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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公共开支（即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开支）是靠税收提供资金，只要——税率结构没有任何显著变化——预算是平衡的，政府就既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总的需求量。它们只能通过造成预算上的赤字来增加需求量，其途径是减少税收或是增加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但是赤字支出（以借款来提供资金）由于多种原因，却受到商人的反对。1931年在联合王国，这一社会成份导致了工党政府的倒台，因为当时关于国家支出的美伊委员会报告说，预算表明下一个财政年度里赤字达一亿二千万英镑。要求预算平衡同样是法国勃鲁姆政府最终受到挫败的诱因。而要向由罗斯福新政造成的相当数量的“联邦”赤字提供资金，肯定地使美国企业界与政府之间早就存在的敌对情绪更为加剧。企业界巨头认为，把最广泛意义上的国民账目的平衡作为目标，不是政府的职能；而如果以“健全的财政”为名义，政府根据这种理论行事，并把它自己限于平衡预算账目，那么，能够增加有效需求的唯一渠道就是私人企业。
在作出是否增加支出的决定，以便扩大生产和就业，企业界巨头的动机——虽然并不是全部的动机——是获取利润。对取得利润的前景又受到下列事物的影响：成本变化、技术发明、税收结构的多样性等等，而最重要的是银行业系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最终发生影响的是半自主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在所有成熟的经济中，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的供应。只要公众宁愿把货币存在手头而不愿把它（按一定利率）存放出去，中央银行就可通过增加货币供应的办法来降低利率。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公众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中央银行也能通过货币供应中的变换来满足他们，从而把利率维持在所期望的水平。银行活动首先影响短期利率，但是，中央银行通过对短期利率施加影响，可以间接影响长期利率。它们还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开市场活动”来直接影响后者，也就是通过买卖公债和长期债券。如果中央银行买进债券，它们就抬高了债券的价格，从而降低了长期利率。长期利率愈低，企业家们投资赢利机会的幅度也愈大。因此，如果有效需求又恢复到仅靠私人企业的投资政策（如同有的国家由于政治原因而禁止政府造成预算赤字就会有这种情况），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创造适当的投资条件中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
在生产能力闲置和工人失业的情况下，平衡的预算、低利率、原料普遍实行国际价格（原料的国际价格低于制造品价格）等，都是易于恢复企业家们对于在联合王国投资获利的信心的主要因素。当1931年工党分裂时，新的联合政府提高税额，降低救济金，通过把巨额国债转换为低利息而大量节约，并从1932年增加进口货物的关税中获得较高的税收。通过上述各种手段，直到1936年为止，国民账目逐年都充分实现平衡，只有1931年例外。
新政府已经许愿要“挽救英镑”之后在上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放弃了金本位制。通过这一行动，它切断了英国同世界价格水准的联系——这种割断联系是必要的，如果英国要制止通货紧缩和失业增长的话。此外，英镑贬值是计划用来刺激出口的，只要竞争对手如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继续实行金本位制，而英国的主要供应者和顾客，也就是大英帝国和有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样地贬值并把它们的货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比率。在这一方面，英国的幸运是十分独特的。她继续获得廉价的食品和原料，而又比她的竞争对手占有出口方面的优势。金银两项姑且不算，英国国际收支收入项目下的差额在1933年和1934年达到平衡，而在1935年出现顺差。
货币贬值的另一结果是利率的放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的市场活动而增进整个银行系统的现金基础。但是，尽管利率较低，三十年代“工业贷款”从来没有达到二十年代的数量。结果是各银行拥有更多的现金而又不能找到“贷款”的顾客，于是它们就去购买证券和债券，从而帮助企业周转灵活，并使它们不必仰赖银行而能有钱扩大企业。
这些金融、财政和商业措施在雇主中产生了乐观情绪。不过，仅靠这种乐观情绪本身难以促进恢复。在整个二十年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所有大国之中只有英国仍然没有生气。它一直苦于没有投资；它的工业也没有经历过象德国或者美国那样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此外，还积压下来大量未满足的住房需求。因此，在一定的贸易、财政和金融的有利条件下，投资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一上来，出口额的增长大于工业生产的增长。货币贬值和关税刺激了在受保护的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里的投资（见表V），在这个部门投资所表现的形式是节省劳动力的设施，它也有助于提高每人工时的生产率。此外，贸易条件转为对英国十分有利后，它在整个三十年代继续为全国提供了廉价食品与原料。这些基本原材料的价格继续保持低水准，部分原因是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保护措施。由于生活费用下降的程度超过固定收入减少的程度或职工工资比率减少的程度，便出现了对住房和对其他耐用消费品（例如汽车）新的需求。因此，在国内的恢复进行顺利的时候，英国却丧失了出口优势，原因是金本位集团国家的货币随后贬值，特别是国外加强对进口品数量上的限制。
同制成品产量的增长（见表III）相一致，英国的进口货物也大量增加，1937年比1929年大约高百分之四。另一方面，出口货物却继续保持低于百分之二十的水平。金银在外，对外收益帐差额显示赤字由1936年的二千万英镑增加到1938年的六千六百万英镑。上述对外赤字通过兑换率的波动也许能得到改正，但是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当时要这样做会有明显的不利。通过汇兑平衡基金的建立，对外赤字，特别是短期的资本活动，对兑换率的影响是被阻了。但是这种外汇管制与极权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是有根本区别的。既然不准国外的逆差制止国内的恢复，英国就出售国外资产来弥补小额的，但是持续不断的赤字。
