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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爱尔兰的历史和它的领土分裂仍未消除的状态，中立大概是德·瓦勒拉在战争开始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政策。不过，他曾经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坚持中立的态度，是否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明智，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当战争结束时，他的确维护了爱尔兰在选择战与和上的主权，但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裂问题已被搞得越来越难解决了。北爱尔兰人已下定决心不同他们的南方邻居联盟。而且，他们现在又得到了英国支持的保证。1945年5月13日，丘吉尔开了第一炮，在一次英国战史评论广播会上，首相抛掉了他在战争时期对爱尔兰表现过的政治家的克制风度，猛烈地攻击德·瓦勒拉拒绝英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爱尔兰政府被谴责与轴心国代表“调情”。丘吉尔说，如果不是出于北爱尔兰的效忠，英国为了确保它自己的生存早就应该把爱尔兰的中立置于度外了。5月16日，德·瓦勒拉以委婉的语气作了答复，但他重申了爱尔兰的中立权利，以及在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爱尔兰不能奉行任何其他的政策的论点。
争取美国积极支持结束分裂局面的机会也已经错过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里，爱尔兰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不允许他们默认一个政府可以无条件地管辖这整个岛，因为在一场他们所投入的战争中，这个政府可能再次坚持中立。德·瓦勒拉显然不准备对一项与英国共同防御的政策承担义务，虽然他表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的话，是有可能达致某种安排的。在7月19日的一次关于对外事务的辩论中，他说，英国由于它帝国本身的利益，很可能被卷入一场与爱尔兰无关的战争。要制定一项只有当爱尔兰的利益被明显涉及时才适用的防御政策，即使对于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来说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两天前，德·瓦勒拉就阐明了爱尔兰对英联邦的立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我们对外事务的政策上与英联邦国家联合一道”。他说，他准备坚持这一政策。这样，虽然德·瓦勒拉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他还是渴望把门半开着。在这两岛上主张英爱合作的支持者们努力证明爱尔兰的中立，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为有利于英国的，这就证明，他们希望在两国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指出，英国已经由于爱尔兰为其供应粮食和在英国及北爱尔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移民为其提供额外劳动力而受益。这两项贡献主要都是出自经济需要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是同情盟国的证据。不过，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男女确曾站在英国一边。除了那些在军队中服役者外，在英国战时活动的每一领域中，在英格兰和海外，都可以看到许多爱尔兰的男人和妇女。在爱尔兰，对盟国的同情表现在许多方面。迫降在爱尔兰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爱尔兰人把他们隐藏起来，并帮助他们越境进入北爱尔兰。对在训练或非作战飞行中飞机失事的驾驶员没有加以拘留，且为他们提供修理飞机的各种便利，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就起飞的话。传说有一支爱尔兰军的分遣队曾被派出去用炸药炸毁一排树，因为否则这些树木就会妨碍一架英国飞机在预定时间内起飞。来自英国危险地带的难民都受到欢迎。
遗憾的是，爱尔兰在战争年代里的孤立地位，给国内外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爱尔兰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一项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在国内又实施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而使爱尔兰人民与外部世界思想感情的潮流隔绝起来。曾鼓励爱尔兰人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精神上培养起一种自信心。爱尔兰宛如一株经过大力修剪的树木，唯一留下可自由成长的嫩枝只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枝茎，簇拥着一枝独立、统一的盖尔人的爱尔兰的花朵。在这个凯尔特族人的黄昏图景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幻梦已显得比当今世界的严酷事实更为真实了。
第四章 介于盟国和轴心国间的西班牙
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形势
（一）内战的后果
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内战（1936年7月至1939年3月）。这场内战同时又是一场宗教的、阶级与阶级间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间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间的战争，双方都进行了残酷的鏖战。据说，在这三年内，在战场前线，由于处决和屠杀或是由于饥馑、疾病和空袭，约有一百万西班牙人丧生。获得胜利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共和主义者始终仇视，共和主义者中有二十五万人依然被监禁着，大部分人在等待审讯。几千名共和主义者已被枪杀，十万以上的人被放逐，社会秩序全靠警察国家的方法来维持。许多歹徒和游击队依然消遥法外，不参加这两大派间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年至1939年的恐怖时代中去。
