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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巨大损失使通过海路的进口数量减少，而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铁路运输也不能满足日本所需的进口量。用小鼓风炉就地加工生铁块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
化学工业所必不可少的盐，是日本大部分依赖满洲国和中国供应的另一种商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了日本的唯一的原棉来源地。日本在华北扩大棉花生16产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只有掺进长纤维棉花，日本才能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劣质的短纤维棉花。然而，日本已无法获得长纤维棉花了。
假如日本能使自由中国垮台，那么，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就便利得多了，只要航运可能的话。而且，只要日本能迫使蒋介石求和，或者使蒋介石阵营里比较重要的人背叛他而投奔汪精卫阵营，那么，日本就可以从中国调走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去用之于其他地方。日本还可以得益于相应地减少对中国战场的航运和后勤供应。
因此，结束在中国的长期冲突，对日本来说变得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开始变得对日本不利的时候。
在1942—1944年间，日本很有希望打垮自由中国。日本人看到，英美卷入对日战争，起初多么鼓舞中国的士气，但也看到当日本胜利地向东南亚挺进而使中国比以往更加孤立时，这种鼓舞又怎样变为惊慌。日本人意识到重庆对盟国的“德国第一”战略的反感。他们也看到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越来越分裂以及共产党势力在华北重要地区的巩固所造成的国民党保守派的恐慌。增长着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国内外——特别是美国——对重庆政权缺点的批评，这些都是日本人可以利用的。日本人及其南京仆从的宣传，都注意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但是，只要中国坚持抗战，盟国就保证中国自由和独立（而日本，正如1940年11月的条约清楚表明的那样，仍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那么，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不大可能成功了。东条似乎抓住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无论如何日本必须给予南京政权以表面的同盟国地位和平等的地位。东条可能是由于重光葵的影响而这样做的。重光葵到1943年4 月为止是驻南京的大使，1943年4 月继谷正之后在东京任外务相。从此，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具体化了。
根据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与重光葵密切合作过的加濑俊一说，“对华新政策”的目标首先是实现与蒋介石媾和。重光葵希望这将成为全面媾和的序幕。显然，基本的概念是日本将放弃——或至少大大地改变——它控制亚洲政治、经济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要保证西方列强不能恢复他们原来的地位。东条积极支持这个政策，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大东亚的其他地方；这无疑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这是使泛亚洲主义的宣传更为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是使日本占领区的人民与日本实行真正合作的方法。他认为这是日本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相信日本能够取胜。即使加濑对重光葵的动机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重光葵并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希望用宽大的政策促使日本的仇敌与它达成协议，同时削弱国内陆军的地位。
1942年12月，汪精卫到了东京，与东条、重光葵和日本政府的其他人员进行了会谈，并谒见了天皇。1943年1 月9 日，当南京政府对英国和美国正式宣战时，这些交易的一个结果变得明显了。东条对此欢呼，称之为“在进行大东亚战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接下去说：
为了使新中国更快地完成其建设事业，从而为圆满结束大东亚战争作出充分贡献，当前日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坚决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增进日中亲善，迎接新形势。这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做法。
据此，东条表明：日本政府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并将向南京政府交出其在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馆区，并将交出日本军队在中国占有的敌产。
这个决定多半是由英国和美国方面的声明引起的。
在1942年10月，英美决定就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中国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条约。
英方条约也规定了放弃在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国租界。既然这些地方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日本报界就嘲笑这种条约纯粹是一个空姿态。对于英国和美国放弃它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利，日本报界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关于上海工部局的历史，被描写如下：这是长时期的恐吓、暴力和残酷剥削的历史。名义上，这是一个为了管理租界内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但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就控制了这个机构，利用它来保护他们的“大班”们的利益——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其他一些靠上海的财富养肥的人。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反复作出努力来打破英美人的联合。大东亚战争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巡捕房的利德尔、布朗、斯迈思之流已经走了，“大班”密切尔、凯西克〔原文如此〕及其一伙也搭乘撤退船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今天，代替他们的是，冈泽胜男担任工部局总董，中国人袁履登担任华董，渡正监担任上海巡捕房的首脑。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利益代替了“大班”们的利益。
但是，尽管日本高奏凯歌，并声称美国和英国只不过是举行一种空洞的仪式，他们所放弃的只是那早已永远失去的东西，但这些条约的缔结还是迫使日本实践了它在1940年11月作出的关于在中国特权问题上的承诺。已经进行军事和商务投资的日本人不欢迎这样做，因为特别是自1937年以来，这些投资很有发展。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抗议被东京压下去了。
