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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必要避免提出极端的要求，否则将可能导致外交上的破裂，甚至会促使德国进攻瑞士。瑞士既承担了作为盟国在轴心国权益的外交代表的职责，而且通过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它还负责照管在轴心国家里千百万战俘的福利，因此，瑞士的独立对盟国是极可宝贵的。何况瑞士还是欧洲大陆中心留下的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盟国通过他们在伯尔尼的公使馆可以获得有关德国的宝贵情报。
（六）瑞士对战后欧洲的看法
1942年期间。纳粹胜利的前景已趋暗淡，于是那些“更新”和“调整”的鼓吹者失去了市场，这并不全是出于政治策略和机会主义的原因。对许多瑞士人来说，建立一个更有秩序、更为团结的欧洲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作为由三个操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组成联盟这样一种国家的瑞士人民，认为上述想法在更大范围内行之于欧洲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希特勒在欧洲的言行清楚地表明他所设想的那种统一不是他们甘愿接受的一种统一。瑞士改组欧洲的概念是建立一个其各成员国能比较自由地进行贸易的自由国家的联盟。而纳粹的由德国一个主宰种族来统治一些劣等民族的概念则不是酷爱自由的瑞士人所向往的。同样，纳粹关于改组欧洲经济的计划也是不得人心的。德国设想的计划是，把工业集中在出产必要原材料的地区，而那些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象瑞士就得转而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纳粹对待占领区人民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排除了在战争结束时他们能心甘情愿地同德国进行合作的任何希望。
1943年瑞士对于建立欧洲新秩序的专心致志的关注大都转移到对盟国胜利后解决战后世界问题的推测上，虽然他们认为战后的前景总比纳粹的胜利要好得多，但它在瑞士人的眼中并不显得特别美妙。德国人的残暴行径所遗留在人们心里的仇恨可能会带来比凡尔赛和约还不满人意的和平。盟国设计的未来的世界组织是一个由强国控制的组织，而珍惜独立的小国很少有发言权。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瑞士对将由英、美、苏统辖欧洲的前景并不热心。而且，一般说来，瑞士对于美国和英国认为苏联将会向民主转化并以一个抱合作和守法态度的国家跻身于战后欧洲所寄予明显的信任也有不同看法。担心俄国会企图使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思想依然存在。瑞士对苏联政府究竟在准备放弃他们的领土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以及同西方大国合作方面走得多远满腹狐疑。只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德黑兰会议后，他们对于苏联和英美之间有可能达成战后协议一点才稍微乐观一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能无视欧洲将会被分成为两个互不信任的势力范围这一可能性。
瑞士人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的人民，虽然并不象盟国的人民那样轻于相信苏联将真心转变的说法而受蛊惑，但也不是对引起这种希望的激情无动于衷。1943年秋，瑞士的选举标志着它明显的向左转。社会党获得了十一席，他们要求，并第一次在联邦委员会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主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比其他政党更倾向于相信苏联政府的道义。它的党员尖锐地批评联邦委员会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并抱怨政府把紧急时期的权力更多地用来镇压左翼团体而不是用来对付右翼极端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瑞士和苏联之间建立正常关系。
第四节 欧洲的解放及其后果（1944…1946年）
（一）瑞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1944年夏季，盟国期待已久的对欧洲大陆的大举反攻已经成熟，这时瑞士被禁锢在希特勒欧洲内的日期已屈指可数了。但同时，眼前的困难问题既未消除，新的忧虑又接踵而来。随着战斗再一次向瑞士国境逼近，他们生怕撤退或前进的部队会侵入他们的领土。甚至在盟国地面部队到达以前，瑞士也未能免于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自从法国沦陷以来，意外事件屡见不鲜。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的空军曾搞错目标把炸弹投在瑞士的领土上，造成破坏和伤亡。1944年间，这些失误在次数和程度上都加剧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4年4月1日由一支美国解放者空军编队对沙夫豪森的轰炸，把这个城镇的大部分地区都毁坏了。9月，瑞士战斗机在白天打信号命令美国轰炸机着陆的时候遭到了袭击，火车遭到机枪的扫射。
