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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就是美国了。华盛顿政府坚决拒绝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见之于行动。1941年3 月，租借法通过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决定中国将成为这种援助的受益者之一。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旨在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人改进这条公路，也就促进了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四倍光景，即从1941年5 月的四千吨增加到同年11月的一万五千吨。
1941年5 月，总统宣布，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接着就派出了一个美国空军代表团去帮助恢复中国空军，并提供方便，使中国飞行员在美国受训练。
此外，1941年春夏之际，在政府的秘密支持下，由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行员组成了美国志愿队。
1941年7 月，第一批美国飞行员到达缅甸。缅甸的英国当局允许他们使用那里的机场，1941年10月又允许他们在那里进行战斗训练，虽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不能从缅甸的基地起飞去攻击日本。
但是，这类援助以及美英的银行用来维持中国货币的进一步贷款，对中国的需要不过是杯水车薪。长期战争所造成的过度紧张，严重地影响着国民党政府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重庆对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会谈极为惊慌，唯恐美日终于达成某项协议而让自由中国听凭命运摆布。因此，当1941年11月赫尔将他提出的与日本妥协的条件通知重庆政府时，愤激的中国人表示反对，尽管这些条件并无多大意义。当赫尔决定放弃达成妥协的尝试，当东京收到美国11月26日的照会（这正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以后日本决定要打时，重庆大感宽慰。现在，日本既然向美国和英联邦的联合力量挑战，它就肯定将被击败，而中国的长期的痛苦也将结束。因此重庆政府立刻作出反应，它先向日本正式宣战，然后在德意两国加入日本一方对美作战后，它又对德意宣战。
但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愿望实现了，日本终于被打败和覆灭了，然而国民党中国的劫数也已注定，因为1937年7 月芦沟桥事变以来的长期战争酿成了国民党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要了解这些根源，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抗日战争对这一局势所产生的反响，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有影响的各个集团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的历史背景
1936年时，中国的前途似乎是比较光明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工业和贸易状况正在好转；前一年颁布的财政改革法开始见效。这种情景与前几年的动荡和骚乱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在1936年，中国在国民党的训政下，似乎可能终于实现自满清帝国垮台以来它一直在争取的国家统一和强盛了。
这些进展的取得，主要是靠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就连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批评他的人和他的对手也承认，他是唯一具有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和平的领导能力的人。
1936年12月，他在西安被监禁时，日本人报道了一条（假）消息，说他已被叛乱者杀害，结果中国所有的党派和团体，包括那些前不久还在示威反对他对日本的“姑息”态度的人，都深感悲痛。他们担心中国再次陷入混乱，并且可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甚至共产党人在当时也认为，蒋的领导对他们想要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是这一信念，使他们在西安为蒋进行了调解。当蒋介石安全无恙并获得自由的消息传出时，全国的宽慰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西安事变确实暴露了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是多么的不稳定，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多么遥远。它现在既不是封建的国家，也不是中世纪式的国家。在帝国时代，它是通过一个文官机构进行治理的君主制国家。这个文官机构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制，这些障碍造成了一种狭隘的观念，并助长了边远省份的半自治倾向。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就象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只是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贵族阶级，而只有大量的小地主，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半自耕农阶级，再下面还有一个由纯粹的佃户组成的“贫农”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相对说来比较小的肥沃的地区，人口的压力不断增长，这就使农田的地价高昂，相应地使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习惯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反抗，对抑制强征的苛捐杂税起了作用。确实，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并不是由于乡村的习惯，而是由于商业主义的影响，促使地主住在城里，同时在乡村榨取高额地租。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帝国及其旧的文官机构的垮台，瓦解了传统的统一局面，开始了一个政治混乱的时期。建立西方式议会政治的尝试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这种尝试与中国的经验和传统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现象是军人的势力压倒文官的势力，这从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督军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军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装备很差，食物不足，很少发饷，打仗（如果他们打的话）只是为了抢劫，就象他们的主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以后，便着手铲除军阀主义，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些督军的许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
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完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国民党在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优于它以前的历届中国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际上还是分裂为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尽管蒋握有军权并与“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别是财政制度方面，还只是初具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和产盐区的税收。
在1937年战争风暴降临时，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既初具规模又有分裂倾向的状况。
战争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个政府的缺陷，并导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广阔、肥沃然而历来是与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当地居民对大批拥入的“下江”人是不怎么热情的。幸存的与外界联系的最好的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更加遥远落后的云南省，这一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龙云确实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不过他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条件。
现在，政府已失去了来自间接税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办法来筹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种种缺陷的限制。在自由中国被分割的各个“战区”里，由地方长官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描绘养和发饷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习惯，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职能集于一身的，因此他们就成为半独立的了。他们的直属部下效法他们的榜样，无孔不入地损害可怜的招募来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弊病，这些弊病使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和可怖，但蒋和他的许多同僚却对此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这些都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蒋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绝这种罪恶，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追随者迅速背弃他而投奔汪精卫和南京的“正统”
国民党，但这将是有利于日本人的。
战争的岁月对老百姓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薪给阶层——城镇的中下级公教人员。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物价的扶摇直上。他们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及其他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所产生的困难，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又碰到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很难以偶尔采用的审判和判处死刑的办法来制止的，因为他们发现，对那些最有势力的违法分子，还是让他们逍遥法外为妙。同时，政府又与那些彼战争状态所加强的旧势力和习惯产生了冲突。当然，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内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过锗，或者在这些事情上把“旧势力”分子同东部沿海地区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影响的人截然区别开来，这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当然就很自然地传遍了自由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产生过速胜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得中国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险，因为除了从印度越过险恶的“驼峰”和中印之间的丛林地带的空中运输线以外，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而且日本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公开地优先考虑欧狲战线和中东战线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最后打败日本及其轴心国伙伴的信心，但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这遥遥无期的、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的最终结局的前景，对重庆说来自然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批评美英两国对自由中国的苦难显然不重视，不关心，然而得到的反应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缺点越来越公开的指责。在对外宣传上，这个政权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从而正在箝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战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当然，这样装潢门面并不是什么大错。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装出有能力运用这种帮助的样子。但是，当被说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经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击美国和英国并使它们遭到失败和耻辱的时候，在美英两国产生了一种倾向：它们想为其惨败找借口而抱怨说它们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的当。它们宣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西方盟国以前曾经对国民党中国有过一种理想化的看法，但现在则反过来对国民党有另一种看法，倾向于忘记：国民党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总的说来确实打得漂亮，打得勇敢，并且与战争开始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预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国屈服。现在，国民党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漆黑一团，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无瑕那样；然而，正同那个旧的形象一样，这个新的形象同样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处。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共产党人同意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暂停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
国民党接受了这一让步。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八路军为抗日部队之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共产党代表，并准许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和重庆出版。在1937—1938年期间，双方相当协调地进行了合作，共产党军队在协助抗击日军对山西省的进犯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