国家主义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险，除非西班牙因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陷于混乱，或者建立起来的支持这个政府的不稳定的联盟趋于瓦解。人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不和与猜忌，特别是在那些由军队、地主、商人、极端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较守旧的右翼集团，以及那些原来是一种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式运动的长枪党之间，他们把信仰经济与社会激进主义同憎恨马克思主义与蔑视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而长枪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协调的。在内战期间，长枪党运动在数量和实力上已迅速增长，它当时在由所有各国家主义政治党派于1937年4月合并成的单一政党中已居统治地位。在1939年8月重新组阁时，长枪党党员又使传统主义者吃亏而获得了胜利；他们在首都和各省市的政府机关内占据了要津；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名叫拉蒙·塞拉诺·苏内的，他是内政部长，长枪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又是佛朗哥的妻弟，因而他很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文职人员。这个野心勃勃和目空一切的塞拉诺·苏内直到1937年方才成为长枪党党员，他与其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外交事务上已经大量插手，因此，他要取代最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贝格贝德尔上校的职务，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一直在竭力发展同轴心国的合作，但是他实际上很害怕德国的侵入，这种恐惧心理他在1939年6月罗马的一次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显露出来。然而对于法国和英国，他却表示了根深蒂固的敌视，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驻马德里的使馆曾在1936年拒绝给他的兄弟们以避难权。
虽然长枪党已变得很有势力，但陆军依然是西班牙最强大的力量，身任总司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党魁四职的佛朗哥将军，自1936年10月以来，一直以他的沉着顽强的毅力保持了他的地位，而正是他的这种沉着顽强的毅力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然无恙。他向他敌对的国家主义者集团所作的让步都摆得四平八稳。譬如，他在1939年8月任命了几名新的长枪党部长后，就又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为该党的书记。有一年多的时间，该政府几乎在名义上有两个外交部长，而每逢两个敌对的集团中的一方有一名主要的代表被解职时，一般地跟着就会有另一方集团中的一名主要代表被解职。联合政府就是采用这种方针取得了稳定，尽管效率很差，而由于各党支部同正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重床叠架，事情就搞得愈来愈糟了，另一方面，不久之后又建立起来一种由国家…辛迪加公司组成的统治集团，更加剧了这一混乱状况。另外不幸的是，许多原来在这样的时期满可对国家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监禁的监禁，或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予任用。无疑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总的说来，这个政权腐败而又无能，并充满着勾心斗角，对于它那些怀有更大理想的拥护者是惨痛的失望。
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以及倾向于自给自足与管制经济的长枪党同具有较正统观点的其他一些国家主义者之间的不协调，使这个因社会革命和战争而遭到蹂躏和破坏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建设更加困难重重。由于缺乏国外进口的原材料，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不光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且也必须进口为国家主义者打算实施的发展计划所需的各种设备。按照西班牙政府缺少黄金和国外资产的情况，要偿付所有这些进口物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在这初期恢复阶段，向国外政府要求信贷就至关重要了。
（二）外交政策及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国家主义者压根儿无意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开始他们就坚持西班牙“志在”海外“帝国”。他们所渴望掌握的领导权，一部分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西班牙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影响，是要通过同有血缘关系的西属美洲各国建立较密切的联系以得到增强，同时它也对阿拉伯世界表示了一种友好姿态，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比西班牙更有资格赢得同穆斯林的相互谅解的。另一方面，西班牙准备全面扩充其陆、海、空三军，并准备建造四艘三万五千吨的战舰，民族主义者也对收复直布罗陀以及扩张其非洲的领土表示了兴趣。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说到要把葡萄牙并入他们的新帝国内。据暗示，西班牙在下一场战争中将不大可能保持中立，而且不应该忽视上帝已赐给他们的战略优势。当时还是外交部长的霍尔达纳伯爵，在1939年4或5月间对新任命的英国大使莫里斯·彼得森爵士说，西班牙无意染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塞拉诺·苏内接着在6月访问罗马时不但要求直布罗陀，而且还要求法属摩洛哥，可是，他又明确表示，西班牙在二、三年内将决不会从事战争。佛朗哥在齐亚诺于7月拜访他时，坚持要保持不少于五年的和平，他对于这一点，比对于西班牙到头来将难免被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一点尤其更为强调。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佛朗哥还提醒德国情报机关西班牙没有作战准备。
国家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工作，很受害怕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内“共产主义”的动乱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即对西班牙政府和许多决非极端国家主义者或轴心国的拥护者的西班牙人来说，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敌人是俄国而不是德国，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一旦这一设想成立的话，西方大国和轴心国之间的这场战争看来可能只不过是强权政治的一次灾难性转变，或者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为俄国人火中取栗而被引入歧途的十字军运动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