瑞士人民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深感不安，他们感到这些事情之所以产生不只是由于美国飞行员缺乏地理知识和训练，而且也表明美国人对国际法保护下的中立国家的权利的厌烦和漠观。为了减少这类事件的危害，联邦委员会在1944年9月12日授权解除在瑞士的灯火管制。德国人这时已无力再来反对这项措施。边区各州政府奉令保持公用和私人的照明通宵达旦。在那些日子里，为了使瑞士的边界白天内更便于认清，在车站和高耸建筑物的屋顶上都醒目地悬挂了瑞士国旗。尽管有这种预防措施和瑞士空军的警戒，类似事件还是不断发生，造成更大的损失，并有更多的人丧生。
侥幸的是，瑞士所担忧的它的边境有可能受到地面部队的侵犯，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盟国发起总攻之日后，吉桑将军想要召集大量的增援部队，但联邦委员会经过紧急讨论，认为这种动员将会影响粮食生产，决定只征召数目有限的一支边防部队。当盟国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登陆以后，又宣布了再次部分动员令。
8月28日，美国前锋部队到达了瑞士的边境，瑞士和外界恢复了联系。自从意大利投降，使德国封闭了它在瑞士边境周围的包围圈后，瑞士就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了。
瑞士政府在这期间所遭遇的另一个麻烦是避难权的问题。自从络绎不绝的逃亡者涌入瑞士寻求避难以来，难民问题即成了他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得不加以处理的一个问题。1940年的法国士兵、1943年的意大利士兵、各国的逃亡者、川流不息的犹太人和其他德国占领区的平民越过国境到中立的瑞士以逃避追捕、死亡、饥饿和拷打。虽然大批人不得已从国境折回，但许多人则被收容下来。1944年，德国的失败已经在望，看来很可能有另一批新的逃难者来敲瑞士的大门，这次将是德国人来寻求庇护，借以逃避胜利者的报复。盟国再一次要求瑞士政府保证不再收容那些畏罪逃来瑞士寻找庇护的战犯。瑞士坚持认为伦敦和华盛顿的惶惶不安是没有必要的。尽管庇护权是瑞士公认的原则，但这种权利并非无条件的。关于允许难民入境的规章规定，那些由于早先不正当的行为不配收容的和其举止有损瑞士利益的外国人将被拒绝入境。可是，他们确实感到，无论如何应该由瑞士自己作出以公认的法律为基础的决定而不能以胜利者专横武断的决定为准。例如煽动战争不是一种公认的罪状，但是轴心国首脑由于其他原因显然是不受欢迎的。瑞士政府在1944年11月15日联邦会议的一份声明中，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如下：
根据维护瑞士尊严的一系列先例，联邦委员会打算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公认的权利，对于那些值得考虑的逃亡者给予庇护。但是由于难民麋集已造成了人满之患，因此，即使是在可能造成死亡的情况下，它也不愿不经过审查就批准所有要求避难的人进入瑞士。很显然，特别对那些曾对瑞士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人、那些犯有违反战争法令罪行的人或过去的经历证明其观念与法律和人道的基本传统不相符的人，一概不能收容。
在和非轴心国世界恢复联系后，瑞士便须同法国重建关系，在瑞士被隔绝期间，这种联系大部分已经中断。1945年2月21日，当戴高乐同意选派伯克哈特教授为驻巴黎的瑞士公使后，瑞士即同法国临时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法国解放后，在瑞士，人们怀着最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戴高乐使法国重新站起来所做的努力。瑞士希望法国能成功地恢复它先前的地位，并在胜利者的会议席上，为维护欧洲和欧洲较小国家的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同戴高乐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之前，还存在许多严重障碍有待克服。戴高乐未尝忘怀，直到德国占领维希法国时为止，瑞士政府还在与贝当元帅和维希政府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另外，法国人强调瑞士银行保存有大量属于“劫夺来”的黄金，原是德国从法国窃取的。因此，在完全恢复两国在战前的密切关系前，必须消除许多隔阂。
