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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表（这是由情报部主办的一份使用提格林雅语的地方报），该报已于1944年8月3日为这个题目开辟了读者来信专栏。然而，亲埃塞俄比亚的统一党却声称，同他们相左的意见是用匿名或无名人士的形式发表的。事实上，当时与统一党异质的反对派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团体，它是到了战后才形成的。
第四节 索马里
索马里（前意属索马里兰）以及邻近的奥加登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与厄立特里亚的问题是属于同一类的，但它们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这个半沙漠地区的总人口估计约为一百十万到一百二十万，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四人。当地土著，除沿海的居民点外，是由游牧和半游牧的索马里人组成，他们比厄立特里亚人更加好战。由于战争爆发，行政机构完全崩溃。意大利殖民军的步兵和非正规军携带着他们的步枪、一些机枪和大量的子弹整批地逃跑了；意军在灌木丛林里设有大型军火库，这是索马里部族所熟知的；因此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易于激愤的索马里部族就有被宗教领袖激起圣战的严重危险。幸而有一个非常充沛的雨季给予游牧部族很好的放牧机会，使他们的注意力从世代相传的宿仇或为了使用有争议的水井而经常发生的争吵转移开去，遂使英国行政当局赢得时间，着手组织一支警察部队，它不仅适宜于担任沿海城镇的治安工作，并且也能解除部族武装，而这后一种任务是不能用正规部队来担任的。在占领摩加迪沙后六个星期之内，那个城镇的意大利警察由于不可靠和纪律败坏而被解散，并成为战俘。取代他们的是大约一百名坦噶尼喀土著警察，他们成为新机构城市分队的核心。还有原为战争而招募并由英国军官训练的两连索马里非正规部队，也移交给军政府改编为警察，同时匆忙地另行招募新警察。但由于需要十分迫切，这两连非正规部队来不及受初步警察训练就要进行巡逻和执行支队任务，去解除部族的武装。1941年6月15日，约在占领索马里三个月后，英国警官仍只有十五名，但英国的增援已开始陆续到达。到8月底，已收缴了一万四千支意大利步枪和六百万发子弹。尽管英国警官人数不足，缺少经验，机动车辆又不敷应用，但这支匆忙组织起来的索马里警察部队却确立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据说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尽管在意大利统治时期采取了以庞大的军警机构为后盾的野蛮镇压和惩罚”。
当地的行政管理形式严格遵从英国对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区的殖民惯例，承认部族的审判权和风俗习惯，也承认行使穆斯林法律的法院的权力。“土著教育在意大利统治时期有意识地被忽视了；1939年建立了一所官办学校，但由于政策问题不久就关闭了。因此，军政府在这方面有必要进行改革。”它鼓励开设古兰经学校，其中设在摩加迪沙的两所学校于1943年升格为初级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并设有一般基础课程。人员的缺乏阻碍了教育的发展，但在1944年7月任命了一名有经验的英国军官为教育总监，随后又从东非司令部教育部队中调来六名桑给巴尔教师。索马里人适应了这些新的设施，但师资缺乏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于1945年开办了一个教师短训班。在好几个城市里，把大楼改为校舍，其中有一所学校第一次招收了女生。罗马天主教办的土著儿童学校也得到了帮助而开学，但意大利语的教学则予停止；同时也恢复了意大利儿童学校。到1945年，军政府的医疗部门已担负起维持全国七十二所配备有意大利医生的医院、药房或诊所的责任。
