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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巴本在1942年1月5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中估量土耳其的态度说，伊诺努总统最近曾向他保证：土耳其最关心的是“消灭俄国巨人”，土耳其目前的中立是有利于轴心国的，要不然，英国海军就可以在黑海支援俄国人；至于参加保卫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土耳其正在极其认真地研究之中。艾登最近曾访问莫斯科（1941年12月22日至25日），于是德国的广播在土耳其诽谤活动的配合下，声称他已答应苏联在波斯北部和土耳其自由行动，并允许它控制海峡。冯·巴本报告说，从他同萨拉若卢和外交部秘书长努曼·梅内门吉奥卢的谈话看来，土耳其政府很容易相信轴心国的说法是真实反映苏联的要求的。另一方面，同盟国的消息则称，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他曾陆续得悉艾登谈话的内容）、艾登1月6日在下院的发言以及英国大使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从莫斯科回到安卡拉后于1月10日同萨拉若卢的会谈，都再次使土耳其的官方舆论放心；但是土耳其却又因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演说而惶惶不安起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1月16日辞去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回到英国后强调苏联的作战规模和国内有必要作出相应的努力。他的警告联系到当时远东战役的悲惨历程以及隆美尔在利比亚反攻的得逞，这使土耳其人听起来是个不祥之兆。
＇克里普斯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胜利了，苏联将是欧洲最强的国家，它很可能坐镇在柏林结束这场战争。如果我们不跟他们友好合作，欧洲的前途将会由苏联来决定。
在这些情况下，冯·巴本于2月16日报告说，萨拉若卢和梅内门吉奥卢已向他保证，土耳其不但希望看到苏联失败，并已将这一点向英国表明。而且，梅内门吉奥卢已要求内阁的权威研究怎样发展土德关系。
就在土耳其这样如履薄冰地避免卷入两个战争集团之际，2月28日，在安卡拉大街上，有一个人被他自己携带的一枚炸弹炸死，而冯·巴本夫妇正在相距只有十八码的地方走过。3月5日，土耳其当局宣布，死者名叫厄梅尔·托卡特，是（穆斯林）马其顿共产党员，他的几个同谋者已经彼捕，也是马其顿共产党员。从他们的口供看来，“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某些外国人曾在谋害两个外国知名人士”。3月5日到6日间的那个晚上，警察搜查苏联在安卡拉的非外交机构的办事处，并要求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总领事交出隐匿在领事馆里的一名嫌疑犯。总领事表示拒绝后，警察便在领事馆四周布下了警戒线，并扬言如在四十八小时内不将人犯交出，他们就将冲进去；果然在距所限时间不到三小时，该嫌疑犯被交出来了。
4月1日，四个被告出庭受审。他们是
（一）格奥尔基·帕夫洛夫，驻伊斯坦布尔苏联商务代表团官员，就是临时躲藏在苏联领事馆里的那个人；
（二）莱奥尼德·科尔尼洛夫，驻伊斯坦布尔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官员，据称是苏联秘密警察，是在回苏联途中经开塞利时从火车上被押送下来的；
（三）阿卜德·拉赫曼·萨伊曼，医科学生和
（四）苏莱曼·萨夫，理发师，两人都是穆斯林马其顿血统的土耳其人。
这两个土耳其人说，他们是在马其顿被拉入共产党活动的，三年前来到土耳其并获得土耳其国籍，当了共产党在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地之间的通讯员。萨伊曼和死者曾跟两个俄国人和一个名叫斯特潘·波多茨尼克的斯拉夫人学习左轮枪射击，目的是要暗杀一名德国要人，从此挑起德土战争。这刺客经吩咐只要按一下给他的那个器械上的钮，就会发出烟幕，他作案后可以在烟幕掩护下溜走；但他显然在开枪以前就按了钮，因此被炸得四分五裂。这两个俄国人拒绝和其他两个被告坐在一条板凳上，也不接受土耳其方面给予法律上的援助，而是自己进行辩护，态度横蛮，藐视法庭。他们坚称同这两个土耳其人素不相识，坚称整个事件是德国人或托洛茨基分子搞的“阴谋”。苏联大使馆在开庭前显然曾为释放这两个俄国人施加过强大压力，并曾表明苏联政府将把这次审讯视为一种不友好行动。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著名评论家萨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为“土耳其法庭上的德国煽动分子”。萨斯拉夫斯基在文章中声称，那里并没有人蓄意谋害冯·巴本，倒是那些“明目张胆”的希特勒分子企图使土耳其法庭违背正义，而该法庭却“阿谀奉承地忍受柏林搞的丑恶阴谋，不敢说一声这个脏东西羞辱了土耳其人”。整整一个月，苏联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这种攻击性文章，在此期间，土耳其驻苏联大使回国了。土耳其报纸对苏联的辱骂持克制态度。未予回击。据报道，英国驻土大使对他的苏联同事发出的呼吁以及萨拉若卢一定要继续进行审判的坚定立场，使苏联的宣传有所减退。
