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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意见，认为他们应联名给斯大林一个答复。然而，就在起草这个答复时，罗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了。准备让他签署的那个复文，后来经过讨论，作了某些修改，由新任总统杜鲁门和丘吉尔同意并签字后，于4月18日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发给了斯大林。他们在复文中说，希望纠正斯大林对英美政策的错误印象，他们否认斯大林所说的美英政府要求允许委员会每个成员邀请数额不限的波兰人。他们提到罗斯福曾建议过，作为第一步，先邀请少数几个波兰领袖；他们对斯大林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华沙临时政府是否有权否决候选人。雅尔塔宣言中肯定没有提到这样的权利。他们觉得，俄国人似乎正在退回到雅尔塔讨论开始时关于波兰问题的立场上去。
同时，旧金山会议在有关波兰代表权的问题上发生了节外生枝的纠纷。3月5日，报界获悉，会议既不向波兰流亡政府也不向华沙临时政府发出邀请。3月12日，波兰流亡政府发出了抗议照会，并于3月14日进一步由切哈诺夫斯基向斯退丁纽斯提出口头抗议。切哈诺夫斯基被告知说，打算等波兰民族团结政府按照雅尔塔宣言成立之后向它发出邀请。3月21日，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在下院作了同样的答复。
另一方面，有人千方百计想要把华沙临时政府请到旧金山来代表波兰。3月9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向国务院递交一份照会，建议如果雅尔塔的决定未及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完全实现，应邀请临时政府的成员。接着，华沙政府于3月22日向四个发起国（美、英、苏、中）送了一份照会，敦促它们“以目前行使着职权的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波兰代表”予以邀请；3月31日塔斯社又发表了一个公报，声称苏联政府盼望对方早日答复他们3月9日的照会。同一天，斯退丁纽斯递交了答复。他再次表示他的政府希望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能按照雅尔塔宣言的规定早日成立，以便能及时向它发出邀请；但他说，鉴于莫斯科委员会正在进行协商，他的政府不准备邀请华沙临时政府。
（三）波兰地下政权领袖的被捕
华沙起义结束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在向德国人投降之前，把波兰国家军的领导大权委托给了奥库利茨基上校，奥库利茨基上校偕同少数经过挑选的军官和几位没有暴露身分的波兰地下政权的高级政治领袖，偷越了华沙周围的德军防线，并且在俄国人“解放”波兰后，仍秘密地留在波兰。鉴于苏联对待国家军部队的那种做法，特别是在曾经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地区的做法，那些在俄国人防线后面成立的游击队当中，有些人对占领该地的红军抱敌对态度，那是很自然的；在1944年最后几个月和1945年初，俄国人和华沙临时政府不时抱怨说，流亡政府领导下的部队在红军后方采取敌对行动。正是根据这个理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的若干星期中，波兰地下政权的领袖被指责为奸细和叛徒；也正是在波兰国内的这种气氛下，米科拉伊奇克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建议在华沙举行一次波兰地下政权领袖会议，作为建立一个代表一切民主人士的政府的第一步。他自己后来说，在他辞职以后，波兰民族团结会议的成员对以阿尔齐谢夫斯基为首的伦敦流亡政府感到不满了，于是他们自己主动采取步骤想同俄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1945年2月末，他们开始同俄国人会谈；对方告诉他们，苏联当局迫切希望各种地下政治力量公开出来，以便能被“吸收到独立的波兰民主力量的整个潮流中去”。这些会谈是在莫斯科委员会审议的同时进行的。
俄国人逮捕十六名波兰地下政权领袖的情况，是不清楚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在3月初接到一个名叫皮缅诺夫的红军上校的书面邀请，请他去出席地下政权的代表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元帅的代表伊凡诺夫上将之间的会晤，以讨论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扬科夫斯基得到美、英两国政府的鼓励和流亡政府的批准，但他们都建议他要小心从事。从3月17日到27日，在华沙郊外举行了以扬科夫斯基和波兰地下政权的其他领导人为一方，以皮缅诺夫上校为另一方的预备性会谈。皮缅诺夫要求澄清地下领袖们的态度和将来的打算，双方交换了政治观点。皮缅诺夫显然使扬科夫斯基相信，他是得到朱可夫的授权的，于是就决定在下周开始正式谈判。波兰领袖们同意暴露自己的身分，俄国人则主动提出将释放被捕的某些地下领袖，并提供一架飞机把八名波兰地下当局的代表送往伦敦同那里的波兰领袖磋商。奥库利茨基、扬科夫斯基和普扎克显然是在3月27日那天被邀请去同伊凡诺夫会谈的，第二天其他十三名地下政治领袖则似乎是被邀请去出席朱可夫元帅举行的一次正式午宴。前一批人可能被告知说，将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伦敦，而后一批人则可能被告知说，将让他们飞往朱可夫的司令部。事实上这十六名波兰领袖全都用飞机被送到了莫斯科，关进了那里的卢卞卡监狱。
