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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在获悉伊拉克发生拉希德·阿里暴动和德国飞机前来支援的消息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那些支持穆夫提的人蠢蠢欲动，但未得到全体居民的支持。拉希德的溃败据说还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随后盟军进入叙利亚又引起了对叙利亚独立的希望。当穆夫提的几个侍从人员在波斯被英国人捕获，穆夫提本人于1941年10月28日到罗马托庇于轴心国时，穆夫提拥护者的威望便进一步受到损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日后对待犹太人会变得比较和好些。与此同时，他们（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利用维希军队在叙利亚遗下大宗武器的机会，大规模地把这些武器偷运到巴勒斯坦贮藏起来，以备日后万一之用。如果隆美尔率领的德国军队在1942年夏季到达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会全力袭击犹太人的，但在1938年到1939年的动乱中他们在作战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以及目前农民将产品以高价售给城镇和军事当局的这种对农民有利的经济情况，却又是抑制过早采取行动的因素；所以事实上没有发生什么风波。因为侵略的威胁减小了，温德尔·威尔基在周游世界期间在耶路撒冷发表意见说，谁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大，在最后解决时，谁就受赏多。他的意见引起阿拉伯报纸的一位记者询问说，阿拉伯人是否确实尽了他们的全力，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否已使他们在开圆桌会议举行和谈时有资格大胆要求分享胜利的果实；正在筹建中的巴勒斯坦步兵团（记者继续说）是一个有助于他们决定命运的机会，是在算帐那天可能使用的武器，人民的领导人应该专心致志地认真考虑这个问题，青年人应该前来应征。可是截至年底，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应征的总人数还不过占阿拉伯族人数的百分之零点八三，而犹太人应征的比例却是百分之三点九。
因此，当战争达到“初期之末”，群龙无首的阿拉伯人正在模模糊糊地想着“算帐日”的时候，犹太人却迫于他们的同胞和同教者在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处于死亡惨境，又认识到英国人不会强迫阿拉伯人进一步同意让大批犹太移民迁入巴勒斯坦，正在义无反顾地沿着自己主张的道路前进。不可能指望犹太复国主义者理解这样一种情况：成千上万的希腊人、波兰人、捷克人从轴心国欧洲逃出来后已在巴勒斯坦找到暂时避难之所，而受到虐待更甚于任何其他民族的那些犹太人，虽能逃出纳粹魔掌，却被拒于正是他们曾获允许建立民族之家的这个地区之外。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会理解英国政府及其官员处于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这种局面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玩弄两面（或三面）手法遗留下来的：一方面是他们天生的人道感，一方面是担忧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安定，这种安定是战争成败所系，如今端赖全体阿拉伯人行为检点，真是千钧一发，倘犹太人大批迁入巴勒斯坦，就可能加以破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当时没有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强大的美国尽管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解决”办法感到满意，但自1933年以后，它本身准许入境的犹太难民就微乎其微。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巴勒斯坦重建为犹太共和国的纲领，已经坚持（即使不是很公开地）了二十五年，并已在比尔特莫尔会议上毫不含糊地予以重申，而在自由国家的六百五十万原持怀疑态度的犹太人，则由于欧洲犹太人遭受空前灾难而比以往更加团结一致地支持这一纲领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族的人口估计已超出了五十万的大关，这件事本身虽属偶然，但对进行宣传，使人深信伊休夫在目前至少是犹太国家的核心，则具有非同小可的心理作用。
