议设立一个中东农业理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