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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搅�1942…1943年冬天，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人决定利用这些墓冢来进行挑拨。他们于是威胁当地的目睹者以便得到假的证词，同时掘开坟墓，拿掉一切写有1940年春天以后日期的文件，并把一些新的材料放在尸体上。1943年3月，德国人从别处用卡车运来很多尸体，放入这些坟墓，借以增加数量，来达到宣传目的。他们使用五百名俄国人干这项工作，后来把他们都处决了。这报告还说，根据法医检验，这批战俘的枪决用的是典型德国方式，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墓中有一万一千具尸体。
在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用一些证人的证词、苏联法医专家的报告以及苏联当局掌握的一些“文件资料”，来证实上面这些说法。俄国人认为这一报告充分证明了德国人的罪责。但是，根据西方的法律标准，证据还是不足的，这一点在1946年纽伦堡审讯时就表现得很清楚。苏联检察官鲁坚科企图要法庭不加讨论就认可这个报告，纽伦堡法庭上的其他法官不同意。鲁坚科的这一企图，以及他在德方证词的对质下两度改变说法的事实，都是苏联方面理由不足的明证；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手中的大量材料还没有被允许用作证据。纽伦堡裁决中对卡廷屠杀事件避不明确表态，这确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卡廷事件在1943年所具有的重要国际意义，并不在于是谁（德国人、俄国人还是波兰人）的说法正确。它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为波兰从一开始就确信这是俄国人干的——不仅同波兰流亡政府有关的那些波兰人是这样确信的，而那些同安德尔斯一起从俄国撤出来的人尤其如此；第二，因为英美政府在面临这一抉择时，采取了偏袒苏联政府反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在当时以及在此后几年中，英美政府都倍加小心，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所掌握的和波兰流亡政府所掌握的有关卡廷事件的情报。因此，直到好多年以后，这些证据才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出来。的确，卡廷事件是促成俄波分裂的最终因素；西方盟国在采取了偏袒俄国人的态度之后，现在面临着有必要把这一不可调和的争执弥合起来的难题。
（五）苏联扶植的政府和军队的由来
安德尔斯的军队开赴中东之后不久，人们可以看到，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中有一系列新的事态发展。一家原在利沃夫发行的名叫《新天地》的报纸，当初由于德国人的入侵而突然停刊，已在不久以前复刊了。1943年3月1日，《自由波兰》周刊的创刊号出版了，不久后它就自称是一个叫做“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团体的机关刊物。这一伙人对战后波兰问题的观点，同苏联政府的观点一致，譬如说，从该周刊的5月13日一期上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时，有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即原来随着波兰大使馆离开古比雪夫而结束了的领导苏联境内波兰人的一些机构设施和权力地位，现在将转交给波兰爱国者联盟了。6月2日，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6月18日，公布了代表们给斯大林的感谢电上的签名，因而也就透露了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领袖是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她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里一位部长的妻子，本人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军事领袖是贝林格（不久前擅自逃离安德尔斯队伍的那个军官），他转变到苏联的立场已有相当长的时期。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其他成员是具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波兰血统的人，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基础，是同情苏联的观点。
1943年1月20日的《新天地》上登载了一篇署名“塔德乌什·W”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倡议，波兰爱国者联盟提出并通过了一个决议，建议在苏联成立一支波兰军队，以便同红军“并肩”战斗。该组织然后将这个决议提交给苏联政府，要求准予开征兵员。塔斯社于1943年5月9日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已批准这个请求，同意成立一个师，就以波兰爱国者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命名。贝林格将担任指挥。5月25日，通过苏联征兵局开始了这个师的征兵工作。9月1日，红军报纸《红星报》宣布科希丘什科师已开往前线。
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新的地下工人政党也活跃起来了。“人民近卫军”在其领袖“罗拉”（齐米耶尔斯基）领导下，不断巩固他们的力量，并在7月间改名为“人民军”。共产国际已于5月间被斯大林解散，作为对盟国进行合作的一个友好姿态。但在1943年夏天的华沙，波兰工人党的一些组织者，在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鲍列斯瓦夫·贝鲁特领导下，政治上很活跃，力图得到各左翼集团的合作。他们通过波兰工人社会党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争取该党的合作，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当时该党脱离了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WRN），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不赞成国家军和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对苏维埃游击队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动机，贝鲁特又争取到农民党的一些左翼派别和其他一些政党的合作。有报道说，1943年12月1日，在华沙举行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左派的地下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后来这一代表会议连同波兰爱国者联盟一起，发展成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1943年的夏天给国家军和波兰流亡政府带来了极严重的挫折。6月间，德国人俘虏了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将军，因此，副司令“博尔”（科莫罗夫斯基）被任命接替他的职位。7月4日，波兰人遭到了另一个更严重的打击，曾经领导他们、鼓舞他们前进的那位军人总理西科尔斯基，由于飞机在直布罗陀附近的海洋中坠毁而遇难。他原曾希望看到当时在盟国各处前线上作战的波兰军队打回波兰去，就象过去波兰军团做过的那样，同时希望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内秘密政权会配合行动，领导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并承担起解放后的波兰的行政管理工作。波兰人在悲痛中一定意识到西科尔斯基的政治智慧是难以替代的，因为他能够在各个温和派领袖同比较保守的文官和支持流亡政府中保守政治派系的职业军官之间保持平衡，并使他们相互合作。西科尔斯基还曾卓有成效地提出了一项同捷克人修好的政策，从而使在伦敦的捷克和波兰政府举行了会谈，以消除宿怨，并为战后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预作筹划。1940年11月11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告，此后进行的商谈，促成了1942年1月23日签署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协议。这个协议是向建立一个人们广泛期望的战后联邦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该联邦将与1942年1月15日希腊…南斯拉夫协议中所拟议的希腊…南斯拉夫联邦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西科尔斯基死后，这些关于中欧联邦的计划才被放弃，因为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计划。西科尔斯基之死所引起的伤感并不只限于波兰人。1943年7月6日，丘吉尔对他作了动人的颂扬。