6月20日，即在宣判后三天，萨斯拉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为“安卡拉审判的滑稽剧”。他说苏联公众舆论对两个“完全无辜”的苏联公民受到“这种荒谬的错误判决”，“感到异常愤慨”，因为对他们定罪是凭两个同他们一起被控告的土耳其人——两只“品种最贱的囮鸽”的诬告。据宣布苏联大使已奉召回莫斯科商议，他是在6月27日在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和三名低级官员陪同下回莫斯科的。尽管由于审判而关系紧张，但是土耳其政府还是继续严守中立，英美大使（美国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在1941年底以前一直是驻莫斯科大使）也尽了很大努力促使土苏和解。7月1日，杰瓦特·阿奇卡林，土耳其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同一天，伊诺努总统的一个私人朋友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7月8日，土耳其总理突然逝世，萨拉若卢随即就任总理，并于8月13日将外交部职务移交给梅内门吉奥卢。8月26日和27日，冯·巴本同新总理和新外长进行了土耳其政府更动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他报告说，他们向他保证，“作为土耳其人，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俄国被摧毁”。他还极力主张德国对于苏联的二千多万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不仅应把他们置于德国行政和警察的管理之下，而且应该让他们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政府；但是与此同时，总理重申土耳其保持绝对中立是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害怕给俄国人找到借口来消灭他们那里的土耳其族人，（他说）俄国人最近将波斯阿塞拜疆表示亲土的人民杀害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致危及土耳其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失败已在眼前，它将会导致英国求和。
可是到了9月份，战争的进程迫使那些曾预言斯大林格勒将陷落而德国将占领整个高加索的土耳其作者不得不改变调子。到了9月22日，甚至给亲德报纸《共和国报》写每日战争评论而且认为德国最高统帅一贯正确的那位退役的将军许斯尼·埃米尔·埃尔基莱特也不得不注意到德国人的前途非常暗淡，除非他们能在入冬之前击破俄国人的抵抗；美国的参战已使同盟国的战争潜力改观，轴心国除了从东线的泥坑中拔足出来外，别无他法。但是土耳其报纸在10月份获悉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乔治·伦纳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地理政治学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条约拒不给俄国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表示遗憾，并且建议，作为将卡累利阿归还芬兰的交换条件，苏联应得到黑海迄至海峡为止的欧洲整个沿海地区。所有土耳其报纸当然非常愤怒，尽管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明在美国有出版自由，并说伦纳的观点并不反映国务院的观点，但反俄报纸则声称它们怀疑俄国的盟国已同意俄国的战略边界要求。当所有土耳其报纸都责备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断言战后和平有赖于大国继续合作的言论时，土耳其的态度也就再次表明了。艾登曾否认有大国独裁的任何打算，还说：
