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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殖民地”受到十分明智的治理，特别是在法西斯统治之前的时期。因此，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居民与非洲的意大利人之间已建立了忠诚和团结的联系，并经受了一切考验。
意大利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在欧洲战事结束时就是这样明摆着。这件事在旧金山未作讨论，意大利人曾担心可能会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在那里作出决定。至于联合国以后如何处理，在本丛书其他各卷中另有探讨。
第八章 马格里布的独立要求
第一节 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 1939…1940年
战争爆发时，摩洛哥的苏丹、突尼斯的贝伊、阿尔及利亚的帕夏…阿加和其他穆斯林著名人士纷纷宣布效忠并号召属下人民同法国合作，抵抗共同敌人。与此同时，法国当局却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对付在战前几年就开始酝酿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虽然还只具雏形，但已扰攘不安。在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已被镇压；在一系列骚动后，运动的领导人已于1937年10月被拘禁。在阿尔及利亚，主张极端分裂主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二十五名成员，包括他们的领袖艾哈迈德·马萨利·哈吉在内，于1939年10月被捕，拘禁于沙漠南部。在突尼斯，新宪政党的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布尔吉巴）和他的七个主要追随者被递解到沙漠南部的集中营，随后又被解送到马赛的一个堡垒。
另一方面，弗朗哥将军的西班牙政府对西属摩洛哥的穆斯林却报以青睐，因为他们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起过重要作用。一个“对当地事务最熟悉、最活跃的专家”胡安·贝格贝特中校在1936年披任命为西班牙地区高级专员。在以后三年中，他和他的僚属忙于作官方访问，授勋，为儿童开办穆斯林学校，在最积极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的穆罕默德·马基·纳西里的指导下创立了哈里发学院，此人在数年前已被法国当局逐出非斯。为了实行东方的新教学法，这个学院从埃及聘来教师，并为来自得土安和这个地区西部的四十个青年学生在开罗成立了“摩洛哥之家”。宗教产业的管理不是由高级专员秘书处过问而被授权予另外一个著名的鼓动者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
为了使他自己不致在这一运动中受到束缚，高级专员对分享他的恩惠极为注意：马基·纳西里代表的是泛阿拉伯政策，而这项政策正是那个具有更多摩洛哥传统气息的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所反对的。这两个对手相互颉颃，高级专员有时就借助“请教徒”一派起中和作用，这一派主要是由宗教界著名人士组成的。
出于他们对法国的敌意，西班牙当局准许从法属摩洛哥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在得土安设立一个国防宣传处。在1940年法国崩溃前夕，纳西里和图赖斯领导的两派联合起来。他们有时甘愿充当轴心国的宣传工具，逃避了镇压，因而他们的活动比他们那些在法属摩洛哥的同志们更有持续性，也更有效力。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所写：
弗朗哥对摩洛哥民族主义的鼓励，初看起来，似乎同西班牙的利益背道而弛。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只以解放西班牙地区为目标，那是没有意义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整个摩洛哥解放，而十分之九的摩洛哥是在法国统治之下。因此弗朗哥尽可以谨慎地与民族主义者调情以赢得亲摩洛哥和亲阿拉伯的声誉，而让法国去任其咎。他以偏爱摩尔人，并作出诸如为去麦加朝圣的摩洛哥人提供西班牙客轮舱位等这样狡猾的事而已为众所周知。他与法国人不同。法国人正在野心勃勃地推行一个“同化”其殖民地人民的计划，并因此而与民族主义集团为敌，但是弗朗哥却并不打算使北非人民成为西班牙人。
第二节 维希的政策
1940年6月停战后，维希政府获准在法属北非保持的军队以十二万人为最高额。据说用以驻在摩洛哥的约有五万五千人，阿尔及利亚四万五千人，突尼斯二万人，生动地反映了一句谚语：“摩洛哥是雄狮，阿尔及利亚是男子，突尼斯是女人”，使人们对法国民族主义者后来声称突尼斯在那个时期相当不稳的说法不予重视。由于有了庞大的驻军，维希政府维持治安并无重大困难：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习惯于专横的统治，不知有其他政体。而且正如我们所知，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身陷囹圄，这些运动已经削弱了。维希政府几个月来忙于恢复法国本土的工作，无暇兼顾海外事务。
但在1940年10月8日公布的一条法律，废除了1870年10月24日颁布的“克雷米厄法令”。这一法令将法国公民身分给予全部土生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其人数在1940年达十万左右。免受新公布的法律限制的人，只有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中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受勋的人以及由于曾经为国出力而可能由特殊法令规定除外的人；除此以外的其余犹太人在政治上被降至与穆斯林居民相同的地位。在以后几个月中，维希反犹太的立法，特别是1941年6月2日的立法，适用范围扩及北非，从而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断然处于比穆斯林更为低下的地位。他们不得在军队、警署、地方行政官署、高级行政机关或教育机构中任职，即使他们在战争中卓有功绩也不例外。1942年5月，维希报纸声称，在阿尔及利亚的行政机构中被撤销职务的犹太人达百分之八十二。许多在公用事业的垄断企业中当职员、技工和普通工人的犹太人被无条件解雇。在各种自由职业中规定了犹太人充任律师、医生、牙医师、助产士、建筑师和行政官员的最高限额，对某些军事部门也不予以优先考虑。据维希报纸称，开业犹太律师到1942年5月已缩减到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十六，医生则减至百分之四十八。犹太人除担任次要工作或从事手工操作外，被禁止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重要商业中参与任何工作，特别是在银行、财政，粮食贸易、出版（纯粹科学性刊物或确属犹太人宗教性质的刊物除外）、电影制片或戏剧以及广播等方面。1941年11月，犹太人被禁上置产或受盘企业，他们手中的财产也大部分被没收。最高限额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受教育的犹太人。1942年5月，维希报纸称，受高等教育的犹太学生已减至原有人数的百分之十七。1942年10月19日的一项法律使公立（初级和中级）学校的犹太学生比率从百分之十四降至百分之七，被除名的学生不得参加最后一次主要考试。在突尼斯，法国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解释说，在实行最高限额时，照顾到了具体情况，例如在内地，既无法国律师，也无穆斯林律师。在摩洛哥，受到维希政府法律全部压力的只是一万一千个外来的犹太人，十八万名摩洛哥犹太人仍被准许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但放债是被禁止的，那些从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居住在城镇中欧洲人地区的比较富有的犹太人都被赶回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犹太区去。