显然，在三十年代，有若干有利条件联在一起来复苏英国的活动。政府为复苏准备了条件，但是它没有通过任何赤字支出来开始。一旦有效需求增长，就会变成累积的，在1937年年中就业和生产都高于1929年。若干因素促成了1937年长期利率的提高，这种提高是紧接着政府2月份的宣告而来的。这份宣告说它们要在五年期间花费十五亿英镑用于重新武装，这笔金额中的九亿要通过贷款获得。其余的将来自对公司利润增长的特别税。利率的提高和预期的利润税都对私人投资起到了反作用。总需求和就业都下降了，这一下降并未因1937年和1938年预算赤字的剧增而受到多大遏制。因此，在联合王国，复苏（显著，虽然仅仅是短期的）是由企业家们造成的。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他们铺平道路，恢复他们的信心，等待他们作出反应。
在美国，国内的恢复略差一些，尽管它与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大国不同，从1932年到1937年制造品的产量翻了一番（见表III）。但它的情况是大萧条更为严重。国民收入从1929年到1932年，英国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五，而美国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在随后的复苏中，制造品产量和实际国民收入仅恢复列萧条以前的水平；而这就意味着从1929年到1938年期间，美国经济是停滞的。不过，适当地考虑到不同的经济部门的经历迥然不同，这一概括不说明什么问题。这里只能着重强调几个具有十分显著意义的特点。
在罗斯福的新政派上台的时候，金融当局，也就是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降低了利率，而且力图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扩大美国的信贷基础。但是这些打算因黄金的流失而完全被抵销了。由于英国汇兑平衡基金一直在吸收黄金，以便有意降低英镑集团货币的价值，而这正是美国政府所担心的，于是禁止美国黄金出口，并于1933年将美元贬值。黄金禁令使国内的信贷活动有力地开展起来，1934年的出口货物也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但是，除了国外需求出现了短时间的恢复以外，美国的廉价货币本身没有自动地产生有效的国内的需求。考虑到二十年代美国的投资热的气势，那里的萧条未必能够轻易摆脱，这种萧条主要地反映了对工厂、设备和住房的要求达到饱和状态。确实，新政派认为阻碍复苏的是（1）私人投资机会暂时减少，（2）经济权力极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所集中注意的，不论正确与否，正是在后一方面。
不过，经济权力的集中起初没有受到实施当时的反托拉斯法的直接攻击，而是受到旨在对劳工和农民给予保护和增强实力等项措施的间接攻击。政府逋过维持提价的方法来帮助农民，政府也支持组织工会，承认劳资谈判，改革职业介绍所制度等。大企业对各项革新措施不满。如果职业介绍所能够拒不将工人调往正在进行罢工的工厂或是拒不同意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是他们能拒不向申请人按照低于标准的条件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工厂纪律”怎么样维持？“老板”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就会被削弱，如果他不能解雇一个讨厌的工会会员，或是“捆行李”即失业的威胁不再能用来厉行纪律的话。美国新劳工法的政冶及社会含义，远不是恢复了雇主们对企业赢利的信心，而毋宁说是动摇了这种信心。
由于国内私人投资总额1925年到1929年平均每年为一百四十亿美元，1929年为一百六十亿美元，到1932年却下降为十亿美元，所以新政派不愿仰仗企业家们的有效需求的恢复来把经济活动恢复到萧条以前的水平。因为统一的联邦、各州和地方的预算从1925年到1929年拥有小额结余，新政派想要通过扩大在1930年亦已出现的预算赤字的办法来增加有效总需求。
从1931年到1938年的八年期间，每年平均预算赤字为十七亿美元，1936年达到最高数二十九亿美元。同一期间，国内私人总投资额平均每年为五十三亿美元，1937年达到新的高水平为一百一十四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私人投资加上政府赤字仅相当于二十年代后期私人投资额的一半。如果没有别的解释，仅此一事就足以说明美国的停滞。但是为什么私人投资恢复得如此之慢呢？
无疑，突出特点是，由于二十年代的大量投资，三十年代初期需要异乎寻常的刺激来促进私人投资。当时缺乏这种刺激。已经受到劳工法震动的企业家们的信心绝没有因为官方的赤字支出而加强。由于上述赤字是靠借贷获得资助的，短期或长期利率都未提高，人们本来预料企业家们会欢迎赤字支出，因为赤字支出几乎全部是救济性支出，既不向企业家的地位提出挑战，也不使政府卷入任何一种“企业”。不过，由于救济可能动摇工作的意愿，也可能侵害雇主向工人开价的力量，它遭到企业家的敌视，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新政的劳工和社会法所引起的后果。
最后，大企业对于政府直按干预就业问题（即通过公共工程的开支来干预）的反对是十分坦率的。因为一旦政府懂得了如何影响就业，企业领导人就担心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力会受到威胁，担心扩大公共事业部门就意味着私人企业的结束。事实上，用于公共工程的政府支出总额（联邦、州、地方）从1931年到1938年期间每年平均约比1930年少五亿美元，所以与救济支出相比，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对恢复所作的净贡献等于零。但是，1930年在所有的公共工程建设中，联邦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仅占百分之十，而1931年到1938年它每年约占百分之五十八。正是由联邦专款资助的联邦支出戏剧性地增加，引起了注意。确实，“某些类似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关的单项工程，规模如此巨大，种类如此异乎寻常，以至于造成普遍的夸大了的看法：认为正在实施的整个公共工程计划是野心勃勃的”。联邦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由于同私人企业竞争以及削弱企业家的信心而受到严峻的批评。人们认为，在美国类型的个人主义社会里，只有政府留在幕后，导向积极投资，雇用工人和经济繁荣的企业家们的信任状态才能出现。
新政派的种种措施继续使赤字维持下去。这些措施忽视了下列理论，即依靠私人投资解决就业是“健全财政”和预算平衡的社会职能。然而，根据二十年代支出的惯例来判断，所需要的预算赤字至少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