第十四章 法属索马里兰的解放
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英法中东防御协作计划把法属索马里兰的司令官勒让蒂约姆将军置于韦维尔将军麾下。由于法属索马里兰的驻军人数大大超过了毗邻的英国保护国的驻军人数，韦维尔将军曾决定，如意大利参战，他将把两个地区的军队统交勒让蒂约姆指挥，并制订了防御来自意属东非进攻的协作计划。
1940年6月24日的法意停战协定规定法属索马里兰解除武装，并将吉布提海港和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道在法属地区内一段的使用权让予意大利。勒让蒂约姆虽已宣布他要继续战斗下去，并获得了下级军官的支持和士兵的拥护，但是，同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高级军官和文官都愿遵守停战协定。勒让蒂约姆拒绝让7月15日从维希来到的热尔曼将军进入吉布提接收他的司令职务；但在22日，勒让蒂约姆在会议上被民政当局压倒，感到如果要执行继续抗战的决定，必致造成内部的武力冲突。23日，热尔曼进入吉布提就任总督兼总司令。勒让蒂约姆遭到逮捕，但后来终于逃到柏培拉，并转赴开罗加入自由法国运动。
驻军中有法军一千六百人，塞内加尔人七千名。法国平民有四百人左右，包括妇女四五十人和儿童一百名。1940年9月，在意大利停战委员会到达之后，英国政府宣布，为了控制向敌人输出禁运物品起见，他们决定把法属索马里兰视同敌控区。1940…1941年的冬季，戴高乐获得丘吉尔的赞同，计划利用勒让蒂约姆的威望把法属索马里兰争取过来，而勒让蒂约姆则由法属赤道非洲的军队给以支持。但贾德鲁对吉布提法国人的士气较为悲观。他的看法得到了事实证明：这些法国人对自由法国飞机投下的传单，反应很差，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边境各处都设置着强烈地亲维希的部队，他们奉命对不论从哪一边企图越境的人开枪射击。维希政府于1941年4月14日委任皮埃尔·努埃勒塔为总督，此人，除疯狂反英外，据说是个刚愎自用、顽固不化、妄自尊大而不可理喻的人。他以绝对的独裁者自居，凡表示任何亲自由法国倾向的人，甚至凡被发现捡拾自由法国传单的人，他都残酷无情地处以死刑。虽然听说城镇＇吉布提＇里的铁路工作人员和商人的看法至少是比较温和一些，但是有足够势力的人竟没有一个敢于对抗总督，因此他的权力似乎是至高无上的。
在此期间，迪雷达瓦于1941年3月29日为坎宁安将军指挥的英国部队占领，因此由铁路从埃塞俄比亚运到法属索马里兰的粮食供应被截断，同时在海上也受到英国海军的严密封锁。这时，英国和索马里兰的维希法国当局都打算进行妥协，从而一方可以放宽封锁，另一方则可让英国使用吉布提港口和通往亚的斯亚贝巴的铁道，以便用最经济的运输方法从埃塞俄比亚撤出意大利平民。5月1日，努埃勒塔通知亚丁总督，他已受权开始谈判，英方也准备采取同一步骤，但此时却遭到戴高乐的干涉，他以含有利己主义和蓄意恫吓的措词提出了抗议，这种措词以后成为他的惯常用语了。由于德国飞机当时在叙利亚维希当局的默许下开始利用那里的机场，英国人放弃了同吉布提谈判的想法；6月8日，即叙利亚战役开始的那一天，努埃勒塔接到韦维尔的一封信，信中说，封锁将继续到该殖民地纳入自由法国为止；将采取步骤使当地居民对局势真相有所了解；只要该殖民地“归附”，补给品便会立即运去。努埃勒塔于6月15日的答复中重申法属索马里兰保持对维希忠诚的死硬态度。英国陆军部当时建议，适当开放封锁，以便运入牛乳和其他物品，因为据维希宣传，法国儿童由于缺少这些物品，性命危殆。不过，坎宁安将军认为任何这样的放松都会加强维希分子的抗拒，并经获准改向对方建议将全部欧洲妇孺撤到维希控制的其他地区，例如马达加斯加。努埃勒塔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因此封锁继续下去，虽然准许把罐头牛乳运进去供应儿童，而来自也门的独桅船和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潜水艇也可以逃避封锁；通过航空还保持了同法国的很不可靠的联系。
