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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由法国与突尼斯
同盟国部队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后不到一星期，达尔朗的文告结束了维希部队的抵抗。根据美国报道，从那时起，“除偶发事件外，穆斯林居民对同盟国部队始终是友好和忠诚的”。“在整个突尼斯战役中，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运输系统，从未在任何环节上察觉到可以直接归咎于破坏行为的重大差错。”相反，在突尼斯，轴心国的迅速到达使同盟国部队占领这个地区推迟了六个月，因此情况远较复杂。轴心国的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对犹太居民处以二千万法郎的罚款，并从这项罚款中拨款补助“在同盟国空袭中遭受损失”的人，特别是穆斯林。穆斯林律师和工程师，包括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者马哈茂德·马提里博士在内，被委任为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指导当地与战事直接有关的各部门。轴心国当局释放了被拘禁在马赛的新宪政党的几个领导人，并在罗马对他们进行训教后于1943年3月初遣返突尼斯。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指挥官迫使埃斯特瓦总督停止付给法国官员超过同级土著官员薪给的补助津贴，后者对这种做法早就心存不满。由于这般奉承讨好和穆斯林居民长期以来对法国人的厌恶，穆斯林终于倒向德国人而对同盟国的事业并不热心。他们之中有的人为这一方或那一方收买，充当间谍和特务，有的甚至脚踏两头船。
吉罗于5月12日首次访问了“被解放”的突尼斯并会见了贝伊的土著行政官员。在场的贾德鲁记载了当时冷冷清清的情景：
这真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仪式，参加仪式的人曾经驯良地为埃斯特瓦效力，看来他们只是由于一种行政上的自动作用从一个主子转到另一个主子罢了。人们原来希望在他们的脸上会发现一种出于爱国而欢乐的反映。
阿尔及利亚电台于15日广播了一份官方公报：
在就地调查了突尼斯解放后的情况后，吉罗将军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继续维持贝伊殿下的王位不利于这个国家在摄政时期的国内外安全，而法国作为保护它的国家，决心确保这种安全。因此，总司令决定废黜殿下。
对被废黜的贝伊穆罕默德·蒙西夫提出的罪状是：他没有积极地响应罗斯福在同盟国部队登陆时写给他的私人信，信中要求他协同驱逐轴心国部队；相反，他在轴心国部队抵达突尼斯时表示欢迎，在诸如先知诞辰等法定节日接见轴心国高级代表并对好几个轴心国军官授勋；他积极鼓励其臣民志愿参加军事兵工队帮助轴心国家，并遣送数以千计的劳工去德国；他的侍从中有许多意大利人；他自己还充当反法的宪政党的领导人，等等。
但是，蒙西夫及其拥护者对这些罪状作了如下答复：他不能控制法国军队，他的私人卫队只有一千人左右，武器陈旧，因此除了以宣布中立来答复罗斯福的信外，别无他法；他与轴心国周旋一向是为了顺应时势；遣送突尼斯劳工去德国和对轴心国军官授勋是出于埃斯特瓦的授意；他曾保护犹太居民不受维希歧视性立法之害，等等。此外，蒙西夫及其拥护者还指出，确立为法国保护国的条约（1881年巴尔多条约和1883年马尔萨条约）中并无废黜君主的规定。事实是，在1942年6月19日蒙西夫六十一岁时接位之前，王位继承法规定（如同1617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中的情况那样）王位由王室中最年长的男子而不是由前王的长子继承，因此以前的统治者都是一些年长的、安分守己的、有名无实的人，他们没有干扰过掌握实权的法国总督。相反，蒙西夫早就伙同宪政党要求把实际主权归还给一个突尼斯立宪政府，并于1942年8月2日向埃斯特瓦提出了修改保护领地条款的书面要求，嘱转达贝当元帅。在这一书面要求中，他援引了《大西洋宪章》和英国同意印度于战后完全独立的诺言。据报道，埃斯特瓦绝对拒绝这些要求，并建议贝伊退位。对此，据说蒙西夫答称，他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国家里法国军队是不受欢迎的。据说十个星期后，法国总督在开斋节以官方身分向蒙西夫祝贺时，强烈暗示法国作为保护突尼斯的强国所拥有的权利，而蒙西夫则抓住机会公开要求突尼斯立即实行自治。他利用轴心国部队的登陆以及随后总督权力的削弱，在1943年1月任命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两个宪政党的领导人同突尼斯大企业的代表们和大资产阶级平起平坐地显露头角。这些重申突尼斯主权的企图才是他开罪于法国人的基本原因。他于1948年9月1日死于流放期间。在此前后的报刊文章指出，许多法国人那时已经感到废黜他是不公正的，而且铸成了大错；也很有意思的是，吉罗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件事不置一词。其后，法国人严惩了被判决或被怀疑曾与轴心国合作的穆斯林；许多新宪政党人遭到取缔。对这个保护领地“法国毫不掩饰地确立其统治”，使突尼斯政府中一向由法国人充当秘书长的这一职位改由法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在这之前，委派秘书长表面上还算有些行使突尼斯主权的气息。
将近1943年底时，严峻的军事管制有所放松。新总督马斯特将军宣布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严肃地保证他本人将“采取一项使突尼斯社会名流进入政府的政策”。其后，他采取措施，立即执行1937年6月通过的一项突尼斯人和法国人担任公职一视同仁的法令；设立一个新的突尼斯社会事务部，由突尼斯人担任领导；通过法令重新建立突尼斯战前的地区组织，同时恢复在突尼斯战役后为了有利于实行更为专制和集权的统治而废除的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参议会；改革大参议会，使法国人和突尼斯人两个组成部分以后各占五十三个席位，并扩大咨询范围，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新闻检查；为突尼斯设置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市参议会，法、突参议员各占半数，作为摄政时期各地参议会的典范。
为了使这些改革具有巩固的基础，在穆斯林教育领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对发展一项“农民”政策作了尝试，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释为“政府权力机关和私人积极性集中力量为发展社会效用而发挥农民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最高效力的专业计划和各项立法、行政、财政措施的总和”——这就是在突尼斯的政策，特别适用于“那些计划中关于农民所占有并耕种的土地的那个部分”。因此，突尼斯在1944年2月成立了“农会”，并草拟了行动方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问题是如何为突尼斯将近三百万的人口获得粮食，这个人口数字比1881年法国人占领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一倍多，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还以百分之二点五的比率在增长着。在未来的岁月里，工业和采矿的重要性看来没有希望会大大地增加，因为这个国家的磷矿不可能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矿竞争，而且由于缺乏水力和煤炭，工业发展一直受到障碍。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地区每年平均雨量才超过十二英寸，但这里的一半土地却为三千个法国和意大利的移住民所有。
