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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过去的历史已经教会人们接受来自外国的命令。由于伴随着这种独裁制度而来的是把土地无偿地分给佃农，解放妇女，以及其他种种从表面看来可称得上是改革的措施，人们就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和在日本统治下的生活相比，在苏联统治下的生活似乎较好些。无论如何，倘使有人反对新政权，他就有失去自己的配给份额，甚至失去刚分到手的田地的危险。
因此，北朝鲜人除了默认事实外，实际上别无其他选择。
在美国占领区，霍奇发现人们似乎对给予他们的自由并不满意，他们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批评美国政策上。他们强烈地反对托管制，而由于没有实施诸如把日本人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之类的改革措施，他们大力恼怒。此外，他们还互相竞争要取得美国军政府的欢心和赢得一般老百姓的好感。如果要由人民自己去选择领袖，军政府就不能选择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并通过他们去进行工作。同时，在一切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例如选举法），都得由军政府出来倡导；它想能得到朝鲜人的支持，也是枉然。事实上，在占领南朝鲜的最初两年中的政治事态的发展，仅仅证明了三个同时存在的基本因素是不能并存的，这三个基本因素就是：武断地把国家一分为二；对“光复领土”
的军事占领；人民心中的不顾后果如何只求立即独立的强烈愿望。
第五节 日本殖民主义在朝鲜留下的经济遗产
南北两部分的朝鲜人，除了一直都怀有不顾后果只求立即独立这一愿望外，还有着另一种共同的情绪，即憎恶日本以及一切日本的东西。从朝鲜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过去的统治者，不论是军方的还是文职的，当官的还是不当官的，都越早遣送回国越好。再者，所有的朝鲜人都认为，日本人所拥有的财产，不论是私产、动产或不动产，都应该自然转归新政府所有。就农地而论，似乎十分明显，所有权应当转移给实际耕种土地的人。因此，在最初两年中，美国人和苏联人所面临的具体经济问题，有许多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其他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围绕着管制物价、管制短缺的物资与短缺的公用设施的分配工作，以及鼓励发展经济。
（一）从朝鲜遣返日本人
尽管美国军队暂时使用了原日本官员，但是后来很快就采取措施，尽速地遣返日本武装部队和平民。日本武装部队对治安是一个威胁。因此，尽快地把他们解除武装，并优先遣送回国。在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后的一个半月内，日本在南朝鲜的全部军事人员中的将近三分之二，即大约十万人，已被遣返回国。余下的八万人在此后数周中也被遣返了。至于日本平民，投降时在南朝鲜的约有七十五万人。虽然他们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们占据着政府、工业和商业中的全部重要职位，还占有大量的土地。因此，尽速地把他们撤换了下来，而用朝鲜人来代替日本的技术人员。在开头三个月内，将近半数的日本平民被遣送回国。到1946 年6 月，据报告，只有七百零三名日本人还留在南朝鲜——从北朝鲜来到南朝鲜的日本人除外。
在遣返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朝鲜人的三个方向的移动。
在日本的一百多万朝鲜人——这些人在日本组成一支半奴隶性质的劳动大军——从日本回到家乡。与此同时，有将近十万朝鲜人从中国或海外的其他地方回到朝鲜。最后，朝鲜人从北部流入南部，这种流动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春天达到了顶点。官方的数字表明，在最初两年中，离开苏占区的人数约为八十万人，但实际的人数可能要多得多。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给南朝鲜造成了额外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由于遣返回国，人口净增了至少一百一十万—
—这个数目大于正常情况下的人口增长数。又因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一贫如洗，所以他们都得由美国占领当局或朝鲜政府或人民给予照顾。
（二）配给和物价控制
甫朝鲜人口的这种迅速增长，增加了对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由于四年的战争，粮食和其他必需品非常缺乏。而且，统治朝鲜的日本当局并没有对工业和运输进行正常的维修。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化肥工厂，已被转变为兵工厂；土地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例如，在1941 年，大米的产量估计为每公顷二点四四公吨。但在1946 年，已下降到一点六七公吨。因而，如果要想避免急剧的通货膨胀和饥谨，如果要保证生活必需品得到公平的分配，就必须实行有效的控制。
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在日本继续实行配给和物价控制。然而，由于光复对朝鲜人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由于在美国占领军中缺少受过训练的人员，这样的制度在朝鲜却行不通。所以，在10 月初就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
军政府作出诺言，要以固定价格收购，但是由于普遍的财政混乱和广泛的囤积居奇，收购的价格不断上涨。在两个月内，收购的价格上涨五倍。而且，当寒冬将近时，可以明显地看出，要想避免饥馑，就必须对三分之一的南朝鲜人实行配给。因此，实施了一项强制征购粮食的计划，还规定了大米的最高售价。可是，军政府当局很快就发觉，他们的计划不得人心。他们计划要分配衣着和农具等“刺激性商品”给农民，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人们渴望囤积粮食，同时“刺激性商品”又缺乏。对城市人口实行了大米配给，从2 月份到10 月份这段期间每人配给二点三蒲式耳。每天的定量是零点三二夸脱。1946 年1 月31 日开始实行向农民强制征收大米。不久以后，就对棉布、衣服、火柴、肥皂、纸张、农具等短缺商品实行控制。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美军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实行那种不得人心的统制办法了。到1946 年7 月，当汉城生活费用每月的支出为每月收入的一倍时，全国物价委员会接到要降低消费品价格的命令。这项降价命令收效甚微，一年以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迫使当局取消了对私人生产的商品所定的限价。
