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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害怕德国在向马其诺防线以北的中立国家发动进攻时，可能企图强行通过瑞士的南端。因此，当德国在5月3日侵入低地国家后，瑞士紧接着在5月10日就对武装部队进行总动员。少年和年老体弱、不适服现役的男子都组织起来成为地方防卫力量以协助打击空降兵和第五纵队。所有重要的战略点和交通要道都布置了警戒。
在提防第五纵队的一些额外防卫措施中包括了对外国侨民实行更严格的控制。5月11日，下令所有拥有火器的外国人都要立刻把武器上缴警察局。5月20日，司法部和警察又奉命立即驱逐所有“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出境。5月28日的一项联邦法令将刑事军事法典中的规定扩大适用于在服役期中的平民。这表明，迄今为止仅适用于战时的死刑将同样用于犯有进行叛国、间谍、破坏活动罪行的人和散布假消息的造谣者。
5月14…15日夜晚，当入侵被认为迫在眉睫时，瑞士人的恐慌心理达到了顶点。大批德国部队在瑞士北部边境的黑森林中集结。虽然瑞士军队在吉桑将军的鼓舞下，照常沉着镇定，但在平民中间相当广泛存在着惊恐不安的情绪。在北部城镇，在庸人自扰的谣言和失败主义者的宣传影响下，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人仓皇出逃，到南方各州和伯尔尼州的奥贝兰去寻找安身之所。战争爆发以来这些地区的旅馆和公寓的外国光顾者逃跑一空，现在则又被从巴塞尔、苏黎世和伯尔尼纷纷逃来的人挤得满满了。
第三节 在希特勒欧洲中的瑞士（1940…1944年）
（一）瑞士对德国胜利的反应
意大利的参战和法国的投降完全改变了瑞士的形势。除了一条由日内瓦通往法国未被占领区的狭窄走廊之外，瑞士完全处在轴心国本土和其占领区的包围中。不言而喻，它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大不列颠不久也可能被击败或被迫投降，听凭一个得意洋洋、胜利在握的德国随心所欲地巩固它对欧洲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那么，有一部分人觉得瑞士应该改弦易辙，调整它的政治和经济，以便在希特勒的新欧洲谋取一个较有利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了。1940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公众和报刊都对更新和调整瑞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议论。6月25日，皮莱…戈拉在对人民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到了经济调整的必要。他告诫他的同胞将必须接受他们在生活上的改变。他们应该放弃安乐享受，更加团结。另外，政府今后将不可能再把它的决策向公众解释理由。皮莱…戈拉多少有点模棱两可的讲话后来成了许多人批评攻击的目标。自然，要判定他真正的意图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他的话并不是在这一场合所需要的鼓舞人心的号召。
古代瑞士爱国者号召人民起来用生命来捍卫独立的这种历史性任务落到了吉桑将军的肩上。吉桑受到军民的一致爱戴。7月25日，他在吕特利草地上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在激动人心的讲话中，将军呼吁大家丢掉失败主义情绪，要有不屈不挠的抵抗决心。吉桑相信，即使军队不得不撤离到山中据点，把城镇和村庄放弃给敌人，瑞士一定能拒不投降也决不会投降。为了这一目的，以哥达、扎尔甘斯和圣莫里斯等天然堡垒为基地建筑了一座“民族碉堡”。各级军官把有关最高指挥部的抵抗计划逐级传达给士兵，并由参谋部的“军民联络处”传达给平民。设立这个部门最初是为了鼓动军队的士气，但它的工作范围后来扩大到包括组织讲课和情报课程对平民进行教育。虽然最终并未号召瑞士人民在屈膝投降和不惜牺牲他们的大部分国土继续抵抗这两者之间作出严峻的抉择，但是不惜任何代价抗战到底的决定大大提高了全国的士气。决心抗敌的意志和高昂的士气对维护国家政治主权的完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为胜利所煽动的天生狂妄自大的纳粹分子，他们的气焰愈益嚣张，认为无法再容忍这个处于他们新欧洲心脏的民主中立的蕞尔小国。他们强烈攻击瑞士报纸在报道英国战役中有所偏袒，纳粹报纸声称这是瑞士明显地违反中立。德国人所指责的一事就是瑞士把英国的作战公报与德国的公报并列发表。瑞士报刊被禁止刊登敌视甚至带有不适当批评性质的文章和评论，因为这都可能导致对德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尽管瑞士为了安抚轴心国家，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德国和它的意大利同伙仍然是心怀不满。意大利参战后，德国报纸声嘶力竭的叫嚷与盖达、法西斯报纸、电台调门更尖的漫骂此呼彼应，表明他们对任何认为意大利武装部队在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并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暗示是格外敏感的。
