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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其敌视俄国则都不亚于芬兰人，而且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也肯定要比芬兰人难弄。这三个民族都明显地缺乏现实主义的常识，而芬兰人则正是凭着这种现实主义的常识，才奇迹般地赢得了俄国人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可能性格柔顺些，但是马扎尔人的倔强，波兰人的既死硬又不现实，则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欧洲”解体以后，俄国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便面临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难题，其不易应付，同英国人在希腊碰到的问题不相上下。不过，英国人在希腊终于搞得比俄国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国（芬兰除外）都成功。由于希腊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又决心要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这就促使英国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内和周围一带对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丘吉尔也从不讳言，为了挫败共产党在希腊搞突然袭击的企图，只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腊动用英国的军事力量。但英国人在希腊一旦在战场上击败了希腊共产党人之后，也就达到了迫使其就范的目的；随后，他们又充分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过火行为在希腊所引起的反感。在这样一种改变了的气氛下，英国运用外交手腕，使希腊举行了一次大选；以希腊当时激烈而又充满报复情绪的政治空气而言，那次大选的投票情况也许可以说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选结果，反共分子赢得了多数票。相形之下，苏联对待划入其势力范围的各国，除芬兰外，手法都极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诚然，红军从来没有象英国军队在希腊那样同卫星国内的哪一派公开打过仗；因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争吵而闹翻时，俄国人并没有试图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来；而在其他有关各国，红军都牢牢控制着局势，任何反共派别都无法同它打上一仗，见个高低。可是，俄国人最大的成就也仅是避免了公开的战斗而已。在政治方面，他们不但没有把敌人争取过来，反而连朋友都给搞得离心离德了。
铁托元帅同俄国人向来有种种感情上和利害上的联系，而俄国人却把他逼上了造反的道路，这是他们在东欧和中欧最大的一次惨败。从西方的角度看来，仅次于此的另一个严重失着是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执行的政策，在那里他们搞掉了贝奈斯的政权，因而失去了捷克资产阶级的好感。可是，俄国政策上的这两个岔子都出在1948年，也就是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争吵已经闹到了沸沸扬扬的那个时期。这两件事是争吵的后果，不是争吵的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俄国人不敢再冒风险，一心想的是加倍小心为上；他们之所以拧紧螺丝，致使铁托要维护其独立，又使贝奈斯失去其独立，其动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那时贝奈斯的确也和铁托一样，是有迫切的理由要同苏联保持牢固的同盟的，这跟泛斯拉夫情谊之类的感情因素是两码事。凡是捷克人，不论属何党派、属何阶级，都对1938…1939年间的往事记忆犹新。那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援手，至少是没有能够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使其免遭德国的吞并，而在这两个西欧大国同希特勒作成的那笔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中，苏联是没有参与其事的。而且，后来到1945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解除之后，在贝奈斯领导下重建起来的全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个自绝后路的行动——把国内人数众多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除留下极小一部分外统统驱逐出境。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胜利日以前的经历也好，在胜利日以后采取的行动也好，都理应使其对红军有所依赖，把红军看作是防备德国复仇的唯一可靠保障。但是尽管如此，俄国人一定还是担心，既然俄国与西方间的关系已经公开破裂，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不得不作出不愉快的抉择的话，贝奈斯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只怕会站到西方一边去。这一担心是否有根据，姑且不论，总之，俄国人准是因为存着这份戒心，所以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行事。
至于俄国人为什么要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各个非共产主义政党实行“划一化的革新”，这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因为，这两个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着希望实行彻底变革的强烈要求，虽然这些激进分子的宗旨并不是要在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但其革命色彩已极强烈，为此激进分子担心反革命势力会进行反抗，因而他们就赞成同苏联友好，如果这样往后就能取得俄国人支持的话。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当时正需要俄国的支持来实现其革命纲领这一点，是这一地区的局势中有利于苏联的一个因素，因为当地的这种革命势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同过去决裂，因而也势必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匈牙利人传统上对俄国所怀的敌意和保加利亚人传统上对俄国存有的疑虑一并消除。可是事实证明，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俄国人政治手腕不够精明，不能利用这一机会，更正确地说也许是不愿意利用这一机会。他们本来很可以运用外交手腕促使当地的非共产党政权自愿亲俄，从而充当这些政权的保护人，以谋取苏联在军事上的安全保障。不过，俄国人在保、匈两国的行动并不是导致苏联同西方破裂的决定性因素，真正的症结所在是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要找到一种能使西方和俄国的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困难的。
