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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如果日本能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的话，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政治上形成三类：第一类，直接并吞的地区，那些保证保持日本海军和军事优势的战略要地，即香港、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和前荷属帝汶岛；第二类，虽然起初由日本直接统治但最后可能给予有限自治的地区，即马来各邦、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都拉，也许还有西里伯斯；第三类，“联盟国”，即满洲国、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也许名义上仍属法国的主权）、暹罗和缅甸。毫无疑问，日本将在所谓“联盟”
国家的一些战略要地驻军，而所有的联盟国要受条约的约束成为日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手。
在经济上，大东亚圈将成为一个共荣和自给自足的地区。在这里，对日本人在能够永久建立共荣圈的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情和他们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实际做过的事情加以区别，那是公正的。日本人大声疾呼地谴责他们发现在东南亚地区经营着的种植园经济，坚决声明他们完全不打算使这种制度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指责英国和美国有意忽视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以便永久维持一种“殖民经济”。他们说，这种情况与日本在朝鲜和福摩萨所做的不同，在那里，大量的资本和劳力用于发展水力资源和制造工业。日本在东南亚的目标，如同在整个共荣圈一样，是使“每个地区生产最适合于它生产的东西，并从其他地区获得它所缺乏的东西”。
在这种言论和类似的关于西方国家的罪行和日本的善意的言论中，除去大量的宣传成分后，我们会从中发现其真实的成分。日本会发现，要以由占领区供给它原料而由它供给占领区成品的方式来组织全部占领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不可能吸收它们可供输出的全部产品，如锡、橡胶、糖，甚至大米。在将来以自给自足原则为基础的战后经济集团的世界中，日本把这些商品重新输出的能力，可能也是很有限的。日本希望同欧洲的轴心国伙伴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它为了这一目的同它们缔结了一些条约。1943年1 月，日、德、意在柏林谈判一项关于战后经济合作原则的全面协定。这个协定包括一项秘密议定书：各签字国同意给其他签字国以比他们希望建立的经济集团中的其他国家较为优惠的待遇。不久以后，在东京签订了一些更详细的贸易协定，当然，所有这些协定最终都成了泡影。
日本人似乎在设想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日本本国、朝鲜、满洲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华北，都将成为钢铁、化学产品、机械和机床的生产地区。在东南亚，重点将放在原料生产方面，但纺织品、轻金属品和橡胶制品的生产将受到鼓励。在农业区，为了种植粮食作物供当地消费，单一经营至少要有所缩小。
但是日本的需要将始终高于一切，经济发展主要将由日本人控制。日元集团将扩展到整个共荣圈内，同时，日本银行、商行和航运公司将控制大部分金融和商业活动。在各“同盟”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暹罗和菲律宾，为了吸引国内资本，安抚民族情绪，可能通过经营外表上是以平等地位组织起来的控股公司，合伙提供资金，发展国内经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42年以后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日本将在各地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样板。但是制定广泛的经济计划，将是日本大东亚省的特权，并在很大程度上视日本提供必要资金和设备的能力而定。
战争期间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政策，受到日本军队的需要和战争过程中给日本带来的日益不利的情况所支配。各处的情况都差不多，在东南亚尤其如此。从1943年起，当潜艇和空中袭击使日本的商船航运遭到灾难性的损失时，日本的海外贸易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遍及各个方面的艰难和贫困，如占领军对食物和劳动力的需求，通货膨胀，消费品的普遍稀少，以及城市和其他一贯依靠国外进口食物的人口稠密地区的食物严重短缺等，都强烈地显示了这一点。在长期有战斗的地区，无论是最初日本的占领，或是后来盟国的反攻期间，苦难尤为严重。到了1945年，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和混乱不堪的地步，“共荣”一词已成为笑柄。
为了加强在日本和被征服地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东条将军决心成立一个特殊机构，来主管并调整对这些地区的政策。1942年3 月对此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成立了大东亚审议会，作为首相的谘询机构。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计划是在1942年夏天由内阁企划厅起草的。东乡外相显然首先从内务大臣汤泽三千男那里听到这一消息，他强烈反对这个计划。由于1935年满洲事务局和三年以后中国事务局的建立，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缩小。如今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外务省将只能管管所谓“纯外交”方面的事。据企划厅大臣星野直树对东乡说，这指的仅仅是仪式上的事务，例如正式接待使节和正式签署条约之类。东乡决心反对这一计划。他起初希望，通过他拒绝同意这一计划，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能迫使整个东条内阁辞职；他对东条通常处理事务的方式已越来越不满意。但这一点他估计错了，因为东条的地位非常牢固。正象陆军和海军的密使警告东乡的那样，陆海军赞成建立新的省。
汤泽和东条内阁的其他文职人员不太热心，但也不准备支持东乡倒阁的尝试。
1942年9 月1 日，在争论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东条提出了建立新省的计划草案，并坚持要得到通过。他宣称，大东亚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统关系，因此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省来同他们打交道。东乡回答说，这些国家多半会对新省的创建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草案中明显地看到自己在政治上是从属于日本的。东乡还说，如果新省与中国事务局相似，那么其后果肯定是不利的。他认为，中国事务局除了激起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他争辩说，分别建立两个外交机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东乡还指出，日本尚未赢得战争，如果内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作战上，而把日本对于占领区的永久关系留待以后去考虑，这样将会更明智一些。但东条听不进这些论点。最后，东乡感到自己要推翻内阁的希望是达不到的，他也不可能说服东条作出妥协，因此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法。暂时由东条自己兼任了外务相。
东乡既被排挤掉，东条很容易就取得了其他内阁成员同意采纳大东亚省的计划。