1941年夏季，德国入侵苏联后，轴心国家鉴于瑞士虽厌恶共产主义，但它竟未能被说服改变其中立立场，加入德国现在把它称作征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而深感失望。一位作者在1941年6月的《巴塞尔新闻》上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瑞士的态度，他写道：反对苏联的战争并不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圣战，至多不过是一次冒险的战争。
当着瑞士人民决心维护他们的政治独立，保卫中立时，政府不得不对德国和意大利作出了一些让步。例如，他们接受了德国的要求，交出在法国被击败后属于被拘留的波兰和法国士兵的军用物资。1941年春天，瑞士联邦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停止对瑞士的新闻简报广播。
同意在瑞士实行灯火管制是对轴心国的再一次让步。迄今为止，瑞士从未中断供电。这不仅是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应享的主权，而且城镇和乡村的照明能使交战中的飞行员辨明中立国的疆域，使它避免误被轰炸。可是从1940年夏季起，仍有英国轰炸机多次飞越瑞士领土，空袭意大利北部的城镇。而且尽管瑞士政府频频提出抗议，英国飞行员依然不断侵犯瑞士的领空。意大利人指责瑞士的照明不公道地为英国轰炸机机员寻找意大利北部的目标提供了方便。
1941年7月，联邦政府感到有必要颁布一项命令将某些法律付诸实施，借以防止发生侮辱外国使节或政府首脑、国旗、国微，甚至由于国籍关系侮辱外国人的事情。违法的人将受到关押或罚款的惩处。在同一月中，一位瑞士代表出席了一次由轴心国控制的国际电影协会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阻止放映协会某些成员所不欢喜的影片。宣布瑞士代表在协会章程上签字一事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随后政府就加以否认。
（二）与第五纵队作斗争
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被德国的节节胜利壮大了胆子，企图向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自由无阻地继续进行活动。1940年9月10日在会见了皮莱…戈拉主席以后，瑞士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发表一份公告说，会见结果表明双方已朝着圆满解决瑞士政治问题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项声明立即激起了公众的义愤。虽然皮莱…戈拉解释说他没有授权公开他的名字，而且这次接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但许多人都批评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姑息政策。
1940年11月15日，国家主义者发表了三天前写给皮莱…戈拉的一封信，要求保障他们继续宣传他们新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集会自由，撤销对他们出版刊物的禁令，以及释放前被捕的成员并发给赔偿金。这次，联邦政府的回答非常明确。9月19日，政府命令解散这个团体，取缔它的报纸，严禁以任何别的名义重新组织起来。违反这条法令的人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同时遭到取缔的还有类似的组织，共产党也在其内。
在发布解散国家主义运动命令时，它大约拥有二千二百二十个国家主义分子，分散在一百六十二个城镇和乡村中。这个组织在五个月前刚刚成立。它是那些先前被取缔或由于受到警察的虎视眈眈，认为自行解散是上策的那些组织的后继者。它的追随者是那部分以前并不属于极端主义者集团，但看到德国胜利在握，认为瑞士最好能同战胜者结盟的人。1940年底对国家主义运动和其他组织采取的行动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在瑞士活动的结束，特别是1941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它在瑞士的追随者都把德国的胜利看作是势所必然的事，相信剩下要做的事只是去摘取胜利的果实罢了。不过，这些行动却实际意味着，他们只能在新的秘密组织里或者通过其他暂时还未受到政府取缔的“更新”组织进行非法活动。