为了进一步压低粮价，霍奇从美国进口了粮食和化肥，同时实行一项夏季征购粮食的计划。征粮计划是迫切需要的，因为1946 年的庄稼由于夏季的洪水而受到大面积的损失。不幸的是，军政府只征得了夏季征粮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二，即谷物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六，于是，汉城的粮食配给降到了更低水平。军政府把征购夏粮和秋粮的工作都移交给朝鲜当局去进行，但是结果并不太好。1946 年的粮食产量只有二百一十万五千七百四十八公吨，即战时平均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且，尽管朝鲜的领导人物参加了各种会议，但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抵制征购粮食的情况。社会混乱，官员和生产者都懒懒散散，共产党煽动人们去抵制军政府所提出的任何计划，投机牟利，囤积居奇——凡此种种，都起着破坏计划的作用。到1946 年12 月31 日为止，规定要征购的粮食中只有百分之六十二交了货。1947 年3 月15 日征粮计划结束时，完成的征购量比原来的定额少百分之十七；原来的定额约为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结果，在1947 年春季和夏初，汉城以及南朝鲜其他城市中的将近九百万居民仍然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
临时立法议院反映了许多朝鲜人对这种粮食配给办法的态度。1947 年3月初，军事长官要求立法议院通过必要的法律，使夏季征粮得以顺利进行。
尽管征购量只占夏收粮食总量的百分之二十，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仍不同意这项征购计划，理由是，这项计划会给农民带来困难，而且这种计划也不是解决粮食短缺的适当办法。最后，勉强取得了立法议院的同意。实行了一项新的计划，并改善了征购和分配的办法；同时，大米产量增多，粮食进口量也加大，因此获得的粮食增加了，在1947 年秋季，紧张状态有所缓和。那时，进口了十五万三千公吨化肥，足以使1948 年的大米产量提高百分之十五；这是为供应南朝鲜所需要的粮食而进行的战役中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北朝鲜的配给、粮食征购、物价控制等具体情况，没有得到象南朝鲜那样多的材料。得到的一些迹象很清楚地表明，作出某些一般的结论是可能的。首先，很明显，北朝鲜和南朝鲜一样，大米产量不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在1945—1946 年间，化肥供应不足，工厂停工。关于1946 年春天严重缺粮的报道，看来是很有根据的，并且为这一事实所证明：
1946 年2 月到6 月期间，成群结队进入南朝鲜的难民特别多。显然，在1946 年全年，农业情况一直不好。金日成在1947 年2 月提交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大会的新经济计划中，建议扩大农业生产，包括扩大耕地面积，以应付人民的粮食需要。于是，情况似乎大有好转；据报道，1947 年的粮食产量为二百万吨。
北朝鲜生活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和征购米粮制度，这是由缺粮造成的，虽然这也是一切共产党控制地区所共有的情况。在地方一级和道一级都很早就组成了人民委员会，这有利于推行一切规章。在北朝鲜，不仅在遵守配给制度方面，而且在政治表现方面，如有越轨行为，就很可能受到立即停止其配给的惩罚。因此，配给制度不仅成为北朝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武器。如果一个人的配给卡被没收，那么受害者面临的就是两条出路：要么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遭排斥，要么作为难民流亡到三八线以南去。最后一点：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一切物品的价格都是受控制的，固定的。正如下面在谈到北朝鲜的财政时所指出的，①一开始就实施了对货币、价格和商品分配的全面控制。消费品在有货的时候是以固定价格出售的，或被用作给农民和劳动者的“刺激性商品”。警察国家的统治方式使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减少到最小限度。总之，两支占领军都面临着粮食供应、配给、物价控制等困难问题。在南部的美国人碰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要对付的人口更多，还要照顾二百万以上的难民。而且，人道主义的民主准则要求对所有的人一律给以饭吃，无所歧视，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
不能把不给饭吃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美军司令部还自然愿意尽可能地顺应朝鲜人的愿望，这是使事情复杂化的又一个因素。因此，当朝鲜人吵吵嚷嚷要求取消配给制并取消对物价的控制时，霍奇默许了。当经济情况又要求重新实施这些控制时，霍奇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当农民们抵制夏粮和秋粮征购计划的执行时，他们的愿望又尽可能地得到了尊重，以致没有采取什么直接的行动来对付他们。
（三）日本人财产的处理
（1 ）土地改革
日本投降以后，俄国人和美国人在朝鲜立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从经济上看，土地改革很重要，因为朝鲜正象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那就是过多的人口想依靠面积太小的耕地勉强生活。此外，流行着租佃制度，平均的地租达到农作物的价值一半以上。再者，日本曾支持地主，作为增加日本在农业方面收益的手段，同时日本人又占了大部分最好的农地，这些情况使土地改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此，对这批日本地产的处理，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
就美国当局而论，他们认为自己的作用是保管这些地产，直到将来有一个统一的朝鲜来决定其最后处理办法。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受这件事的影响：联合委员会有朝一日会组成一个全朝鲜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另一方面，朝鲜的佃农，特别是租种日本人土地的佃农，都迫切要求美国军政府立即把土地转归他们所有。在北朝鲜，不管北部或南部的大多数人的意愿如何，凡地主的财产都予没收，转归耕种者所有。
作为解决南朝鲜土地改革问题的第一步，军政府在1945 年10 月5 日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农作物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另外，还考虑了这样的建议，即允许农民经连续十五年每年交付收获量的四分之一以后，就可把耕种的土地转入本人名下所有。1945 年12 月12 日，官方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把日本人占有的土地划归美国军政府掌握。
土地的使用由“新朝鲜公司”监督，该公司的前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