1 月9 日，南京政府宣布：关于日本人放弃在中国的日租界的协定业已达成；与此同时，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保证通力合作进行战争。两天后，南京外交部长褚民谊说，对英美的宣战废除了与英美缔结的一切条约。关于日本放弃日租界的协定，只用一般的措辞作了叙述；但在2 月9 日，日本政府声称，已成立一个中日委员会安排移交事宜，该委员会由日本人四名和中国人四名组成，并由一个十二人组成的技术委员会进行协助，其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可是这个委员会直到3月6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3 月14日，重光葵和褚民谊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移交的具体事宜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的条款，日本将在3 月底前向南京政权无偿地交还在天津、汉口、沙市、苏州、杭州和厦门这些城市内的日租界。在这些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得到了确认。中国当局将接收警察局和其他行政机构。
缔结这项协定之日，正是东条访问中国之时。东条于3 月14日到达上海；并于次日抵达南京。他的访问显然是想平息当地日本侨民中的不满情绪。他在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声称：“虽然日本政府对这些受日本新政策影响的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地位和利益深表关切，但它决定坚持首先考虑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他回到东京后，3 月29日在政府官员和实业家的一个联席会议上说：“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中国的日本实业界领袖要放弃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想法，要同中国国民合作，并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为发展经济作出努力。”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发表了类似的演说。
3 月27日，南京政权接收了鼓浪屿的一小块公共租界。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租界也在1942年3 月正式移交给（日本所扶植的）中国当局。还剩下最重要的一处，即上海的公共租界。1943年6 月30日，褚民谊和谷正之（他继重光葵任日本驻“中国国民政府”的大使）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南京政权将在公共租界实施行政管理权，并接管上海工部局的财产和债务。在这样做时，在职行政人员将保持现任职务，薪金不变。同时，将尊重日本政府的财产权和在租界内以及越界筑路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权力的移交定于1943年8 月1 日生效。20同时，由于日本的压力，维希政权驻南京的代表不得不缔结了一个放弃在华法租界的一般协定。接着，在7 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具体协定，规定在8 月1 日把上海的法租界交还给南京。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同意放弃它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权。8 月1 日，南京当局正式接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与此同时，在东京又宣布了另一个中日条约，规定在华日侨应向中国当局纳税，但以不受到敲诈勒索为条件。
同时，在6 月15日，东条对贵族院说，日本政府打算“为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积极合作而对日中条约作根本的修改”。但显然，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与中国有联系的日本商行对这个“对华新政策”很感不满。青木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作了一次旅，行之后，于9 月回到东京，他说，由于实行“对华新政策”，南京政权正在迅速地发展；而东京的情报局长岸声称，在华日侨的“牺牲”，目的在于增进中国国民政府（即汪精卫政权）的利益。他说，中国必须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又说，反对无偿地放弃日本的特权“似乎是有理由的”，但为了在大东亚战争中的日中合作，他们必须放弃这些特权。他还否认日本新政策是由于军事形势的恶化所造成的。
10月28日，重光葵对国会说，日本战争的目的包括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两天后，在10月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同盟条约。该条约的序言中表示：
两国政府决心在建立大东亚的过程中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邻邦进行合作。因此，为了根除这种合作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的根源，他们就新条约的六项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在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的友好和互助关系。第二条规定，采取一切可能的合作与援助措施来建立大东亚。
根据第三条，日本和中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第四条规定，细节问题将在以后进行讨论。第五条规定，昭和15年11月30日，即中华民国29年11月30日，日本和中国签订的关于两国基本关系的条约，以及该条约的所有附件，在本同盟条约生效之日起作废。最后一条规定，该条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
根据这项条约的议定书，当中日两国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结束时，日本将从中国撤军。日本也放弃它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条款及其补充协定所享有的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议定书和条约同时生效。
日本政府情报局在公布新条约的声明中宣称，自从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形势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声明提到了南京政府对英美的宣战，说这场战争终于扫除了英美在中国的势力。日本和中国正在调整它们的条约关系，为的是使它们能够不受过去种种情况的影响，作为友好的邻邦，恢复到正常和适当的状态。
这个“新政策”的目的是双重的。它是想给南京政权“面子”，日本希望借此增加名义上由这个政权统治的人民对日本的支持，并鼓励重庆方面的人背叛。虽则南京政府仍依赖于日本军事力量的支持，但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朋显的沮丧情绪，证明那些让步并不仅是纸上的东西。1946年9 月，曾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长的梅思平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他声称，直到1943年底，日本高级官员都公开支持在中国沦陷区贩卖鸦片，因为鸦片出口是内蒙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为日本人从中赚了很多钱。其中有些钱已被东条用来保障日本国会议员对他的22支持。但是，梅思平说，1943年12月，南京和上海发生了反对鸦片的学生示威。于是日本人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恢复战前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他们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想安抚中国人，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和南京政府的官员们那时已通过控制食品和其他商品获得了更多的钱。据梅思平说，因此日本同意重设禁烟局，并减少从内蒙进口鸦片。梅思平说，结果，日本控制的禁烟局由南京政府接管了，公开贩卖麻醉品停止了，从内蒙进口的鸦片减少了一半以上，鸦片税则由南京财政部征收。
这一证词的来源是可疑的；很有可能，南京政权的主要动机是想靠鸦片赚钱，而不是禁止鸦片。但是这说明了，至少有一些曾使得日本军队和随军商人发财的路子，由于“新中国政策”的实施，现在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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