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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地封闭了除维希船只运载的法国北非和西非的殖民地土产到达敌占区以外的所有一切的供应渠道。1941年夏季，曾重新发生过突破封锁的事件，但是，都被英国海军制止了，而且停泊在美洲各港口的敌船都被封住了，从而减少了对于重新出现突破封锁情况的担忧；海军的行动至少也暂时阻止了法国货物通过远东和马达加斯加外流。但是，日本的参战和它随后对各地的征服，造成了一片幅员辽阔、经济丰裕的新敌占区，使日本可以得到大量原料供应，足以弥补它长期匮乏的绝大部分物资以及德国当前主要缺乏的许多物资。于是，封锁问题就从不让一个敌人得到中立国物资变成不让两个敌人之间互相取得对方的产品了。据估计，只要有十二只船的货物就足以解决德国1942年对橡胶、钨、锡、丝、麻和植物油的基本需要；突破封锁的船只很可能给日本带回昂贵的滚珠轴承、精密仪器、机床或者还有技术人员。日本仍然需要取得铝、铜、羊毛和棉花等的供应；它可以在澳大利亚得到铝和羊毛，在缅甸得到铅，在印度得到棉花，在南美各市场得到铜、羊毛和棉花。新加坡失陷后，日本扩大了征服的范围，并直接控制了英帝国这些资源地或通向南美各港口的航线；因此，在经济战的领域里展开了甚至更加可怕的前景。如果日本终于夺取了印度洋各基地，并于盟国在中东受挫后同轴心国家联结在一起从而取得最大成功的话，那么远东和地中海之间就可建立起一条直接的航线。在这些估计中，法国的海外属地和法国舰队成为导致灾难的因素。马达加斯加可以成为新加坡和欧洲之间的一个中间加油站；法属西非、法属北非和北非大西洋各港口可以多少在轴心国的控制下成为集散地。西班牙北部各港也可以用于转运业务。
但是，盟国也得面对一场经济战，其规模不亚于他们自己对德作战的规模。到了1942年春，日本的胜利已使盟国得不到橡胶、锡、铬、钨和石油这些重要物资的供应，如果日本在印度和澳大利亚继续取胜，那么盟国只剩非洲和美洲各国是它的供应来源了。迄今为止，德国并没有多大兴趣（也由于机会有限）要对盟国的供应来源发动一场经济战，虽然他们在使用潜艇战攻击盟国的船只上一直十分活跃。但是，据认为，日本是完全意识到这种经济战的前景，并且可能会把重要供应品列为它专门攻击的目标。而且预料甚至还会攻击盟国在拉丁美洲的供应来源，在美国国务院中萨姆纳·韦尔斯特别感到这种危险。1942年1月他去参加里约热内卢会议，那时，他已很明白自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受到重创之后，“从加拿大到智利这条太平洋海岸，现在是已处于”日本炮火之下了。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来自达喀尔的直接攻击，但是，主要的危险似乎可能来自某些国家中大批组织完善的少数民族亲敌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甚至武装叛乱。国务院的这种关切，并没有因为阿根廷和智利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拒绝放弃完全中立的立场而有所减轻。
这就是盟国在1942年头几个月从经济战中所看到的较为暗淡的方面。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中显然也还存在着比较有希望的方面。1942年底以后，盟国的军事形势稳步好转，这意味着在战争的后期年代里，经济斗争中的优势对比是越来越肯定地有利于盟国了。
首先，一般认为，只要德国被迫集中它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付俄国，它对欧洲各中立国就不会那么可怕。这些中立国目前已减少至五个小国——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这就相应地加强了英国用战争贸易协定、定额配给和先买权等手段以切断敌人供应来源的力量。而且这些中立国现在可能觉得不那么担心德国进攻的危险，而变得越加依赖盟国的海外供应，因此或许更容易被迫接受盟国提出的各种条件。到目前为止，它们已能够从海外中立国供应地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重要物品，只需要英国当局发给航行证就行了。随着美国和俄国的参战以及盟国供应计划的精心制订，现在统一使用船只的情况是这样紧张，致使中立国只有在盟国的同意下并在盟国作出牺牲的结果下才能获得它们的进口货。盟国审慎地行使它们的压力，可以希望达到两种目的，既能切断敌人的供应，又能自己得到这种供应，以此作为向中立国提供它们所需重要物资的交换条件。同时可能就此结束那种荒唐的价格市况，即盟国必须用大大抬高的价格买进，而以自由世界中通行的价格供货。