为此缘故，虽然农业计划……规定在突尼斯北方兴修水利的某些大计划……但主要考虑的是……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区，那里主要的是游牧人民计一百五十万左右……＇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这些地区的行政当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制度外，看来是针对……（1）发展“农民中心”……部分根据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则如同早先的许多罗马居民点那样，根据橄榄树的种植……；（2）为创设其他“农民中心”作好准备，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游牧性质的；（3）改进并增加深井……；（4）发展小型水利工程，这项工作看来平凡但却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的推进无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间连续五年旱灾的影响，它给整个草原造成了灾难和贫困，尤其是由于萨赫勒＇从苏萨到斯法克斯南面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响，因而使这个地区丧失了雇佣季节工的一切可能。在战前，突尼期的粮食平均产量达六百万公担。在1943…1947年期间约为三百万公担，在情况最糟的1945年，产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公担，要不是从法国大量进口，苦难还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这种苦难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管怎样对马斯特将军的改革总是不会满意的。
被拘禁在法国后来被德国人开释的新宪政党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于1943年4月已回到突尼斯。由于没有证据足以证实拉基巴曾与轴心国有牵连，他没有受到法国“解放”当局的折磨，但仍处于一种软禁状态，不准离开突尼斯市。于是，在阿拉伯联盟即将成立时，他化装逃离突尼斯去开罗。接他衣钵的是他的副手萨利赫·伊本·优素福。优素福表示他的党不满于马斯特将军的行政改革，因为他所希望的是产生立法议会来控制突尼斯的内阁。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毕竟是认真看待《大西洋宪章》的，何况最近还看到了法国同意让他们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们”自治。在突尼斯市，至少有二万人于欧洲胜利日跟在宪政党领导人后面列队游行而没有出什么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后几个星期中，由于毗邻的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发生严重叛乱的消息传来，在这里引起了一些骚动，有些欧洲移住民还扬言突尼斯正在酝酿于6月2日起来响应起义。当局采取了戒备措施，“给移住民分发枪枝，出动了一些坦克，从而维持了正常秩序”。总督府发言人宣称政府打算继续执行经济和社会计划，并准许给予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须受法国总督及其秘书长的控制。他们希望宗主国法国紧密团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重振法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威望。
第五节 自由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同盟国部队的到达不久就激发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少数穆斯林的壮志。他们现在的主要发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于1889年，其父因服务有功曾由法国人授给军官军衔和荣誉军团勋章。法哈特在阿尔及尔大学毕业后开设了一家药铺，他本人则同当时主张全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战争爆发时，他曾在一个战斗部队自愿充当助理药剂师，但在停战后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因为在业务上同他资格相等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军衔而他却没有；他回到家乡后，维希政府的总督又不把阿尔及利亚金融委员会的席位给他，而（他认为）战前他曾被选为金融界代表，有资格得到一个席位。于是，在同盟国部队登陆六星期后，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当局提出了一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代表的信”，由于美英两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内容略加修正后于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处。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明白表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意向是只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会议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才参加共同斗争。法哈特显然不仅得到罗伯特·墨菲的鼓励，而且也得到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穆斯林事务处处长的鼓励，于是他在1943年2月10日提出了一份由穆斯林居民推选出来的二十二个代表签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这一宣言详细控诉了法国过去“使这个国家整个从属于欧洲”的政策后，要求准予制订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以保证：
1。 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享有自由和绝对平等；
2。 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以遏止“封建”的土地占有权，并确认广大农村无产者享受合理生活的权利；
3。 承认阿拉伯语与法语相同，都作为官方语言；
4。 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
5。 男女儿童都享受义务教育；
6。 宗教自由，并对所有宗教实行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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