索马里的八千名意大利居民，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摩加迪沙及其周围，他们的问题比厄立特里亚的问题少，因为当1935…1936年间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时，这里的官僚政治不象在厄立特里亚那样发展，而且一大部分意大利人从事于农业和其他生产。如同在厄立特里亚那样，英国军政府曾一度留用了意大利秘书长、摩加迪沙市长和其他意大利高级官员，但从1942年5月到年底，这些人和其他意大利人共计一百四十名均被拘留，以防止如若日本海军的活动扩大到印度洋这一边时他们成为搞敌对活动的头子。要是有前意大利军官把他们原有的索马里非正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那将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但是这方面的企图倒没有，却由一个未被逮捕的前意军参谋长带领一批意大利人于1942年11月投诚。自此以后，破坏治安的危险大见减少，尽管有些意大利人象在厄立特里亚那样因为看到同盟国不能很快地结束战争，仍表现出亲法西斯的情绪。人们精神不振，特别是失业的人以及那些由于战争而男子不在家的人情绪更不好；当地的气候不宜于欧洲人的永久移殖，且从1943年4月哈拉尔高原归还给埃塞俄比亚后，这里就没有了山中避暑地，因此约有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约二千三百名，于7月间被遣送回国。
意大利人曾以很大的努力来利用朱巴河和谢贝利河四季不断的河水进行现代化农田灌溉，特别是在阿布鲁齐公爵村，那是摩加迪沙以北约四十英里的一个大规模居民点。然而，在战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种植诸如棉花、油籽、香蕉等作物，这些作物为宗主国意大利节约了外汇开支，但不是十分适合当地的气候，对当地意大利和土著居民的需要也很少帮助。土著农业也没有受到什么鼓励，因为大部分土著居民都从事游牧，其余的人则受雇于意大利农场。正如我们在前文见到的，英、意双方对于在英军占领前索马里所盛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曾各执一词，分歧很大。但毫无疑问，在英军占领后，即有大批土著劳工逃离意大利居民点，而在1942年，军政府劝说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回去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到了1943年，东非缺粮情况实在严重，它不得不采取措施，使索马里在粮食供应上尽量能够自给自足。接着采取的办法是劝说一个部族首领为最邻近的意大利居民点提供劳动力，条件是由军政府帮助他的部族人民耕种他们曾被意大利人剥夺的土地，但须把生产出来的部分庄稼交给军政府。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到1943年底，大部分相当肥沃的意大利农田都已由意大利人或索马里人进行耕种，生产出来的主要粮食大体上足敷这个国家的需要。在西部地区，“行政官员的压力”用于大幅度地促进土著居民的粮食生产，但“没有遇到阻力就取得了成果”。在这差强人意的形势下，唯一的例外是位于极东北角人口稀少的米朱提尼亚州贫穷如旧。那里的气候，即使以索马里的标准来说也是恶劣的，它的正常贸易联系是同亚丁和英属索马里兰进行的，而不是同索马里其余地方进行的，现在却面临着官僚主义的障碍，因为前面两个领地的需要应由中东补给中心供应，而米朱提尼亚州作为索马里的一部分，是属于东非范围内的。而且，尽管进行了救济并于1944年恢复了它同亚丁的贸易关系，但对那些曾有成员在意大利殖民军中服役或曾从法西斯政权下的“浪费而不经济的企业”中得到好处的家庭，仍然无法另行提供谋生的机会。从1942年起，索马里政府有效地配合执行了为对付在东非和中东广泛蔓延的严重的周期性蝗灾所采取的预防工作，并于1944年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同意下，把这一预防工作推广到埃塞俄比亚境内迪雷达瓦以北和哈拉尔附近的地区。1944年，疏散出去的意大利人和战俘共约五百名获准自东非回到索马里从事农业和当地的工业生产，不久他们就取得显著成绩。1944年4月8日，一个索马里展览会在摩加迪沙开幕，它象在厄立特里亚举行的展览会一样，显示了意大利人因地制宜的创造才能。之后，一个索马里商会成立，有意大利人、索马里人和亚洲人的代表参加。
由于1897年英国…埃塞俄比亚条约规定的英属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边界把英属索马里兰的一些部族同他们在雨季经常前往的奥加登北部的放牧地分割了开来，所以那项条约的附件规定：“居住在边界线一边的部族有权使用另一边的放牧地，但在移居期间他们必须接受地方当局的管辖。”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后，并未干预这一安排。英国占领索马里并收复英属索马里兰后，这两个领地的军政府首脑在英属索马里兰的布劳会晤，商讨领地之间的问题，双方同意英属索马里部族前往奥加登放牧时，由他们自己的政治军官和英属索马里的伊拉洛部族保安队管理。