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应有所不同。它将不作为指令发给盟军最高统帅，而将被看作是美国在决定对日本拨发粮食的数量时的一个指南；这个决定的一份副本将交给麦克阿瑟，让他知道。
国际上对粮食问题的这种关心，以及东京群众要求发给已逾期的口粮的示威游行，在日本国内立即产生了影响。盟国对日委员会中的英联邦成员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别方案。天皇公开号召人民“互相分担这个时期的艰难困苦，以渡过这种困难局面。日本政府制订了一个垦荒计划，成立了一个促进肥料增产的委员会。盟军最高统帅部帮助改进贮藏方法，控制虫害、谷物病和块根病，并引进各种新的品种，特别是甘薯和稻谷的品种。最后，在1946 年4 月发放了第一批进口粮食。那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分发进口粮食，进口粮食占每月粮食配给需要量的四分之一。
旺盛的黑市贸易，国内和国际粮食的形势，以及规定的大米数额征购不足，使吉田内阁感到迫切需要改善价格管理和分配机构。因此，大藏大臣石桥在这年夏天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方案，其基本目的是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这个新方案设想控制煤炭和肥料工业，并通过大规模的对调整价格的津贴，来保持固定的粮食零售价。然而更有实际重要性的，是1946 年8 月12日经济安定部和内阁领导下的新的物价管理局终于成立。尽管经济安定部只得到吉田内阁半心半意的支持，而且并未很快地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战后管理物价的机构终于建立起来了。
为了减轻缺粮状况，又采取了其他一些实际措施。捕鱼区扩大到1945年11 月所允许的区域的一倍多一点。
警察抄出了大量囤积物资。街头的货摊原来进行黑市交易，生意兴隆，现在对之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结果使得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城市的街头货摊数目急剧下降。而且，1946 年的大米产量有振奋人心的预报：产量将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因此，10 月份的主食品配给量可以提高。这一年的平均热量消耗为一千七百卡，而预计的消耗量则为一千五百三十卡。官方的米价从每石三百日元提高到五百日元。凡在1947 年3 月以前完成缴售任务的农民，可以得到奖金和货物，以资鼓励。然而进入占领后的第二个冬天，农民中反对把粮食通过官方渠道出售的情绪日益增长。他们认为，同工业品价格相比，
米价太低了，结果使他们无法按照官方牌价购买必需的纺织品、农具和肥料。对那些住在大都市附近的农民来说（这些大都市几乎都是位于重要的产粮平原），自定粮价直接卖给城市居民，获利当然要大得多。据估计，在星期天和假日，约有一百万人从城市下乡，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粮食。虽然1947年2 月28 日宣布将征购大米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并将实行一项紧急粮食计划，但这些措施并未能使吉田内阁摆脱它在各方面面临的危机。
最后，由于麦克阿瑟发起了在1946—1947 年的捕鲸季节中组织一支南极捕鲸队，食物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正如他早先提出的粮食进口的要求一样，这个计划又遭到一些国家的敌视——这些国家在战前同日本进行远洋捕鲸的竞争中受到的损失最大。为了安全的原因，同时也由于日本过去无视国际捕鲸协定，无视公认的保存渔源的惯例，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挪威反对日本捕鲸业的复兴。结果，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协商后，才批准了在特定条件下进行一次远洋捕鲸。1946 年11 月，由两艘没有鱼类加工厂的捕鲸船及其辅助船只组成一支船队；在船队出发之前，船上安置了盟国观察员，以保证这些船只遵从国际惯例。还要求船队随时报告活动情况。最后，对这些船只的航行路线加以严格故限制，以防止它们侵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海。到1947 年3 月15 日捕鲸活动结束时，船队共捕获了一千一百七十五条蓝鳍鲸和巨头鲸，这些鲸鱼生产了将近三万一千吨的鲸鱼产品。虽然这个数目只占全年海洋捕获量的百分之一点五，但它特别有价值，因为当时脂肪非常宝贵，而由此得到了一万一千吨油。因此，在占领的开头一年半中，麦克阿瑟决心鼓励增加进口物资，并鼓励日本人为生产粮食作出更大的努力，以防止普遍的饥荒。
（三）早期的财政控制
然而，粮食问题仅仅是日本国民经济中需要立即注意的一个方面而已。
前面已说过，1945 年8 月下旬，日本政府的巨大财政支出大大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通货膨胀趋势。再则，由于1939 年9 月以来官方从未放宽对物价的限制，因此，到投降以后，物价突然猛涨。例如，根据统计局的计算，在东京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平均生活费用从1945 年中期的指数254 猛跃至投降后四个月的指数2，670 。因此，要制止通货膨胀，就需要同时控制通货与物价。由于日本政府不愿认真处理通货发行过多的问题，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从1945 年8 月15 日的三百零三亿日元增加到1945 年11 月下旬的四百五十六亿日元。所以，盟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凡发行新货币和通过新预算必须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同时禁止再向日本银行借债，禁止向过去的军职人员支付年金。为了清算战时赢利，要求政府立即制订一项新的税收法。政府过去为了生产军用物资而承担的一些支付款项，支付时只能记入冻结帐户。两个月以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6 年1月21 日发出的一项指令中，进一步提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广泛政策。指令要求减少政府开支，要求通过增加个人储蓄而不是通过进一步借贷来支付政府的财政赤字。