在战后时期，关于如何处理德国在瑞士的财产问题上的争议，阻挠了瑞士恢复和盟国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盟国声称有权获得德国在中立国家所拥有的资产作为赔款。这批财产在清理时应用于曾受战祸的国家的善后和重建事业。瑞士否认盟国对这笔财产拥有任何合法权利。在有关德国财产的数额上也有分歧。瑞士估计大约是二亿五千万美元（十亿法郎），而美国宣称总额是这个数字的三至四倍。他们还认为瑞士在挖掘隐匿的敌产方面不肯合作，他们急想能让盟国代表前去进行调查。除非等到德国的财产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之后，美国当局拒绝撤销针对瑞士商行的黑名单或解除1941年在美国的大量瑞士存款的冻结。瑞大在英国的存款也被冻结。
1946年3月，以沃尔特·斯塔基博士为首的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同美国政府和英、法代表进行谈判。除了有关德国在瑞士的资产这一总的问题之外，还提出了瑞士国家银行拥有的资产问题。盟国声称那是被德国掠夺的黄金，应移交到一个黄金储备库，以便归还原有国家。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终于在1946年5月21日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为清算德国境内的德国人在瑞士的存款作了规定。属于住在瑞士的德侨的财产不予没收。清算工作由瑞士赔偿清理处负责办理，并与由三个盟国政府和瑞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结算后的一半收益将由瑞士保留，以抵消德国对它的欠款，另一半则移交给盟国以资进行重建和救济工作。有关掠夺的黄金的争论，根据盟国的要求，由瑞士付出了二亿五千万法郎作为最后解决。美国同意撤销对瑞士存款的冻结，而盟国也答应取消瑞士商行的黑名单。
双方的让步在各自国内都引起了舆论反对，特别是在瑞士，华盛顿协议在议会中被描述成是盟国指定的条款、强权战胜了公理及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违反。为了替这个协议辩护，斯塔基博士说，在华盛顿那场“斗争”中，盟国掌握了全部王牌。他们拒绝解除瑞士在美国的财产的冻结和撤销黑名单，除非瑞士同意移交出德国的资产。斯塔基还提醒他的批评者，瑞士是要依靠盟国供应煤和小麦的。国民院在6月28日批准了这项协议，次日，联邦院也予以批准。
（二）瑞士同苏联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战争结束时，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调整它和得胜的英、美及法国的关系中，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尽管这些国家都是它的老朋友，且在许多地方都是与瑞士类似的民主政体。而同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苏联建立关系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瑞士在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战后世界形势时是不能再把这个俄国巨人掉以轻心了。1923年，当一名俄国官员在瑞士被谋杀后，两国就断绝了外交关系。瑞士并不掩饰它对苏联政体的厌恶，莫塔就反对过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944年期间，在联邦、州议会和报界都对同俄国调整关系是否恰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成立了许多委员会鼓吹恢复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确实，与苏联妥协的愿望大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由于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德国的暂时没落，瑞士急想能在恢复和平后同苏联进行贸易。1944年3月29日，国民院的一名社会党议员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联邦委员会竭尽全力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皮莱…戈拉在回答时向议院保证，政府准备考虑复交。驻伦敦的瑞士公使奉命与苏联大使就此事进行商讨。由于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10月10日瑞士向伦敦的苏联大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重新建立正常关系。对签订协议来说，那时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讵料因为瑞士和其他据称仇视苏联的国家将会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民航会议，苏联拒绝参加。几天后，在11月5日，联邦委员会向苏联提出建交请求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瑞士政府多年来一贯“追随一种敌视苏联的亲法西斯政策，而迄今为止，从没有放弃过这种政策”。
瑞士人对苏联态度的反应是不胜惊异与愤慨。人们把受到苏联无理拒绝的屈辱心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