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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中东处于一个关键的地位。该地区经济上的不稳定，不仅危及战时把它作为一个基地来使用的盟国部队，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是个持续的威胁。最近二十五年来，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已日益变得具有爆炸性。危险在于：人口迅速增长，而耕地面积或其他生产资源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行政当局的软弱无能和贪污腐化。生产资源的增加主要须靠农业；这意味着要进行一次农业改革，这种农业改革将扫除“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并为充分开发土地资源谋取新的资金。在埃及，可耕地的范围虽然受到硬性的限制，但叙利亚却有大片地区可供更为正规、有效的耕种之用，中东的其他部分也有较小的这一类地区。整个地区的畜牧业可以大大地加以改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耕种方法和使用的工具远远落后于西方标准。农业发展首先有赖于土地改革；其次，有赖于大大改进耕种者的健康水平和简单的教育；第三，有赖于推广科学技术和机械，但至少在头两个条件部分实现以前，这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改进粮食供应和卫生事业，至少在短时间内似有可能加速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制止人口增长。因此，必须为劳动力在工业方面找到另一条出路，经验显示，很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是可以发展的，如：粮食加工、榨油后油籽壳的处理、小金属制品的生产、玻璃和化学工业以及某些公用事业设备的生产。在这方面，卫生和教育也同样是先行条件。
这一分析立刻使人想到西方文明在它最卓越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与有组织的社会服务——可以给中东作出多么大的贡献。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在于：由于战争需要，它在中东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之后，得以使中东于短期内、在相当规模上和整个区域的基础上得到一批科学家和行政顾问们的效劳。为区域性合作而实际上已举行的会议和提出的意见，上文提到的，其实还不到一半。1942年和1944年，曾召开过有关分配的管制、运输的发展、统计的协调、理财的方法以及蝗情的控制等问题的区域性会议，对地质调查、气象记录和预测的协作、协同举行人口普查以及关税同盟等问题，也都有建议提出过。
然而，显而易见，这类活动如由大国凭借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占领来组织，不论其好处有多大，都无法保持长久的进展。农业发展会议可以说是中东协作的盛举，但当人们感到它的决议是出于“外人”的授意时，就不能贯彻执行。中东补给中心在这方面的工作是试验性的探索。它应该使所有中东政府看到进行富有成果的区域性协作的可能性，而遵循的道路又不致引起困难的政治争端，或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其实，中东的许多问题都是国际性的——特别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底洛里斯河的水源管理问题。无需紧密的政治联盟，这些问题也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但是，如果没有西方在科学上给予可观的帮助，它们是不能迅速地得到解决的，而连带的条件是，这种帮助一定要大公无私，尤其要避免直接的政治动机或任何控制商业的企图。
英、美或者其他大国联合起来给予的这种帮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难见分晓的问题。中东补给中心在一个单独的机构内实行完全结合的经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当压倒一切的战时紧急任务沉重地压在双方的头上时，两国的合作是圆满无缺的。
但是，很清楚，甚至早在1943年秋，当詹姆斯·兰迪斯就任之时，很大部分的美国舆论对于英国在一个幅员辽阔的不发达地区建立一套严密的贸易管制制度的动机，就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中东补给中心主任杰克逊司令，是一位没有谁能及得上的全心全意提倡英、美合作的人，也没有谁能象他那样欢迎别人的帮助和虚心对待不同的观点。可是，从战后贸易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起，甚至在这以前，除了节约运输舱位问题以外，一提到考虑中东的订单是应该送往联合王国还是送往美国时，立刻就可清楚地看出，中东补给中心的这两个伙伴之间并非事事顺遂。这些分歧，在1944年和1945年发展到更为激烈的程度，它们并不单纯只限于狭隘的贸易问题，而是发端于对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前途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英国在中东的经济工作人员，在严重危机时刻，已辛辛苦苦地建立起一套管制制度；而在美国大量参与中东补给中心工作以前，危机大体上已经克服。这套管制办法效果斐然，并且还为在本地区实行更有建设性的经济计划和经济协作造成了一个机会，本地区恰好也是迫切需要有这样的行动。这是典型的和传统的英国思想特征，这种思想特征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可以见到，由于短暂的危急时期，使英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控制了国外领土，在危急时期过去后，他们在这些地方的辅佐活动往往还继续保持下来——它要比社会主义更为深刻，社会主义不见得是驻中东人员中间流行的信仰。美国的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与此相反的。他们把整个中东补给中心的体制看作是一座实行严密控制的大迷宫，无论从那一种有关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美国观点看来，这都是大逆不道。凡英国人认为是天赐良机的，美国人就认为是该死的负担，一有机会就要取消它。这样一种隔阂本来是可以弥合的，尤其是因为中东补给中心的纯粹限制性的职能本已统一划归一方执掌，而建设性的区域性业务也已明确划给另一方掌管；这些区域性业务在许多方面是深合美国人的心意的，而美国官员对此也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然而，1944年，由于美国插手进来竞争，就给作为一个联合机构的中东补给中心敲响了丧钟。此外，日益加剧的美元问题格外使美国人恼火。他们看到中东进口商乞求获准向美国订货，而英国财政部却坚决地告诉他们，匀不出多余的美元，因此应在英镑区订货。美国人眼看着美国的军事装备在中东锈烂，因为英国给了他们一种无法接受的选择：要末接受以英镑支付，要末把这些装备运回美国。仅仅这两个问题就足以使相互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致使一个联合机构维持不下去了。这种紧张关系是在上层。在中东补给中心最后结束之前，无论在开罗和在整个地区的中东补给中心分部，各级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愉快地并肩工作着。一种纯系谘询性的和科学上的联合业务本来也许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但要把这种业务同补给机构结合在一起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补给机构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贸易问题和重大的观点分歧。