1941年12月，日本参战，英军被迫解除封锁，因为海军战舰势难抽出作封锁之用。此后，吉布提得到比较大量的食物供应。1942年11月，马达加斯加维希法国人的投降和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使吉布提的政治局势更加紧张。28日，通过同代总督特律费尔将军的商洽，雷纳尔上校属下的驻军，约有三分之一越过边境进入英属索马里兰。这时维希当局正在迅速失去对那里的控制，但仍继续试图在英国、自由法国和奉政府指示于12月6日访问吉布提以进行考察和报告该地情况的美国驻亚丁领事之间从事挑拨离间，从中取利。12月中旬，新任代总督杜邦将军邀请英国人讨论和解问题，建议法属索马里兰和联合国家之间订立经济协定，但英国代表（埃塞俄比亚的总指挥官和驻中东的国务大臣的代表）答复说，法属索马里兰必须归附自由法国。12月24日，杜邦再次提出经济方面的建议，并声明他不可能同自由法国进行谈判。同日，美国国务卿因担心法属索马里兰的纠纷会影响到盟军在法属北非的脆弱处境，于是向哈利法克斯建议，他们两个政府应物色两个人出来，从中“挑选一位既不是公然忠于达尔朗，也不是公然属于戴高乐派的适当的法国人”来领导吉布提的民政；但在12月26日，雷纳尔上校率领的自由法国部队进入吉布提，并夺取了两座桥梁，这两座桥如果遭到毁坏，会使通向亚的斯亚贝巴的铁道在战事结束以前不能通车。大批维希驻军投诚，12月28日夜，杜邦在东非自由法国代表面前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属索马里兰将作为自由法国一部分站在联合国家方面。这次显示武力的结果，使维希法国不流法国人一点血而保留了体面。12月30日，自由法国委派的总督到达，1943年元旦，当时已是法国印度洋属地的高级专员勒让蒂约姆将军正式检阅了吉布提驻军。
第三编 大战的低潮 1943…1945年
第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 1943…1945年；苏丹
几世纪以来，埃及的排外情绪虽然隐而不露，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上平静无事。近年来对非穆斯林（埃及的和外国的）在经济领域所占优势的不满情绪，为宫廷所利用，以赢得同华夫脱党斗争的支持。此外，埃及自1922年获得自治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快速发展，由于集中发展了中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却忽略了初等教育，这样就产生了大批半受教育的青年人，他们只愿干文职工作，可是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文职工作的就业机会；而当时文职工作中优先录用的是外国侨民，因为他们既能干，又可靠。于是有相当大的压力要求撤换这些外国侨民，为埃及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战争期间，英国在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对埃及的内政进行了干涉，并在一些重要城市里驻扎了数千名英军和同盟国军，他们往往对埃及人的感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就加深了埃及人对军事占领的反感；1943年上半年战争远离埃及，这时潜伏的“仇外情绪”就变得更显而易见，在中下级官员的态度上尤其明显。外国侨民短期离境后再申请入境签证时，发放护照的官员予以百般刁难，借口说这“仅仅是战争时期的一个安全措施”，而这个借口是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的。战争爆发四周年那天，《金字塔报》的一篇社论表示，由于埃及在支援民主国家方面曾做出了贡献，所以希望埃及能得到报偿，并让它恢复过去在中东的优越地位。这篇社论发表以后，一位作者在《双合一》周刊（1943年9月6日）上补充写道，尽管埃及提出要求的时机尚未到来，埃及也没有领土要求，可是它认为苏丹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战争的经验可能也表明最好还是把埃及西部边境的贾加布卜绿洲归还给埃及，这块地方是1925年由于“劳埃德勋爵的错误政策”而割让给意大利的。
9月6日，报纸宣布内阁已经通过了财政大臣一项关于兑换或赎买埃及公债的计划，大臣说，这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因现在的贷款而引起对英国占领和外国干涉埃及内政的不愉快的回忆。民族主义分子代表菲克里·阿巴扎对此评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拒付他们的债务；苏伊士运河的全部利润都落入了外国人手中，而埃及人却承担了建设运河的全部耗费，埃及人目前还在象过去那样继续受到掠夺。外国新闻界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应把兑换公债的计划作为一项政治上的措施，而不是经济上的措施，感到遗憾，因而首相和财政大臣想方设法使外国人士放心。与此同时，派至混合法庭的美国律师建议，根据蒙特勒公约的条款规定，这些混合法庭于1949年解散后，应当在国民法庭设置律师事务室，允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