但当计划提交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时，它却受到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附和了东乡的论据：分别建立两个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必然要引起混乱，新的措施很可能对有关国家的舆论产生不利的影响。东条答称，为了统一大东亚的政策，建立新的省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他承认大东亚省的权限将不扩展到军事管制下的国家，使这个计划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他试图缓和这种影响，他说，在这些地区，军队统治将尽早地代之以文官治理，军队本身是希望这样做的。有个议员中肯地指出，甚至在福摩萨，政府机构人员也几乎全是日本人，到哪里去找所有新占领区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东条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将允许这一类地区的居民参加他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调查委员会对东条以及他的更为驯顺的新外相谷正之的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想要修改原计划，但为东条所断然拒绝，结果，东条的愿望终于取得了胜利。
1942年11月1 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四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这意味着，外务省的满洲事务局、关东局、中国事务局、东亚局和南洋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拓植局和南方拓植局，都将归并于这个省。然而它对朝鲜、福摩萨或日本的萨哈林岛没有任何管辖权。
新省的职能，包括管辖在大东亚共荣圈供职的、以前对日本外务省负责的全部日本官员，除去所谓“纯外交”这个受限制的领域以外。新省将监督所有这些地区的其他日本国民的活动，选择和培训准备派赴这些地区供职的日本行政人员，并负责指导这些地区的日本拓植公司的活动。它还担负着促进和监督共荣圈内日本与轴心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
新省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满洲事务局和中国事务局的原有人员，部分是从外务省现已撤销的东亚局、南洋局和美洲局调来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陆海军军官。
青木一男，过去曾担任过东京的大藏相，还当过汪精卫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被任命为大东亚相；山本熊一，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外务次官，被任命为大东亚省次官。
建立大东亚省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军方想要排挤外务省。军方始终不信任外务省，认为它在暗中反对他们。至于新的省，它对占领地区主要问题的决策方面最多只起谘询作用。各地方自治政府应准予自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内阁和大本营之间争论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是那样争论的。根据山本自己的证词，他的省无权过问直接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东印度群岛。他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受到怀疑的，因为他显然是急于想摆脱对日本统治的残酷状况的责任。但是东条1942年在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上的谈话证实了山本的话；如果东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大东亚省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宣传领域方面。它派遣大批日语教师和其他教员或短期讲学讲师到占领地区去。它安排日本和大东亚的儿个“盟国”之间的“友好访问团”。在日本以外的大东亚区域里，有一批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学生被送到日本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大东亚省负责这些学生的活动。大东亚省组织定期的大东亚文艺和科学会议，促进整个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它布置一些学者以日本为“领导国”的观点来编写大东亚历史。人类学家们则埋头于证明日本人和东南亚民族的共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工作做得使他们自己感到满意。
1943年4 月重光葵被任命为外相之后，大东亚省开始倒运，而外务省再次走运。
宣布“对华新政策”，给予菲律宾独立，并给它以日本的同盟者的地位，采取这些步骤的目的在于要在敌对的同盟国宣布其远东战争的目标之前抢先一步。同盟国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但是日本人先发制人，于1943年11月5 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国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满洲国首相张景惠，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新菲律宾”总统洛雷尔和缅甸元首巴莫。暹罗总理銮披汶以身体不好为由未参加会议，派了旺·怀他耶功亲王为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
“自由印度”作为观察员列席，但由巴莫代表印度讲话。
东条在表示欢迎的开幕词中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剥削永久化。他说，贸易机会均等的主张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自己的领土一贯对我们亚洲人关门，因而也就是不给我们这种平等的机会，并阻碍我们的贸易，他们谋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东条接着描绘了新秩序的原则，说这种新秩序是以大东亚固有的道义精神为基础的。他把这些原则解释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发扬“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在互惠基础上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显然是为了向西方同盟国作出姿态，他还宣称，“我仍正在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不是关门主义的，而是积极地谋求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
东条讲话之后，接着是“同盟国家”的代表们发言。他们对东条已阐明的原则表示感谢和支持。11月6 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体现日本首相所阐明的原则的联合宣言。
这些活动全都是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布置的。巴莫在1946年宣称，每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团背后都有一个日本官员在指导他们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他说，整个议程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不容有任何改动。事实上，占领地区的真实情况对大东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崇高理想是一个滑稽的嘲弄。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上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战争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全怪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