其次，还有在更大范围内对德国控制的资源进行直接打击的希望。虽然突破封锁的危险有所增加，但是，德国对海上运输和海外供应的依赖也相应有所增加；因此相对说来，敌人的船舶比以前成为更重要的海上和空中攻击的目标。对敌人后方的空袭，迄今还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夜间轰炸也不很准确，威力也不很大，不足以造成敌方的重大损失。盟国希望空袭的范围和空袭的效力都能加大，也希望能解决白天空袭的问题。还存在这种希望——后来证明是被大大夸张了——整个欧洲被占领国家有组织的抵抗将会提供另一种极为重要的武器。德国占领着面积六倍于大德意志的领土，人口有它自己的二倍半，由于它越来越依赖这些国家，所以用破坏、政治斗争和其他方式来挑起麻烦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
正是根据经济斗争中这些新的前景和危险的全面形势，伦敦经济作战部和它在华盛顿的对等机构经济作战委员会试图估计德国经济的实力和弱点。材料是大量的，并且现在看来，在许多方面是十分准确的；虽然以此为基础的种种希望，都象战争初期那样，常常落了空。看上去德国总象是日益接近一场经济危机，但结果都没有发生。该部原来预料在1942年下半年德国生产会严重下降；到了1942年夏，它不得不承认，尽管德国在冬季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好象已开始了对俄国的第二年进攻，其使用的部队不论在人数上还是装备上（除了飞机这项重要的例外）都不比它在1941年7月所拥有的差。据了解，在1942年2月弗里茨·托特死后继任军备军火部长的阿尔贝特·施佩尔曾经发起了一种“全国工业改组和合理化运动”；经济作战部考虑下来，自我安慰地认为，德国这种不顾一切地集中致力于战时的紧迫需要，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做到。这就再次使人得出了过分乐观的结论，认为这样耗竭库存、忽视保管、忽视辅助工业、不顾平民生活标准和人民疲惫情况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支撑下去的。直到1942年底，德国因内紧张情况的主要迹象表现在下列几方面：（1）石油、铁矿石、铬、铜、镍、铝、橡胶和纺织品这些原料不同程度的严重匮乏；（2）劳动力问题，主要是缺乏熟练的工人；以及（3）时常发生运输上的困难，虽然这些现象还没有产生任何灾难性的崩溃状况。
盟国估计之所以出现错误的倾向，是由于他们无视德国在制订计划工作中的那种引为自满的因素。毫无疑问，要从德国军事上的周密和政治上的狂热所表现的铁石决心的外表来察觉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有困难的。盟国设想德国必然竭泽而渔地剥削它所能搜刮的经济资源，因此每增加一次紧张或匮乏情况，都必然会使轴心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于崩溃点。他们低估了，并且的确大大忽视了第三帝国还能承受得了经济衰退的程度。但是，归根到底，盟国的揣测大体上是正确的；1942年，德国还没有感受到伦敦所预料的那种紧张程度，因为德国还没有把工业机器开动到极限，然而这意味着它未能事先扩大它的工业基础以应付在战争后期可能和确实向其提出的巨大需求，而到那时候它的经济就表现出坐失良机的悲惨局面了。
来自德国的材料表明，战争初期几个月里它的军备生产水平极低，而且直到1941年底，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重大变化。在1940年这一年中，军火生产由于在法国的胜利而下降了，虽然在坦克和潜艇的建造方面有补偿的增加，但是，从1940年到1941年，军备生产的总量和总值（一百二十亿马克到一百二十一亿马克）几乎一点也没有什么增加。事实是在大战初期的几次战役中，物资损失比较轻，加上认为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似乎使德国觉得其拥有的储存和资源已甚充足，因而没有扩大生产的必要了。