其他国家，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只要它们愿意尽其力量，我相信它们会获得经过如此之久的斗争和牺牲所争取的独立的。诚然，如果我们要在欧洲创建一个自由的国际社会，就应该恢复其他这些国家的独立，这是必要的。
然而，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内克梅丁·萨达克写道，过去除德国以外，还有其他侵略国家，而今怎能保证它们不再从事侵略呢？倘若帝国主义政府“在英国或俄国”掌权，有什么共同利益会使美、英、俄在战后结合在一起呢？它们的同盟已出现分裂，而且谁也不知道俄国的意向如何。一个月后，亚尔钦在答复《意大利人民报》的一篇文章时，又提到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断言苏联战胜德国后，首先遭殃的将是英美两国。他宣称他相信俄国已经放弃以前的世界革命计划；但是如果它又起野心，那么全世界会联合起来，象反对轴心国那样对付它。英美抵制纳粹统治作了如此的牺牲，不是为了今天协助建立“布尔什维克”霸权，“倘若认为英美没有考虑到这种危险，那未免太天真了”。
几周来，据报道，英美驻土大使正在努力促使土苏和解。苏联大使是在对两个俄国人被控谋害冯·巴本而被判刑之后在6月份被召回莫斯科的，1942年11月初对这两人批转复审后他返回安卡拉。1943年2月6日，他为土耳其总理和两位盟国大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在此期间，丘吉尔将他同土耳其领导人（1月30至31日）在阿达纳的会谈情况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于2月6日指出他得到的情况并不全面，并补充说：
我不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是如何考虑把它对苏联和英国的条约义务同它对德国的条约义务结合起来的。不过，如果土耳其愿意使它同苏联的关系更加友好和密切一些的话，就让它这样说吧。如果是这样，苏联将愿意同土耳其妥协。
后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
2月13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告诉苏联驻安卡拉大使，土耳其政府愿就改善苏土关系与苏联政府开始谈判。苏联政府通过它驻安卡拉大使答复说，它欢迎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愿望，并表示愿意开始进行这种谈判。
土耳其驻苏联大使休假数周后于20日返任；但在25日，土耳其特别法庭对两个被控谋害冯·巴本的俄国人维持原判；同时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对波兰东部边境问题发生了公开争执，土耳其政论家对苏联的战后态度又产生了恐惧。当美苏间发生分歧的迹象（斯坦德利事件和亨利·华莱士的一些言语）以及《泰晤士报》社论中关于俄国战后战略边界可能置于奥得河的意见使亚尔钦烦恼不安的时候，他的同行，土耳其报界的一位宿将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着重指出俄国对外政策的明显改变。苏联在二十年前，曾支持土耳其和波斯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而今则是自私自利，对邻国领土垂涎三尺。英国保守党的喉舌《泰晤士报》，过去曾“怂恿”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今竟又建议俄国在东欧建立一种封建统治，这是值得注意的。亚尔曼接着又指责丘吉尔在3月21日的广播中谈论的欧洲会议的设想。他抱怨说，这是要在未来的欧洲排斥美国和摒弃《大西洋宪章》的理想，而代之以同俄国合谋，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展望德国失败的后果而忐忑不安的土耳其政论家，如今鼓吹战后所有巴尔干国家完全独立，并在一项新的巴尔干半岛协约的基础上结成同盟，新的协约除了战前协约的成员国外，将包括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根据有些人的意见，还将包括匈牙利。他们的论点是，这些国家独木难支，但结成同盟，就可以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或分割，不管它来自苏联、德国或意大利，而维护它们的独立。丘吉尔渴望说服土耳其或者直接参战，或者让同盟国使用英国曾为土耳其开辟的机场：他希望这样就可使同盟国很快地控制爱琴海和黑海，并开辟一条直接通往俄国的供应线。可是，美国军事顾问们反对在东地中海承担新的义务；土耳其人对丘吉尔的暗示没有反应，因为他们对德国空军1941年的毁灭贝尔格莱德心有余悸，唯恐重演于伊斯坦布尔、安纳托利亚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