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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将使德国的出口额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上。不过，出口额的水平也限制了进口的规模。必须谨慎小心的是，公私投资要集中在国内能解决原料需求的工业部门，而不能依赖于外来供应。很明显，对建筑业和某些重工业可以给予最大限度地发展。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必须进行选择。分配原料的有关当局间接行使的选择权，又为在资本市场上对私人投资的严格管制以致几乎近于禁止的做法所加强。在上述情况下，通过对建筑业和类似工业的信贷投资造成的需求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官方当局而不是依靠企业家的行动。
纳粹政权一开始，中央、州、地方当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从1932年的一百四十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约四百亿马克，1938年几乎高达1929年的两倍。公共支出的赤字从1933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1935年的约百分之二十二，以后两年有所下降，在1938年超过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贷资助的限度内，有效需求继续增长。由于这笔支出而刺激起来的经济复苏，以投资景气的形式出现，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
截至1938年底的六年间，累计公私投资总额（折算成货币相当于七百三十二亿马克）超过截至1929年底的六年间（折算成货币为六百七十七亿马克）近六十亿，但是，考虑到价格变化，实际增长约为百分之二十九。此外，虽然政府投资（此项投资决定复苏的速度）1938年与1929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资也达到了1928年的水平，超过1929年百分之十。更有启发性的是，投资景气首先是和建设和建筑业的巨大扩展有关的。公共建设（即建筑党部大楼、体育场、道路、运河、机场和要塞），从1929年到1938年实际上几乎增加了三倍，而私人建设，住宅和工业建筑都计入，1938年达到了同1929年一样的高度。
极权国家的试验真正令人震惊的特点在于企业能够对政府的巨大支出加以配合。极权国家是怎样搞掉健全财政这个神话呢？这个神话是在民主国家里企业主用来阻止政府，使它不能用公共支出来抵销信任危机的。因为在美国，从1933年到1938年的政府支出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德国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上述六年间在美国百力之十一的支出是靠赤字资助，在德国约为百分之十九。如果说美国和法国的政府开支动摇了企业家的信任，为什么极权国家政府的赤字开支没有在国内企业界引起同样的敌视态度呢？这有许多原因。
首先，企业界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都被压倒了，因为政府机器，包括各“自治集团”（农业、工业、劳工和文化的），是在工业巨头和极权政党的头子们的伙伴关系的直接控制下的。这些头头之间是存在着摩擦和猜忌的，但是任何一方如果不与另一方勾结，都不能行动起来。工商界团体及其地区和职能性组织得到有意识的发展，以便在工业领域中能够保证政治优于经济，保证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过事实上，由拥有最高产量或销售量的公司所领导的各卡特尔，比工商界团体及其附属各组织要重要得多，尽管在公众的眼里并非如此。确实，就象德国报界消息最灵通的机构在过去所经常抱怨的，“实际上，各个集团和卡特尔人员的公开身份导致了使用工商界团体的影响和权力（这不应该控制市场），有便于加强各卡特尔的私下的权力”。因而极权组织的机构模式恰巧是这样安排的，它使得大企业在国内起到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有助于减少企业界对政府开支的反对。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个政府拥有工业界的支持而执政，企业家仍然保持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下届政府会怎么样。而在极权主义下，不会有什么下届政府。
此外，在政府支出的目的不损害私营经济部门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家就不反对政府支出。诸如道路、党部大楼、体育场等规模宏伟、崭新的投资项目，都是从一开始就由政府支出，完全是私营企业“通常”投资计划的范围之外的。因此德国的工业家为自身利益欢迎上述公共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又衍生出对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好处。日本工业家对公用事业的发展感到高兴，这是成功地促进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意大利的工业家也欢迎政府当局执行的土地开垦方案。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他们都赞成军费开支。民主国家也是一样，企业家对上述非竞争性的政府投资不可能持反对态度。尽管如此，在美国，他们反对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因为他们看得出来，他们所不信任的罗斯福政府可能用这种手段更有效地强制执行反托拉斯法。此外，民主国家中的企业家还担心，政府对公共工程计划开支的范围狭窄，而导致左翼政府实行工业国有化以便创造政府投资范围的诱惑力却是巨大的。他们从法国和联合王国工人运动的党纲上发现他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要是象德国和意大利那样没有自由的工运，企业家就有理由相信私营经济会受到尊重。
只要存在未被使用的资源，企业家就不反对日益增加的政府开支。既然政府开支不象美国那样主要用于救济，而是用于公共工程和军备，减少失业的效果立竿见影。由于有了工资限额，充分地利用工厂设备便降低了生产成本，结果工业利润比其他收入增加得都要多，因为股息是有限的，又因为与法国的地位不同，资金外流是不可能的，周转（尽管有高额捐税）是如此之灵活，以致企业家能在货币市场购买政府短期债券（全属勘探GmbH债券，通称“梅福”债券），并用这种方法来秘密地资助政府的赤字支出。
沙赫特和施威林·冯·克罗格负责货币和财政政策，最能正确评价从1935年以来由于加速增加军备支出可能引起的经济效果，他们开始要求政府注意除了军备以外的国家和党的其他方面支出。从广义上说，他们的态度是，政府在促成充分就业方面应该仅仅是一个接生婆，在达到这一阶段以后，靠信贷资助的办法应立即停止，政府支出应该通过捐税和长期贷款来充分相抵。