德国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而它自己的军火、武器和造船的生产数字，在1942年中期以前却一直在下降。因此（举几个例子）根据1941年12月所发表的数字，德国军备生产在俄罗斯战役开始后，在轻武器方面，与4月份产量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八；在大炮方面，与4月份相比，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七；重武器与8月份相比，下降了约百分之四十九；飞机生产与8月份相比，下降了约百分之三十六；同样地，在弹药生产上，8月份总产值是一亿一千二百三十万马克，而12月份则为九千六百七十万马克。
另一方面，通常预计要在战争中受到损害的消费品工业，情况却仍相当令人满意。战争爆发后，由于劳动力转移到战争工业和军队中去，以及某些消费品供应了军队，生产曾经受到一些损失；但由于使用了被占领区的劳动力，这已经部分得到了弥补，可是，另一方面，某些产品却不得不转用到这些新占领区的人口身上。总起来讲或许有理由认为，由于战争，德国民用生产下降了约三分之一。但是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就开始为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经济作了准备，因此，1941年的净生产数字比1940年高（以价值计算）。甚至在1942年，下列各轻工业品的净产值也比1940年高：木材加工（1940年是十亿零五千万马克；1942年是十一亿马克），玻璃（四亿四千万马克；四亿六千七百万马克），陶器（三亿六千一百万马克；三亿六千八百万马克），皮革（七亿零九百万马克；七亿九千万马克），衣着（九亿九千八百万马克；十亿零九千八百万马克）。所有比较重要的消费品工业的总产值，1940年总计为一百三十七亿七千八百万马克；1941年为一百四十三亿二千六百万马克；1942年为一百三十一亿零三百万马克。1942年的下降甚至没有象这些数字所表示的那样急剧，因为没有把从国外到达德国市场的日益增加的货物数量计算在内。
由于未能占领莫斯科和1942年头五个月俄国进行了较长时期的反攻，德国官方的自满情绪受到了打击；形势终于清楚表明需要在工业上作更大的努力，部分是因为库存物资迅即出现了惊人的下降，部分则由于这一更广泛的理由，即现在必须预计到战争局面可能要更拖长下去。例如，1941年6月至1942年3月间的炮弹储存由于在前线的大量消耗，就减少到三分之一；1941年7月至11月，轻型和中型大炮的生产与损失尚能平衡，但是，在以后的两个月内损失即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产量。尽管如此，也仅仅是要求在现存的采购系统内加速生产；看来他们还没有感到除了全力以赴再发动一场大闪电战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外，还需要再做什么。阿尔贝特·施佩尔的任命，本来是要导致在1943年和1944年对德国战时经济进行一次比较根本性的改组，但是在1942年，并不曾指望他为新的战役加速生产之外做更多的事。希特勒的战略胜过了哈尔德、伦斯德、勃劳希契等人关于在俄国西部为德军休整和补充兵员建立一条防线的建议；德军再次以闪电攻势蜂拥前冲，这种进攻实质上是一场巨大的经济战战役，因为它企图切断伏尔加河的交通线，夺取高加索石油。1942年11月，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败北，说明这一决战的努力失败了，虽然俄国也损失惨重。1942年10月，英国在阿拉曼的胜利和11月7日至8日英美军队在法属北非的登陆，意味着从此以后，德国不得不放弃它那用精锐部队以短暂的、耗费较小的闪电进攻取胜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防御战和消耗战，因此德国不得不为适应这种情况而制订作战计划了。这意味着“广度的战备”阶段的结束。虽则施佩尔在1943年及1944年所作的巨大努力的确成功地提高了生产数字，但是根据可供利用的时间和条件来说，要进行充分的“深度的战备”是不可能的。
鉴于德国和欧洲德占区的形势已有利于——虽然不十分符合盟国所主张的方针——继续使用经济压力，英美两国政府遂开始在所有适当场合下协调他们的行动计划，这样，在大战的后半阶段，他们的行动就明显地分为两大阶段。在1942年年底以前，他们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