与此同时，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总督实行了一项安抚穆斯林的政策。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者马萨利·哈吉后来说，1940年11月和1941年3月，当他尚在狱中的时候，总督向他建议“一项由法国人同穆斯林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政策，但以他放弃普选和组织阿尔及利亚议会等等要求为条件”。在他第二次加以拒绝后，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六年徒刑；法国人退而求其次，于1941年5月25日发布命令，任命四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知名人士为维希政府全国咨询委员会委员。潜在的不满与不安情绪是不少的，主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法国人仍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全部北非领地直至1942…1943年的北非战役。法国安全部门采取戒备，看来主要是对付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在土著中进行的宣传。登陆前在北非极为活跃的美国政工和情报人员所公布的报告，对土著居民几乎完全漠视。这主要倒不是由于美国对人种肤色或文化有何歧视，而是因为只要法国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和民政当局还健全存在，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九而居于多数的穆斯林同占人口百分之九而居于少数的法国公民相比，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简直是无足轻重的。充其量，美国人员在1942年一度考虑过这样的建议：如果法国或西班牙的权力垮台，他们可能会把流亡在法国其他殖民地的具有号召力的那些摩尔民族主义人物找回来，如领导1921…1926年期间里弗叛变的穆罕默德·阿卜德·卡里姆，或青年学者穆罕默德·阿拉勒·法西等人。
第三节 同盟国的政策 1942…1943年
北非登陆后，同盟国（首先是美国）在政治上所全神贯注的工作按优先顺序排列有以下几项：第一，与一个能够生存的政府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第二，对于“食品、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已经荡然无存的”国家，缓和其经济上的困境；第三，废除维希政府反犹太的法律。同盟国同法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将在本《概览》其他各卷中加以叙述；经济上的困境则是在1943年这一年中通过进口各种生活用品着手处理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常驻北非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两人虽然部保证反犹太的立法应予废除，但当时已任法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的吉罗将军及其顾问们认为必须逐步予以废除，以避免在北非法国武装部队中占百分之七十而居于多数的穆斯林作出激烈的反应，当时在突尼斯的反轴心国战役尚远未取胜，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易受轴心国广播宣传的影响。根据科德尔·赫尔的说法：“法国的指挥官们……明确地通知我们的军事和民政代表，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善意，甚至对他们的不侵犯，不能承担责任”。1943年3月14日，在美国和英国常驻使节在场的情况下，吉罗宣布废除维希政府的歧视性法律，但补充说：“为了消灭一切种族歧视的同一愿望，1870年造成土生穆斯林与土生犹太人之间地位差别的‘克雷米厄法令’一并予以废除。”这意味着虽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可以根据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同样的条件，个别正式申请法国公民身分，但他们并不自动取得公民权，而“克雷米厄法令”则曾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给予公民权。对此，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中央宗教法庭庭长爱德华·德罗特希尔德男爵立即“忧伤而愤怒地”提出抗议。他说：“在非洲出生的法国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已经被迫降到远低于法兰西帝国的阿拉伯人的地位”；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和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这是“不能容忍的态度”。在阿尔及利亚当地，据说犹太人威胁要反对重新武装法国军队，直至他们获得满意为止。他们甚至已经着手在土著军队中进行煽动，以期赢得军人对这个起阻碍作用的策略予以合作。戴高乐主义运动全国委员会（现在自称为“战斗法国”）也要求恢复“克雷米厄法令”，不少犹太人由于维希政府的歧视已经团结在这一运动的旗帜之下。8月1日公布了科德尔·赫尔写给美国犹太劳工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赫尔为美国国务院在轴心国军队被逐出北非前支持吉罗的态度进行了辩护，他补充说：
我们希望并要求早日找到方法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恢复法国公民身分。你当然知道，这不再是取决于吉罗将军一个人的事情。根据我们所得的情报，这个问题目下正由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审慎研究中。你可以确信，我们对于这件事所抱的希望，法国主管当局是完全理解的。
10月21日，该委员会在吉罗将军出外巡回视察时决定，“克雷米厄法令”在法律上仍属有效，吉罗废除这一法令是有具体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后来未曾颁布。
就美国陆军对穆斯林居民的态度而言，《纽约时报》军事记者的意见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
北非的阿拉伯问题被过分强调了。阿拉伯人生活在一个封建社会里，就同他们一千年以前的情况很相似。他们意志消沉，疾病丛生，赤贫如洗，委靡不振。虽然许多北非的阿拉伯人对我方的宣传无动于衷，轴心国的宣传也没有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统一的力量。
另一方面，从罗斯福和（他派往北非的使节）罗伯特·墨菲以下的一些美国政界人士都没有忘记民族自决的理想，它起源于《独立宣言》，通过威尔逊在1918年所提出的“十四点”，产生了《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而总统自己也率先想象战争结束后在法属北非的土地上将会出现（由美国给以技术援助）幸福的自治。美国公使罗伯特·墨菲“轻率表态”，美国宣传机构则广泛散发阿拉伯文传单，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