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苏联对待波兰的态度是检验苏联总的意向的“试金石”，这有好几个理由。理由之一是，1939年英国就曾把德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表现看作是检验德国总的意向的试金石。当时就是因为英国向波兰作了一旦波兰遭到德国侵略即予援助的保证之后，德国却侵入了波兰，英国才对德宣战的。然而，英国并没有作过决不允许苏联侵占波兰领土的保证，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绘欧洲的政治地图时，对于波兰兼并那一片以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主要居民的领土，英国曾表示反对，这是记录在案的（当时苏联由于暂时力量薄弱，不得不屈服于波兰向东扩张的领土要求）。英国人当时就已施展其政治手腕，确定了一条线，提出波兰的东部边界就应当在这一线，因为该线以东的居民就大都是非波兰人了；而一当“希特勒的欧洲”加速瓦解，俄波边界问题重又提出来时，俄国人也施展其政治手腕，机敏地选中了英国人早先提出的这条“寇松线”，作为苏联向波兰索取的领土的西部边界，后来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搞坏关系的波兰问题，所争的并不是这条边界。斯大林要求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他们两人都是默认的，丘吉尔还极力劝说波兰人，要他们也乖乖的同意这条界线。在波兰领土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同斯大林的唯一的重大争执，在于波兰应从德国取得多大一片土地，以补偿它要割让给苏联的介乎寇松线和里加线之间的那片领土，而这一争执的起因，则是由于西方政治家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认为三大国不应牺牲德国而厚偿波兰。关键性的重大争执，倒并不在于波兰的未来边界，而是在于它未来的政府。斯大林认为符合苏联安全要求的那种波兰政府，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点也不“民主”的，他们认为那只是一个傀儡，要不是俄国那双力大难抗的巨手硬把它拉上去的话，是永远上不了台的。斯大林坚持要把这样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强加于波兰，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度安插进去的不多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很快也就给斯大林排挤掉了，这才是使战时的“大联盟”在战后归于破裂的作用最大的唯一的因素。
西方在波兰问题上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触动，另一个理由是波兰人所特有的那种在极端不利的处境下百折不挠的精神。波兰没有吉斯林那样的内奸，在德国的残酷占领下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那种大胆、坚韧和顽强的表现，博得了西方的钦佩，从而部分地消除了两次大战间波兰暧昧不明的政策和第二次大战初期波兰不光彩的军事溃败留在西方人头脑里的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看来，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光荣战绩却不是波兰的好事，因为红军既已在逐步取代德军成为里加线以西原波兰领土上的外国占领军，那末波兰爱国者抵抗德军的那股勇猛劲头就很可能转而用来对付红军。而且，俄国人过去有切身体验，深知波兰人和芬兰人性格之不同，可以推想这对斯大林大概也是有影响的。芬兰人之敌视俄国并不亚于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人在战场上抗击红军，较之波兰正规军抗击德军更为顽强。但是到最后，芬兰人还是承认了现实，俯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斯大林则报之以：在不危及他所坚持的有效军事保障的前提下给芬兰以尽可能宽大的条件。可是，波兰人却和芬兰人不一样，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会识时务，会甘心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在这里，政治上只要有一点信不过，军事上再增加保证也无补于事，因为，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关系，苏联在战略上是无法把它孤立起来的，而对于芬兰，苏联就有可能用占领爱沙尼亚和波卡拉半岛的办法来使它陷于孤立，而且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办到了。波兰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对俄国来说，波兰的位置具有关键性的战略意义，因为不管把它的边界向西推移多远，只要地图上还有一个波兰，其版图必然横跨北欧平原，北欧平原则必然是从西方进攻俄国的主要通道。波兰对于苏联的安全，比之譬如说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关系重大。有人说波希米亚是“欧洲的堡垒”，谁据有波希米亚，谁也就掌握着欧洲其余部分的命运，这话也许是不错的。希特勒就曾在1938…1941年间证明了关于波希米亚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2月6日雅尔塔会议上提请丘吉尔和罗斯福注意的：“有史以来波兰一向就是俄国的敌人假道进攻俄国的一条走廊。近三十年内德国人已两次假道波兰。”
斯大林说他根据这些地理上和历史上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就是苏联的利益要求它的邻国波兰不仅应是同俄国友好的，而且还应是自由而强大的，因为俄国希望这条经由波兰的走廊对未来可能的入侵者紧紧关闭，而能够替俄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波兰自己。可是，鉴于波兰人的性格和传统，很难设想会有这样一个波兰政权，既能使克里姆林宫觉得它的友谊是靠得住的，而同时其本身又真正是自由的；因为，自从西科尔斯基将军不幸失事去世之后，克里姆林宫所能信赖的波兰人就只有波兰共产党人了，而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政权却不会是波兰的多数选民自愿选择的。因此，当斯大林着手在波兰建立一个在同苏联友好这一点上满足他要求的政权时，他的西方盟国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以前明白表示的同意尊重西方的愿望、让波兰自由独立的诺言。相反，斯大林却觉得自食其言的是他的西方盟国，他认为，西方盟国力图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硬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代表塞进这个政府中去，这是违反它们以前明白表示的要顾及苏联在波兰的军事安全的诺言的。
斯大林的不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不满一样，无疑是真实的；因为，不仅对苏联的军事安全来说波兰比中欧或东欧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要，事实上只要俄国的欧洲势力范围内有它在德国的一块占领区，波兰也就当然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斯大林可能以为，他的西方盟国应该认识到，从地理形势上看，俄国在波兰具有特大利害关系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1944年10月9日他同丘吉尔在莫斯科按不同比例划定苏英两大国的势力范围时，并没有把波兰包括在内。斯大林也许觉得，既然苏联遵守他同丘吉尔的这一协议，严格注意避免在希腊进行反英活动，那末英国和美国在波兰给苏联找麻烦就是不友好的行为了——要知道在波兰，苏联的利害关系要比英美重大得多。
围绕波兰问题的这一场利害、观点和感情的冲突，正如一出希腊悲剧那样具有悲剧的必然性。如果斯大林要确保在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权，他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西方同事的要求，把他的波兰傀儡政府改组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反之，假使丘吉尔和罗斯福能在波兰建立一个符合他们那种“民主”标准的政权，他们恐怕也无法保证一定能使这样一个波兰政府同俄国友好。事实上，这个难题也许不是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所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