从纯粹的英国观点来看，在中东进行的试验，其经验教训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它揭示出，只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今后在科学和经济领域中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有着丰富多彩的发展可能。此外，它还表现出在行政管理技术，特别是在经济管制以及在文教、卫生等重大事业的组织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或许同在纯技术方面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第二，它揭示出战前驻中东外交使团在组织上存在的隔阂。确乎需要为其切磋咨商提供更大的便利，仅仅为此目的，常驻大臣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就具有很大的价值。
第三，它表明有广大范围的工作可以由英国使团的商务秘书来承担。这些经济和商务方面的工作可以合法地进行，对英国和有关的外国政府双方都有莫大的利益，但这些工作不能指望一个负担过重的商务秘书来总揽一切。
最后，它尖锐地提出了为半发达的地区充分调派第一流的科学工作人员的必要性。象中东补给中心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就是因为有少数最优异的人士掌握着发展的政策，也因为可以得到具有高度水平的经济方面的建议。这些人大部分只是由于战争的需要才能罗致到，其中不少是穿军装的。
英国和美国在中东成立的区域性经济机构最初是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但是所取得的经验，既为今后的中东，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十分明显地指明了使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不过，它需要高度的政治才干为这种机构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而且必须为它们配备优秀的官员。
第十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 1942年1…2月
鉴于哈桑·萨卜里政府在战事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合作，英国为报答起见，对埃及给予及时的经济援助。意大利参战后，地中海已被封闭，只有必不可少的护航船队才得通行。意大利在红海所占地位，也使那条海路的通行成了问题。因此，1940年埃及的全部棉花收成可能无法脱手，损失浩大，弥补乏术，对其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并对驻埃英军不断增加的基地设施的安全和有效作用产生不可估量的不利影响。为此，英国政府于1940年8月7日答应按议定价格购买当年的全部棉花收成，亚历山大棉花业认为，考虑到国际情况，这一价格算是公道的，甚至是慷慨的；英国政府还答应，若有亏损，英国将全部承担，若有纯益，则与埃及政府平分，其条件是所得纯益将用于埃及农民的福利事业。埃及各界对于这一协议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不过也有人因为上一季剩下的七万吨余棉不在收购之列而感到失望。然而，英国购买的数量已可满足其正常商业需要的一倍左右，并且估计这批棉花大部分还将存放在亚历山大。
与此同时，埃及政界人士正继续就参战的技术问题进行辩论，不过英国军事当局更感兴趣的，倒可能是在由他们自己作战的时候能够得到埃及行政方面的合作，而且，埃及参战后如果开罗遭到严重袭击，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额外的累赘。英国人曾试探性地建议，既然埃及军队按其政府愿望避免介入战争，英国将购回一部分最近供应给埃及的新装备，以供中东部队使用，那些部队装备不足已到危险地步，现在不得不经由漫长的好望角航线进行补给；虽然据说埃及政府欢迎这一提议，可是军队出于威望的缘故却表示反对。国防大臣于7月17日宣称，政府业已同意军队有必要保留它现有的全部武器装备；军队将继续据有它现有的基地，政府并将从数量和装备上增强其力量。8月21日——到这天为止，亚历山大在空袭中已约有十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埃及众议院一致决定，“如其领土遭到进犯或其军队受到进攻”，埃及应即自卫。9月13日，意军越过埃及边界，《报道报》声称，意军将发现英埃军队并肩作战，并说埃及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和英国的＇原文如此＇防御手段是坚不可摧的”；但是，埃及政府几乎同时为其按兵不动立即找到借口，或曰相信英国能够阻挡入侵，或曰意大利的进犯并非真正要进攻埃及，而不过是诈兵之计。
9月19日，意军进抵边界以东五十英里的西迪巴腊尼村后第三天，萨德党领袖、众议院议长艾哈迈德·马希尔在曼苏拉省府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主张埃及人应该同仇敌忾，捍卫独立，驱敌出境。他的这一主张出于民族利己的考虑，这种考虑在战后英埃谈判过程中证明为很有先见之明：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立场＇不参战＇，我们将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何词以对盟国？……“现在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吧！”如果他们回答说：“你们无力履行捍卫你们国家的责任。经验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听任你们成为另一次进攻的牺牲品呢？为了你们本身的利益，我们要留在这里，保护你们。”这不也是言之有理吗？
继而在9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艾哈迈德·马希尔及其萨德党的副手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建议向意大利宣战。当这一建议遭到内阁的所有其他阁员拒绝时，四名萨德党部长辞职。内阁却决定将埃及军队增加五千人，并宣布全国实行全面戒严；首相在接受萨德党人辞职时宣布，在没有明显的好处或必要的情况下，他反对将国家投入战火；假以时日，以待高深莫测的种种秘密意图真相大白，方较稳妥有利。这一政治危机最后确定了埃及不参战的方针。埃及的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埃及部队都继续协助盟国的事业，但政界人士对战争的态度则消极如故。他们虽然有时也由于在埃及国土上作战的英军当局的推动，勉强有所行动，但这方面的自觉活动却很罕见。事实上，他们的主要活动仍然停留在惯常的党同伐异和个人争权的水准，犹如一群潜居海底深处的动物，只有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