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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威斯计划作为一个解决赔款问题的临时办法，削减了德国每年的赔偿债务，给了它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真正恢复过来。正是在1924年至1928年这一时期，私人投资活动——只是在最后三年才有政府投资来补充——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在大约四百亿帝国马克的私人和国家投资总额中，三分之一用于增加被战争和通货膨胀耗尽了的库存，三分之二用于扩大工厂、运输、住房和公用事业，以及用于德国工业生产工艺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业是根据美国模式制订它的技术政策的，这种模式通过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总量并部分地减少雇佣人数。
真正阻碍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既不是人力的短缺，也不是缺少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而是缺乏原料。德国在整个这时期都赚不到所需外汇来支付进口品并用这些钱转而满足赔款要求，当时德国在交割赔款方面是分毫不差的。德国从未达到过它的战前出口量，外汇收支长期存在赤字，所以只能靠向外国借债来维持它内部活动的现有水平。事实上正是靠了净增它的对外债务，德国才为偿还赔款和部分地为扩大工业生产能力并使之现代化筹得资金。颇费揣测的是，德国能否依靠直接限制进口和削减消费以大大减少它的外汇收支赤字。这类措施肯定会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比民主国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到的对外贸更大程度上的控制，而协约国是没有手段强制推行旨在削减消费的财政政策的，除非由一个协约国军政府对这个主权共和国实行绝对控制。象法国人那样说德国在道威斯计划时期净投资额为实际缴付的赔款额的三到五倍，因此有相当大的余地可以叫它负担更多得多的赔款，这样论证是不够的，应当表明的是，没有外国对德国经济生活极其严格的控制如何能把德国的投资或消费削减下去。通过榨取赔款，直到德国的资本不可能有任何增长的地步，这样实现迦太基式的和平，也许“在经济上是可能的”，但要假定：第一，已施行了外国控制，第二，世界的其余部分愿意接受巨额的出口盈余和对它们自己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结构作必要的调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短期内可供德国选择的替代办法将是借助于外国援助把本国的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效能很高的程度，使它最后能够实现真正的出口盈余，从而可以偿还赔款、外债以及外债利息。这便是那些虽然不是全心全意，但却也诚实地支持一项履行条约政策的政府所抱的意图。但在这一点能在实际上得到检验之前，纸糊的房子早就倒塌了。德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到1928年至1929年的时候已比战前强大——是建立在不稳定的金融基础上的。最终破坏了德国金融基础并瓦解了国际支付体系的，不在于赔款方面，不在于协约国之间的债务，而主要是由于某些原因制止了迄今一直资助了它们自己的出口盈余的国家的资本继续外流。
在1920年10月内战结束以前，苏联是不能认真进行重建工作的。战前的苏联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它是强国之中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而且，它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从外国进口原料、依靠外国技术人员，而尤其是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的。苏联过分孱弱，是经受不住现代战争的严峻考验的。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匮乏和苦难——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人力损失比美国、联合王国、意大利和法国加在一起的人力损失还大——彻底搞垮了的俄国农业和工业工人接受布尔什维克对政权的篡夺，把它作为向和平迈出的第一步。共产党人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把大地产分给了比较贫苦的农民，平均了农民占有的土地。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内战；而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把全部工业收归国有时，俄国的前统治阶级在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便接受了外国人的积极援助。这些外国人的物质利益直接受到了威胁，而且从意识形态出发也有理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深恶痛绝。
大战和内战给俄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外部供应完全断绝，在外国干涉战争的过程中又丧失了对于该国基本的煤、钢和工业生产中心所在地区的控制，苏维埃政府只能靠通货膨胀性的赤字开支来取得对实际资源的控制。但是到了1918…1919年，极度通货膨胀已把货币的购买力降低到几等于零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只好实行强迫征集。以一个把基础建立在对农产品实行征集和由中央对国有化工业、消费者以及武装部队一律实行配给的制度来代替自由市场，这种做法使俄国的经济更加恶化。政府人员里没有经验的人太多、办事效率很低；中央控制紊乱；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整个制度本身就包藏看最终崩溃的胚芽。在这个混乱的内战时期，当对财产的破坏、运输失调和行政混乱成为普遍现象时，人口中恰恰是布尔什维克靠它们支持的那些阶层——工人和小农都日益敌视“新的共产主义奴隶制度”。工业中，每个工人的生产率降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农业中，农民反对强迫征集；他们不只是不拿出农产品，而且更糟的是削减了种植面积。最后结果是，当内战结束，苏维埃政府再度控制了他们的领土时，工业总产量只有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农业土地耕种的只有战前面积的一半，而卢布的价值只有1917年10月时候的百分之一。
重建的任务是巨大的。政府的第一个目标是重新取得工人和农民的信任。为此目的，列宁在同波兰缔结了和约之后不久便制订了新经济政策。这便是放弃许多内战时期的紧急措施。以向农民的剩余产品课取实物税代替强迫征集。放弃了由中央分配物资的做法——除给重工业分配物资外——而代之以一种社会化企业可以自行签订获取和处置货物和劳务的合同制度。加之，在贸易和手工业中部分地恢复非国有化的私营部门作为社会化工业和私有农民的农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大大地加速了城乡之间正常市场联系的恢复。虽然苏联政府把新经济政策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不过是一种过渡性制度，但它还是一直延续到1928…1929年。