农民党的一位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7月14日受命继任总理。他同西科尔斯基一样，也有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波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以及流亡政府的很多其他官员和军官——都曾是毕苏茨基的支持者，都是俄国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不会使新总理的不幸处境有丝毫改善。
米科拉伊奇克和盟国方面的想法一样，都强烈希望俄国人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1943年10月，当艾登打算去莫斯科时，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以促使关系恢复。当时国家军正准备在德军后方展开广泛活动，并且希望这些活动能与推进中的红军相互配合。苏联领导人的答复很明确，莫洛托夫表示，只能同“对苏联抱善意”的政府恢复关系。伦敦的那个政府，特别是索斯恩科夫斯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不仅如此，莫洛托夫再次指责了国家军不同德国人作战而是采取“消极”政策。
（六）德黑兰会议上的波苏边界问题
关于苏联政府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在国籍问题上的照会来往，上文中已有所叙述，从这些照会中已看得很清楚，俄国人无意让他们在1939年占领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重又成为波兰的领土。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俄国人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把寇松线作为俄国和波兰边界的要求；1942年英俄双方关于后来在同年5月26日签订的英苏条约进行谈判时，只是因为丘吉尔坚决不愿意在这个阶段作出任何影响波兰领土的让步，并且由于科德尔·赫尔和罗斯福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支持了这一立场，才使俄国人放弃了这一要求，即：在这项条约中应承认苏联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所获得的领土是苏联的一部分。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说，如果俄国得到哥尼斯堡这个不冻港，他将同意丘吉尔的建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同时让波兰从德国那里取得一些土地，以补偿它东部领土的损失。当时暂行商定，东普鲁士（如已阐明的那样）和西里西亚的奥佩伦地区应属波兰，它的西部边界应该是奥得河。至于从奥得河向南的界线的走向问题则没有作出决定。罗斯福没有积极参与这些讨论。据悉他是赞成让波兰保有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和斯坦尼斯拉夫的油田的。这三处地方都在寇松线以东；但是也许还可以把寇松线解释为划在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以东，如果它在加里西亚地区被认为是按照1919年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所属波兰事务委员会所建议的“乙”线而不是“甲”线的话。当提到与波兰政府的关系问题时，莫洛托夫重又提出了他对波兰流亡政府、对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国家军的指责；斯大林则提到，需要有一位波兰的巴锡基维，才能搞好关系。
第二节 红军在波兰
（一）1944年1月红军进入波兰
1943年末，当形势已很明显，红军即将越过1939年以前的波兰东部边界时，波兰人不得不考虑地下的国家军应该和俄国军事行动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他们过去一直殷切希望英美部队能首先进入波兰，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由国家军发动武装起义。当俄国人将首先进入波兰已属无可怀疑时，波兰人只好勉强地开始按照新的情况调整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调整的速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1944年1月4日，波兰流亡政府接到报告说，红军已经越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进入沃林。第二天他们发表了一个照会，强调波兰历史上从没有出过吉斯林，强调地下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波兰武装部队在盟国各地前线为共同事业所作的努力；鉴于这一切，波兰人在解放后理应得到公正的待遇。照会说，这种公正待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波兰有权建立独立自主的行政当局；并说波兰政府是“要对民族的命运负责的”，因而拥有“不可摧毁的”独立权利。他们因此期望苏联政府尊重这些权利，因为，他们说，波兰人是不会承认别人强加的解决办法的。尽管他们希望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以便使波兰人的地下活动能与红军配合，他们还是在1943年10月27日指示地下组织，要国家军加强对德国人的抵抗，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并在波苏关系一旦得以恢复的条件下同苏联指挥官合作。
但是，波兰照会所提到的指示，只是索斯恩科夫斯基针对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于10月27日发出的命令的一部分。如果情势不宜发动西方援助下的总起义，国家军将在波兰德军后方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和牵制性的攻击。这一行动的代号为“布尔扎”。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总理为恢复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能够成功，“布尔扎”将在与俄国人合作下进行。但如果两国仍然处于断交状态，“布尔扎”将独力进行，行政当局和武装部队将继续处于地下。
索斯恩科夫斯基是为答复博尔的请求而发出这些指示的，博尔曾要求澄清对前进中的俄国人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博尔说，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执行他的总司令的指示，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得到扬科夫斯基的支持的。博尔在1943年11月20日发出命令，执行关于“布尔扎”行动的建议，但他命令当地的指挥官公开自己的身分，并主动向红军当局联系。他命令他们避免与苏维埃游击队和红军发生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诉诸战斗，但应拒绝任何想把国家军部队编入红军的企图。博尔为他决定拒绝执行指示辩护说，既要对德国人作战又要继续处于地下，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样做法只会证实苏联人对国家军所抱的怀疑，而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国家军的领导人物是完全知道的。他对苏联“并不抱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