这些步骤不足以阻止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和物价的上涨，特别是因为内阁越来越表现出既不急于、也无力控制通货膨胀。投降后五个月，纸币发行量增为原来的二倍，物价上升到原先水平的将近三倍。因此，盟军最高统帅部计划对通货膨胀的各个主要根源同时发动进攻。他们打算更换通货，冻结存款，通过加税来抵销战时赔偿和战时赢利，并设立一个新的、有效的经济安定部。作为第一步，在1946 年2 月18 日发布了紧急财政法令，规定以法令发布的前一日为准，冻结所有的存款。提款受到限制；对每个靠工资收入的人，每月最多只允许付给现款五百日元。工资超过五百日元的，付给支票，记入冻结帐户。旧的货币，除了小额货币以外，最迟在1946 年3 月2日一律更换成新货币；除每人可持有一百日元以外，所有的新货币都必须存入银行。这项更换货币的政策立即生效。银行的存款增加了近三百亿日元，向日本银行借贷的一百亿日元还清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银行的纸币流通量从六百一十亿日元降到一百五十一亿日元。日本政府自豪地宣称，此后纸币的发行量将限制在三百亿日元；到1949 年，国民经济将完全稳定。 然而，以后几周中所出现的趋势和发生的事件立即表明，更换货币的效果只不过是暂时的。1946 年8 月成立的经济安定部，过了一年还没有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控制机构。政府、工业界和私人家庭都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
由于因循敷衍和缺乏兴趣，一再拖延了对取消战时赔偿的法律和对资本课税的法律的制定工作。最后，在1946 年9 月，向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对战时赔偿征百分之百的税，资本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之间灵活决定。大藏大臣石桥敦促修改资本税，其修改使得资本税的有效性大大减低。
经过修改之后，资本总数少于十万日元的法人和财产可以免税。而且，财产估值以1946 年3 月为准，这样就扩大了免税的范围。由于到第二年才征收税款，而此时财产的价值已经增大，因此税率降低到财产价值的大约百分之五十。资本税本来可以在制止通货膨胀的计划中起有益的作用，可是由于拖延征税就把这种作用抵销了。
（四）生活费用上涨
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随着货币流通总额的急速增加，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各行各业的工会以每天成立两个的速度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坚持说，工资远远跟不上高涨的物价。当时对生活费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支持这些要求。例如，在1946 年初估计，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工人赚的钱足以应付上涨的生活费用。从1937 年到1946 年，收入增加到原来的四倍，而生活费用却上涨到原来的十四倍。而且，政府打算用规定支付工资的最高现金限额来控制开支，但这个办法在现实的压力下不久就失败了。支付津贴和额外生活补助费的办法，逃避了这项法令或不理睬这项法令。
当通货膨胀的轮子以螺旋形上升的加速度转动时，工资的轮子比物价的轮子转得慢多了。虽然通货膨胀的程度同实际工资下降之间的差距，根据作为基点的年份来看似乎出入很大，但是有几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生活费用从1937年12 月的基数104 上升到1946 年3 月的3，590 。例如，食品价格上涨了四十四倍，衣服价格上涨了三十一倍。零售价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就更为重要。
如果以1930 年为基年，那么到1946 年底，物价上升了二十六倍，而工资仅上升十三倍。到1947 年，物价飞涨到基年价格的九十倍，而工资只增加到四十六倍。尽管以后物价和工资都上升了，但应注意到：物价与工资之间的比率仍保持原样——即二比一。对于有关的人来讲，物价与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是持续得长久，他们的生活就越苦。根据经济安定部1947 年7 月的报告，东京每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每月二千七百五十六日元。他们每月的支出是二千九百三十日元，每月亏空一百七十四日元。②据估计，他们的开支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五是在黑市上花掉的，因此，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是恰当的。
大部分必需品继续实行配给，这使得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例如，为了增加出口量，对国内的布匹使用继续加以限制。因此，1946 年全年每人购买布匹被限制在二点六磅，比前一年的定量增加了百分之百，但是比战前的消费量十磅，就差得太远了。最后，得到吉田内阁的支持，作为刺激就业的公共工程计划，由于没法确定“一般工资”而失败了。工人们声称，都、道、府、县当局规定的工资比在其他地方可挣到的工资要低。结果是，到1946年年底，这个计划只解决了原来打算解决的失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公共工程计划，职业介绍所，或是一个效率低的物价与工资稳定机构，这些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五）对外贸易
生活费用的上涨和普遍的经济不稳定，由于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日本的出口）发展缓慢而进一步恶化了。外贸的实际发展情况反映了各盟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愿望相互矛盾。一方面，盟军最高统帅部渴望刺激尽可能多的外贸，以便减轻占领军需要进口物资的负担。另一方面，许多盟国都不愿让日本参加世界贸易，怕日本货价格低廉，要夺去它们的市场。同时，大家也认识到贸易是不可避免的，也希望派贸易代表到日本去，以便从这一潜在的有利市场中获取利益，并防止美国商业垄断日本市场。386 考虑到在适当监督下恢复外贸对战后的日本经济会带来明显的好处，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0 月9 日下令建立一个机构，负责接受、管理和分配进口物资，以及检查、采购、储存和运送出口物资到指定的港口。这项命令还规定，进口物资应限于满足人民最低限度需要所
必不可少的物资，而出口物资则应限于国内最低限度生活所不需要的那些物资。两个月以后，成立了贸易厅；
贸易厅控制进出口贸易，并且是日本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外贸事务方面打交道的唯一机构。建立了一项五千万日元的特别基金，从这笔基金中以日元支付出口商。
日本的进口商则对进口物资以日元付人这一帐户，以补充这笔基金。由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理机构美国商业公司运出去的日本出口物资换得的美元，存在美国，用以偿付日本需要在国外购买的进口物资。
在制订每半年一次的贸易计划时（每次计划总是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美国政府的批准），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生丝的出口上。日本在战前的贸易规模是：
1930—1934 年间平均每年生产生丝七十一万八千包，在同时期内出口五十一万六千包，据此，1946 年拟订的生产指标只有十四万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