他们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政府，代之以极权统治。但是对于瑞士在新欧洲应立足于何处的问题，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尽管大多数人深愿在德国的庇护下，欧洲能改组成为一个日耳曼民族的联邦，而让那些在边缘的国家在本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控制下享有一些政治自治权，但也有一些人希望看到瑞士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在德国也存在这两种分歧的意见。1941年，一个处理有关日耳曼民族问题的组织党卫军司令部日耳曼民族指导部，是由瑞士出生的弗朗茨·里德韦格博士负责的。他就是第一种所谓组织解决办法的鼓吹者。德国驻苏黎世领事馆的艾什顿博士和格罗勃尔博士是其在瑞士的主要联络代表。
早在1941年，里德韦格就委托一个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比埃莱在瑞士组织一个类似德国党卫队的准军事部队。同时，在一个瑞士的德国侨民施泰格的领导下，由格罗勃尔组织了一个新的秘密社团，自称为“德国的朋友”。这个社团的成员在全国各地，组成为小组织。他们在未接到德国发出信号之前，是不得采取什么公开行动的。这些国内组织的种种活动，暗中都受到了瑞士当局的严密监视。在1941年6月的一次大搜查中，警察逮捕了一百三十一人，被控诉的一些人受到联邦和军事法庭的审判。到1941年底。颠覆活动虽然继续发生，但这些国内组织的骨干力量全被粉碎了。一些最活跃的人被逮捕或监禁，其余则被拘留或逃到德国避难。再有那些虽未牵连到叛国和背叛罪行之中、但涉有嫌疑的分子，由于受到密切监视，他们潜伏的危险也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在战争年代中，瑞士政府面临的一个更为棘手得多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瑞士的德国侨民中高度组织起来的第五纵队。战争爆发以后，德国人积极努力来扩大他们在瑞士的这些组织的规模和效力。战前，虽有来自祖国的压力，但也只有很少数德国侨民参加了这些纳粹组织中的一个组织。1939年和1940年在德国取得胜利后，登记入会的人增加很快，而且有增无已。虽然增加的速度逐渐减慢，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2年。许多人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动机鼓舞下参加到纳粹队伍中来的，而其余的则是为了通过表示对元首的忠诚和支持来保障自己的前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国对于这支第五纵队的重视。在战争爆发后，相对说来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居瑞士的德国人被征集到德国军队服役，而在这些人中也只有很少几个是知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作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热忱的纳粹分子后来从前线撤回，被派到瑞士的党组织中担任了重要的工作。
川流不息的代言人从德国涌向瑞士，在数不胜举的集会和会议上开导和激励他们的同胞。随着德国国社党组织成员的扩增，这种集会的次数日趋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瑞士政府无法禁止这种集会，只得就力所能及管理它们。1940年7月，根据通过的一条法令，凡组织政治集会的人必须取得瑞士当局的批准。可是德国人并不情愿接受这些对他们的活动和演讲的束缚。他们照样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而演讲的人也信口开河，超出限定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最直言不讳的宣传鼓动者被撤销允许他们在集会上讲话的权利。1942年10月4日由省长博勒主持的一次规模特大、挑衅性特强的集会，激起了瑞士公众极大的愤慨，因此联邦委员会禁止外国组织今后举行大型集会。可是德国从这时起正转向防御阶段：虽然德国仍然主宰着欧洲大陆，但越来越可能的是，这种统治将不会长久保持下去了。
在整个战争中，瑞士人民还必须同间谍、破坏分子和告密者的活动作斗争。德国情报机关精心组织了一个遍及整个瑞士的情报网。它的要害地点是设在德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在那儿，最高统帅部的国外情报处和党卫队保安处为这项工作安插了特务人员。德国人既利用叛国的瑞士人，也利用留居瑞士的德国侨民，但一般主要的特务是从德国国内派遣去的。此外，为了获取详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通过合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