毫无疑问，新经济政策刺激了经济的恢复。但由于缺乏某些原料以及存在其他因素，恢复的速度受到了限制。起初，从农业税所得的收获不及原先实行强迫征集取得的收获。由于借不到外国长期贷款，而税入和自愿储蓄又远远不足以用来购买为重建运输和重工业主要部分所需要的实物资源，苏联政府继续靠印发新货币来为重建工作筹资。的确，直到1924年采用新的稳定的货币为止，货币和物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但和内战时期相比，货币的增加却是超过了物价的上涨，以致货币的实际价值逐渐提高了。随着货币改革的完成，预算中的赤字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用发行新货币弥补赤字的筹资办法遂告停止；实物税改变为可以用货币缴付的收入——财产累进税；税收和来自国家财产和企业的利润——而不是自愿储蓄——成了政府开支的主要经费来源。到了1926…1927年时，重建工作已经完成，而到1928年，工业产量和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已比战前高出三分之一，而农业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但经济情势决不是令人满意的。首先，在整个二十年代，人口一直增长到超过战前水平，而农业总产量则仅仅恢复到战前水平。由于据估计人均粮食消费已达到战前水平，结果是可以用来出口的粮食数量下降，又因没有外国援助，出口情况就决定着苏联能够获得的进口量。因此，1928年的出口额只达到战前的大约百分之四十，这便引起了很大的忧虑。所以，尽管政府通过全面的对外贸易垄断，确实控制了出口品的构成，他们也知道，进口品的短缺对国内工业的进一步迅速发展是一大障碍。但是，如果他们鉴于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而想防止人民依然很低的生活水平逐渐恶化，就需要迅速发展国内工业。其次，除了存在农业人口过剩和人口还要进一步增加的威胁外，由于工业设备不足，工业的失业人数也在增加。虽然在1926年和1928年之间缩短了工时，采取了两班制，工业工厂和设备仍不足以防止苏联工业失业高出于其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强国。1928年年中工会会员中的失业人数增加到大约二百万人。靠工资和薪水为生的总人数从1924年的八百万增加到1928年的将近九百万，其中四百万不到一点受雇于大型工业和建筑业。失业者有百分之十二以上失业达一年以上，其所得救济金为正常工资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呢？要在人口增加的同时吸收失业群众并对付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就得全面大大地提高生产率。直接妨碍生产进行的环节是钢、工业设备和农具的短缺，以及农业组织效率差。在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低的情况下，要把生产消费品的资源重新转移到生产工农业设备上去，可能性是极有限的，而由于难以获得外国贷款，创造实际盈余就全靠改善农业组织了。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革命时期将大地产加以分割的结果，进入市场的农产品从未超过战前年代可供销售的农产品剩余额的一半。增加这个剩余额是一个主要目标，而用大型集体农业去代替小型私有农业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一党专政的政府手里有的是冷酷无情的手段，这场一切社会革命中最大的社会革命便从1928年起实行下去了。这个主张集体化的决定也是苏联从新经济政策过渡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转折点。在贯彻这场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确实实现了可销售的剩余；这一剩余的增加也还用了其他限制消费的办法。一部分从消费中转移出来的资源被投资于制造投资货物，一部分剩余被出口去为进口更大量的工业设备换取外汇。这些革命措施创造了这个国家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条件。这个五年计划是打算解决农业人口过剩和贫困的问题的。
七大强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工业发展有五个主要特征。
第一，每个强国所面临的重建任务是轻重不等的。因为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破坏和减少投资的程度大不相同。对可以动用的资源的需求——不论是用于重建或是用于赔款——超过了从消费中节约下来（通过自愿储蓄或税收）的资源时，就在特定的设备、原料和劳力的供应方面遇到了绝对的短缺和阻塞，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然而，通贷膨胀本身只要还没有从和缓阶段进入失去控制阶段，却是有利于扩大生产的，并且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变，解脱出用于重建所需要的资源。
第二，当战时的破坏和减少投资得到了弥补，以及暂时经受了通货膨胀的这些强国的货币稳定下来时，新的投资就被引导到生产的扩大或合理化。新投资成了生产率或每人工时的产量赖以得到改进和增加的基础。到1929年，生产率和效率，即一切进步的真正源泉，在所有这七个国家里都超过了以前达到过的任何水平。
第三，充分就业和随之而来的每人工时工业产量的提高，使法国和美国达到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而在联合王国，则由于国外需求的根本改变，由于奉行了使得英国停留在资源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的毫无生气状态的金融和财政政策，致使它在生产率方面的改善未能导致生产扩大到超过战前水平。然而，在它们相互歧异的活动和就业水平上，这三个国家由于通行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的缘故，都能够在国外放款，并且凭借国际收支顺差维持各自的生产量。
第四，日本和意大利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投资额，超过了它们准备通过降低已经很低的消费水平所能节约下来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便向国外举债。只要这些借款不浪费在提高当前的国内消费水平上，用这些贷款进口的源料和设备就可以使本国经济的工业部门得到扩大，并把一部分愈来愈过剩的人口吸收到工业部门去。而且，只要进口的机器补充了国内供应不足的资源，每人工时的工业生产率便提高了，这与高度的、日益增加的就业相结合，在战后十年使战时显而易见的生产不断扩大的趋势得以推进。德国同日本和意大利一样，也广泛利用外国贷款来履行其赔款义务，并使它的工业现代化和合理化。与日本形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