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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专门技术随教育的同时扩展而提高，而且正在最新式设备的工厂中被雇用，这个情况就是俄国劳动生产率巨大增长的原因。俄国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增长成为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来源。因为1937年整个工业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是由新建或由彻底改建的工厂所生产，或许可以假定，劳动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建立在更多更好的工具和设备的净投资的基础之上的。
日本也是直到1935年由于工厂的最后的扩大和现代化才造成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在那一年之后，新的投资没有跟上农村剩余人口继续进入工业的步伐，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厂生产能力。由于工厂连续满负荷运转，机器难于保养，同时，又因为遇到了供应合适的劳动力的困难（必须略微增加劳动时间），1935年以后每人工时生产率开始下降。尽管如此，日本生产率的提高就象苏联一样，是1929年到1937年生产大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两国已在竭尽其可用的生产资源这一点，就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它们已获得的经济力量不可能有巨大增长。
法国和美国每人工时的高生产率，则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情况造成的，其意义也与日本和苏联的迥然不同，法国人口增长停滞，生产能力利用率低，这就使增加现有工厂的刺激因素限于狭小的范围。在没有新的投资的情况下，劳动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耗尽工业劳动力得来的。1937年工业部门雇用的人力比1929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二十年代来到法国的许多移民在三十年代返回自己的出生国，而许多法国人又离开城市到乡村去，所以留在工业部门的很可能是技术较好和效率较高的工人。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其他因素包括整顿某些工厂，生产集中于最有效的工厂。尽管每一正常工作周减少百分之十六的工时很可能加强每人的劳动强度，但是这种以减少工时来提高生产率的有利影响似乎被相对于可以利用的生产能力而言的就业脱节所抵消。法国每人工时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依然是潜在的，这个意思是说它不反映为总产量的增长，而是被并入法国就业工人闲暇时间的增加之中了。按照总产量来看，法国在三十年代从来没有接近过它在1929年实现的经济力量。因而不象日本和苏联，它拥有本应能够使它在短期内相当大地增加产量的潜力。
美国每人工时生产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不是由于对每一就业工人提供更多资本，因为直到1937年为止的八年中，对商业性工厂和设备的净投资只增加了大约十亿美元，而截至1929年为止的八年中却增加了二百五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偿还和折旧基金的再投资，三十年代工业生产能力的质量构成有了很大的提高。用上述手段在美国的大型工厂中引进了传送带，最重要的是安装了高效的原动机，如用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都是这一时期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正如一位对美国情况有识见的观察家所指出的，“＇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由于增加使用机械能……机器的改善和使用它们的技术的提高。”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仍然是潜在的，它没有反映在更高的总产量上，而完全转化为劳动“人时”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结果在三十年代位于繁荣顶峰的美国象法国一样，拥有更多的生产储备，既有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又有未充分雇用的人力，这都比二十年代繁荣顶峰时要多。
联合王国生产率的高度增长，主要是由于工厂的内部凋整和净投资的增加。到1937年，就业水平已经超过了1929年；但是劳动时间既没有象日本那样增加，也没有象法国、美国和苏联那样减少，所以生产率的提高完全反映在总产量的大量增加上面。
在所有的大国中，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率的提高最少。两国的就业状况超过了二十年代的巅峰，结果是，合适的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原料供应的不足都使劳动效率受到不利影响。意大利从1935年起劳动效率开始下降，但是由于减少劳动时间（这很明显地增加了意大利工人的个人劳动强度）使它未曾下降到1929年的水准以下。不过，用这种办法扩大就业的结果是，由于更充分地利用工厂而发生专门设备短缺，从而加剧了现有技术工人和材料的匮乏。另一方面，德国的劳动时间仍没有改变，而新的投资直接受到控制。确实——而这是解释纳粹德国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的一点——直到1937年年初，对工厂和设备的总投资还不足以维持工业生产能力，所以1929年以后每人工时生产率的较小提高，主要靠折旧费的再投资。虽然1937…1939年的三年中工业净投资达二十二亿马克，但是这不足以使1929…1936年的八年间工业投资减少达二十六亿马克的情况得到弥补，而后来的投资肯定不能立刻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新投资的迟误就意味着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超过了通常的工作水平。“过去的机器通常只工作一个或两个班次，而现在＇1938年＇却常常实行三班作业；如果停顿的话，这只是短暂的间歇，用作现场维修和必要的零配件保养。”