但在1943年初，索马里军政府首脑就指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当奥加登地区在雨季中形成的池塘已经干涸后，英属索马里部族仍不及时返回英属索马里兰，而逗留在瓦尔瓦尔…瓦尔德雷地区水井的附近，这会导致放牧过度和水井干涸，给奥加登部族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他建议所有在奥加登北部的索马里人，不管是当地的或者来自英属索马里兰的，都由他统一管理，但英属索马里兰政府认为这将造成一种不良的先例，因此在1943年6月由两地的首脑在哈尔格萨（英属索马里兰）最后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英属索马里兰当局保留对他们那些部族在奥加登时的管辖权，但同意一俟雨水形成的池塘干涸时，就施加压力要他们撤回，以便保养附近的放牧条件。在两个军政府的官员合作下，总的说来这一安排执行得很顺利，并且也被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在1946年，有一批英属索马里部族人民对警察表示反抗后，双方政府和部族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会上正式警告部族人民必须遵守放牧地区的法律。
第五节 昔兰尼加 1942…1945年
1941年12月英军第二次占领昔兰尼加时，发现意大利民事行政机构几乎完全瘫痪，班加西的许多居民由于空袭纷纷外逃，意大利的农业移住民由于害怕阿拉伯人可能进行报复，已逃离偏僻的农场而集中到农村中心区，以便互相保护。英方政治军官曾试图劝说他们回去恢复耕种土地；但英军只占领了一个月，隆美尔的反攻就逼使他们于1942年1月底撤到绿山以东。从那时起到5月间隆美尔再次发动进攻为止，军政府涉及的仅限于英军防线后面的昔兰尼加东部的部族。
英军在阿拉曼战役胜利后，于1942年11月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占领昔兰尼加，那时他们发现除了三十七名当护土的修女和几个神父外，意大利政府已把其所有国民撤走了，而整个阿拉伯居民，除一小撮以外，可以说是友好的。蒙哥马利将军在一项公告中向阿拉伯人宣布：英国政府曾对他们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萨努西过去两年半中在埃及给予同盟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曾保证萨努西徒众今后决不再受意大利的统治。阿拉伯人奉命要保持镇静，保护意大利人抛弃掉的农场，并尽量多耕种一些田地。由于当地留下的居民中没有人会保养已经离开的意大利人所安置的各种现代设备，更不用说在撤退时意军采取了一系列“焦土政策”之后加以修理了。军政府不得不尽量利用阿拉伯人可以提供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按阿拉伯人的方式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看来是合理的，但这一建议却被上级否定，理由是根据海牙公约规定，“除为合宜的施政需要而作修改外”，原有的意大利法律应予维持。副首席政治军官虽指出，海牙公约的这项规定，原意是为了防止入侵者剥夺被占领地人民沿用的法律，而昔兰尼加的阿拉伯人所要求的，却正是要摆脱意大利征服者的法律，但是他所讲的并无效果。
这个法律主张是……无法改变的，军政府煞费苦心地向阿拉伯人解说。但实际上阿拉伯人却把“国际法”看作是一个拙劣笑话，他们无法理解它，但看来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和平条约”只是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已。
意大利行政当局和移住民的全部撤离，在政治上留下了一个真空；显而易见，赛义德·伊德里斯是阿拉伯人众望所归的人物，因为他是拥有大多数昔兰尼加人为其教徒的萨努西教派的首领，而且从1917年到1922年意大利入侵而他退居埃及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又是当地世俗的统治者。因此，英国人邀请他回国，利用他的影响来平息阿拉伯人中发生的争执。但看来赛义德·伊德里斯的性格有优柔寡断、不可捉摸的倾向，“虽然这些性格有时在弱者同强者谈判时也许是一种聪明的反应”；因此他认为在国家的前途尚未解决，他的地位尚未确定之前回国，“那将有损于他的尊严，并可能使军政府感到为难”。此外，他的称号问题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