1937年秋季，经济活动中的充分就业的水准从所有的实际意义上讲已经超过，但是政府支出在1938年全年有增无已，一直继续到战争爆发。通过“梅福”债券秘密地用贷款资助军备支出于1938年3月停止，但是施威林·冯·克罗格发现，尽管已有较高的税率，用增加税收和长期贷款的办法使收支相抵还是不可能的，因而被迫公开从短期货币市场上贷款来弥补差额。
但与此同时，政府支出集中于军备生产已经导致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军备和重工业——达到最高生产能力。为了交付上述军备定货，必须增加工厂和设备。因此，上述工业中的私人投资总额已于1936年达到1929年的水平，1936年到1938年几乎又翻了一番。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私人投资的兴旺意味着企业主互相竞争以吸收工人和争取稀缺原料。结果是由于明显的不顾工资限额，成本增加到对企业界不利的程度，而由于上述增加的成本只能部分地从较高的价格中得到补偿，工业利润趋于下降。然而，上述利润须交纳高税率，这就意味着减少资金周转，不仅阻止了企业家向货币市场贷出现金，而且实际上迫使他们把存在帝国银行的“梅福”债券贴现来补充现款。
债券贴现在1938年的后十个月中使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三十亿马克；也就是说，远远超过了前五年货币增加十七亿马克的数字。急剧的增长引起了不安。通货膨胀不是临近了吗？诚然，“当沙赫特看到他所搞出来的＇通过先前“梅福”资助方法＇危险局面已变得不可收拾时，他越来越急于寻求出路。这……是沙赫特同银行董事们长时期谈话的主题。”不过，他有胆量，把当时面临的危险和造成的原因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并建议采取所需的补救办法来防止一场灾难。根本原因在于靠货币资助的政府赤字支出使有效需求增加，却没有使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实际国民产值得到相应的增加。更糟糕的是，本来应该防备额外购买力浪潮的堤坝，以及各项精心筹划的控制办法，似乎完全失效。因为“订货的各方迫使制造商囤积原料和劳力”，而这样反过来造成“物价和工资的过分上涨”。过去十个月奉行的政策所遗留下的影响仍可补救，只要通过税收和“不影响长期投资市场的贷款”能弥补政府支出，只要各种控制办法“变得有效”。沙赫特被撤职；但是——因为他的建议大概受到了注意——接替他的职务的冯克得以在1939年8月25日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已拟订了具体建议，坚决削减非急需消费和任何与战争无关的政府支出，通过这样办法我们将能处于满足各项对财政经济的需求而不受严重震动的地位。”
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连续推行靠多发货币资助的赤字支出，其直接后果是国内的紧张和疲敝；这无疑地造成了浪费和资源的无效使用。但是这种浪费属于一种不同的性质，较之与失业和真正资源闲置相连的浪费，其严重性要小些。因此，极权国家的相对工业力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长是必然的，因为它们达到和保持了充分就业，而在民主国家中从来没有达到过充分就业，并且肯定地未能挡开1938年的又一次不景气。不过，发展军备成为极权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柱这件事，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的性质和结构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规模备战离不开扩大武装力量和计划进行一次征服战争的准备。同时，也引起其他国家的重整军备竞赛。这就使支出的主要目的从充分就业逐步转向取得重新武装的最大效果。
各强国在国内执行的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方法对于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民主国家中，进口货物随着工业生产的波动而波动。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只有日本是例外。从1929年到1937年苏联的进口额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德国下降百分之二十四，意大利下降百分之三十一，而日本却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日本工业化的比率和战备的比率如此之高，国内可开发的资源比之苏联和德国又要少，因而自给自足规则的规模受到限制。
在德国，随着国内原料和代用品生产的增长，进口额减少了。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象苏联那样减少对外国经济的依赖。从军事强国的观点看，这是最为可取的，而德国人认为，即使从经济观点来说在一定限度内也是有利的。他们承认国内矿石、合成汽油和合成橡胶（丁钠）比进口的原料昂贵。不过，他们争辩说，天然橡胶的成本为四英镑，而在国内生产合成橡胶的成本为十英镑，如果不能增加出口来获得购买进口的天然橡胶的四英镑，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这老一套的论点一有机会就向德国人硬灌。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三十年代的和平的基础就是关闭边界。他们断言，美国关税、英国关税（加上英联邦范围内的优惠安排）和法国对进口的数量限制，都使得德国不可能获得购买外国货物的支付手段。有鉴于国外需求的伸缩性——如外国人所说的那样——通过出口货物减价（贬值）的办法，出口额可以有相当大的增长这一点真的可以肯定吗？如果真的贬值百分之十，出口额就要增加百分之二十——这里引用凯恩斯关于二十年代赔偿转让问题的著名例子——那么，整个国家的边际生产率每增加二十个出口实际单位就意味着最后只能增加八个进口实际单位（即1。2×0。9＝1。08）。根据上述假设，停止进口某些商品肯定对整个经济有利，如果这些商品在国内生产的实际成本比两倍半后的世界市场价格要低的话。因此，从纯经济的原因而言，——只要存在着失业问题——把实际资源向国内自给性项目投资而不是向增加出口方面投资，并把马克的外汇比价保持在萧条前的水平上，是有利于德国的。不过，当德国接近实现充分就业，而军事和政治目的愈来愈刺激它坚持高度的自给自足性的时候，经济论点就不再重要了。1937年7月，戈林在对柏林国际商会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如果长期依赖外国的或多或少的善意来生活，这对于一个自觉的民族是不可容忍的。
在三十年代，德国与意大利或苏联一样，都尽一切可能使这种依赖程度变得比较“可以容忍”一些。即使如此，1937年德国对外依赖的程度（按进口商品价值计算作为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表示），以及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分量和意义（按上述进口货物价值计算作为世界进口货物的百分比表示），与其他大国相比仍是高的：
表VIII 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