不论有些统计数据多么可疑，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的主要结论还是有效，即使后来试图作了还要精确些的统计。大体说来，与1929年相比较，三十年代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英国略有增加，而在日本和苏联大有增长。在其余四个国家中则没有增加。在就业状况即将达到生产潜力的限度，即现有生产能力所限定的程度之时，每人工时生产率的提高在那些工厂和设备净投资相当多的国家（苏联和日本），要比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更为明显。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加上每人工时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苏联、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1929年到1937年间制造业产量的提高。在上述四国中，为生产能力所制约的“潜在”经济力量，多多少少地得到“实现”。这就同法国和美国的情况形成尖锐对比，这两国生产率的提高完全表现在两国人民闲暇时间的增加，而在1937年两国的“潜在”力量同“实现”的力量之间还存在差距，由于产量重新收缩，这一差距在1938年又进一步扩大了。
上述生产的不同发展完全改变了大国制造业力量对比的模式。1937…1938年与1929年相比，或与萧条的1932年相比，各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份额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如表IV所示。
表IV 相对的制造业力量（世界产量=100）
年份 美国 苏联 德国 联合王国 法国 日本 意大利 七国共计
1929 43。3 5。0 11。1 9。4 6。6 2。5 3。3 81。2
1932 31。8 11。5 10。6 10。9 6。9 3。5 3。1 78。3
1937 35。1 14。1 11。4 9。4 4。5 3。5 2。7 80。7
1938 28。7 17。6 13。2 9。2 4。5 3。8 2。9 79。9
德国的相对实力从1932年以来已有巨大增长，由于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帝国又进一步得到增强，所以在1938年大德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它的生产超过法国和联合王国生产总和。这两个国家在二十年代后期所共同享有的对德国的力量优势已经失去了。
更富有意义的是苏联在大萧条时期在大国制造业中的级别跃进到第二位，因为它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一旦取得这样的地位，它就不可能回复到萧条以前的状况了。虽然它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1937年）只生产了美国产量的五分之二，却超过了德国产量的四分之一。有许多具体迹象可以证明它的伟大的成就。例如在1937年，苏联制造的汽车同德国相等，棉纱是德国的两倍，皮鞋和卷烟也是两倍，而拖拉机六倍于德国。或许在它的进展中最令人惊讶的特点是，就已查明者而言，是每一个就业的俄国工人生产率相当于，甚至高于一个英国工人或德国工人的生产率。
但是德国人和任何别人都没有过分担心俄国的力量。他们同意斯大林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俄国人自己对自身的力量不抱幻想）。这个看法是：
一个国家工业的经济力量表现形式，不是不顾及人口多少的一般工业产量，而是工业产量同每一人口的消费量直接关联。
关于总人口中每人生产的制造单位，苏联远远落后于更为成熟的工业国家。
按人口平均每人制造品的比较产量
年份 美国 联合王国 德国 法国 苏联 意大利 日本
1937 268 198 165 108 83 63 48
1938 219 194 180 108 104 67 52
上述比率说明，对于苏联、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来说，将省下来的工业资源用于建立军事力量，要比美国、联合王国和德国困难得多。确实，因为在1938年，仅次于美国的大德国实际生产的制成品按人口平均计算要比联合王国及其四个自治领的总和还要多，或是比联合王国与法国的总和还要多，它有资格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工业国，是拥有巨大军事潜力的国家。
在评估战争潜力的时候，将制造业产出分为资本货物和消费品，要比只看产量更能说明问题。因为生产工业、农业、贸易和运输设备的资本货物工业，只要稍加调整，便可照样顺利地生产军事装备和车辆。因此，每一个强国经济中的资本货物部门的规模使反映出该国的战争潜力，这比制造业总产量所反映的准确。因此，恰当的做法是首先调查一下相当发达的资本货物部门赖以生存的条件和基础是什么，其次，该部门在每一个国家里以及同全世界总产出相比而言究竟有多大。
在自发的工业化条件下，如同较老的工业国成长的特点那样，资本货物工业是在消费品工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建立的。在消费品工业对机器的需求足够大的时候，生产机器才有利可图，但这不是唯一的发展模式。例如在国家指导下经过审慎计划进行工业化的条件下，就象苏联在三十年代独具一格的情况，资本货物工业的发展先于而不是后于消费品工业的发展。
形成相当发达的资本货物部门的核心的，是钢和生铁工业，这两者又主要依靠煤和铁矿石。生铁工业多半设在煤和铁矿石最便于调集的地点，或是靠近煤田，或是靠近铁矿，或是在这两种原料中心中间的水路和铁路交通线上。一般地说，有效需求的结合——不论是自发的还是国家指导的，以及可以得到的煤和矿石资源的结合是世界铁工业集中的原因：（1）以煤为基础：鲁尔、比利时南部盆地、英格兰中部、顿涅茨和库兹涅茨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西部（匹茨堡周围地区）；（2）以铁矿石为基础：法国洛林、亚拉巴马（伯明翰周围地区）以及俄国的克里沃罗格和乌拉尔地区；（3）以煤和铁矿石中心之间的水路和铁路为基础：莱茵兰、美国东海岸和中西部（芝加哥周围地区），在俄国的亚速海上（靠近马里奥波尔）以及横滨…东京、八幡和神户…大阪地区。
美国和苏联是面积广袤的大陆国家，煤铁矿藏丰富。德国和联合王国也恰好拥有巨大的煤矿储量，而法国则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因此，生铁工业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上述五国都已具备。但是即使在既极缺煤又极缺铁矿石的意大利和在有一些煤但几乎没有铁矿石（在获得满洲以前）的日本，生铁生产也在小规模地进行。
虽然德国和英国的生铁工业依靠进口矿石，法国的生铁工业依靠进口煤，德国和英国的矿石需要却不是从法国那里得到满足的。在三十年代后期，德国一半以上的铁矿石是从瑞典进口的，从法国和卢森堡进口的不到三分之一；英国进口的铁矿石几近一半是来自西班牙，还有从斯堪的那维亚和北非的进口各占五分之一。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德国从法国进口的矿石主要运往萨尔地区的铁厂，该地区于1935年重新并入帝国，而瑞典矿石供应鲁尔、莱茵和西里西亚地区的铁厂。从军事观点来看，有一点很重要，即德国在鲁尔的巨大铁工业对法国矿石的依赖程度要低于法国工业对鲁尔煤和焦炭的依赖程度。
钢生产的地理位置大体上取决于生铁工业的位置，除非钢厂是以熔炼废金属为主。这种例外对日本和意大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国的钢产大部分基于利用进口的废金属。虽然德国（英国也是如此，但法国不是）炼钢的标准原料成分是百分之六十五的生铁和百分之三十五的废金属，废金属对选择炼钢厂的地理位置的吸引力不大；首先，因为生铁仍然是钢生产的决定因素；其次，因为废金属在德国钢生产中心自然增多；第三，因为废金属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