伦敦的波兰政府向英美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从中调停，并于4月6日发表了他们自己的一份公报，描述了一些同地下领袖失踪有关的情况。这事件开始被广泛宣传，更增加了英美两国国内对俄国人在东欧和东南欧种种活动的日益增长的普遍的愤慨情绪。4月9日，哈里曼在莫斯科就这一谣传询问了维辛斯基，得到的回答是，这些谣传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也跟着提出这样的询问，得到了类似的答复。4月12日，波兰政府就维托斯的被捕发表了一个声明。可是，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暂时减弱了这一声明的效果，也暂时减弱了由于俄国方面继续保持沉默而日益增长的普遍关切所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继续对英美的询问置之不理，甚至在莫洛托夫和艾登都起程前去出席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开幕的联合国会议之后仍然如此。4月27日，伦敦的波兰政府打电报给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吁请他们“查清失踪人员的遭遇”；5月2日，在英国议会里，国务大臣理查德·劳面对着议员们就此事向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波（华沙政府）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5年4月21日4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莫斯科美国大使馆，说他们正在准备签订一项波苏互助条约，类似于他们已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缔结的那种条约。同一天，斯大林向哈里曼建议，作为打开莫斯科委员会所陷入的僵局的一个办法，他们应该采用在建立南斯拉夫政府时使用过的那个公式。哈里曼说，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问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哈里曼在那天以及在4月18日，曾两次试图说服俄国人暂缓签订这项条约，等莫洛托夫到了华盛顿再说，那时，美国的看法就可以告诉他，但哈里曼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丘吉尔在4月16日和4月22日分别把米科拉伊奇克的两个声明电告斯大林——第一个声明表示接受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塔决定，另一个则明确表示接受寇松线并放弃利沃夫——但也没有能使他改变政策。俄国人在4月21日给哈里曼的答复中说，他们已经通知华沙临时政府，同意缔结这项条约：这件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它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就在这一天（1945年4月21日），斯大林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莫斯科签署了这一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条约有效期为二十年，它规定：对德作战期间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相互援助，按照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原则加强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消除德国或者直接、间接地与德国结盟的任何国家“重新发动侵略的威胁”；在遭受任何这样的国家所发动的袭击时实行互助。条约的第三条写道：缔约双方将“以最真诚的合作精神参与一切旨在保证各国和平和安全的国际行动”。而且，任何一方“未经彼此同意”都不得同德国签订一项使任何一方的领土完整或安全受到损害的停战协定或和约。双方都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同盟或联盟。此外，它们还保证将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进行合作。
这项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苏联已下定决心要在东欧推行一项单方面的政策，而不管它的盟国会有什么反感。这种印象在旧金山会议筹备时期已经在不断加深，不仅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圈子里是如此，一般公众也是如此。丘吉尔曾于4月24日到29日之间主动同斯大林进行了电报联系，但通过这些电报往返，他从斯大林那里所能得到的唯一东西是后者答应劝告波兰临时政府，要他们收回反对邀请米科拉伊奇克来磋商的意见。甚至在旧金山会议开幕之前，当盟国关系由于波兰问题而接近于危机时，那些希望看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感到幻灭和忧心忡忡了。
莫洛托夫在4月22日到达华盛顿时，有人向他表达了这方面的一些忧虑。他被告知说，用南斯拉夫公式去解决波兰问题是违反雅尔塔协议的，美国政府不会承认一个并不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人们对莫斯科委员会所面临的僵局表示失望，并说俄国的态度已在那些信奉盟国合作的人中间引起了疑虑。有人直率地告诉他说，苏联政府没有遵守雅尔塔宣言，而据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则不论在行动上或在意图上都从未违反过这个宣言；不仅如此，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决心推进他们的世界组织计划，不管有什么分歧和困难。
尽管斯退丁纽斯已在3月31日表明了他的态度，俄国人继续在报纸文章中，并通过外交途径，催促着要邀请华沙临时政府出席旧金山会议。甚至在1945年4月25日会议开幕之后，莫洛托夫还在竭力主张接纳华沙政府为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一员。
5月3日，莫洛托夫在旧金山同斯退丁纽斯和艾登一起出席一次宴会，他突然通知他们说，他的政府已逮捕了早先报道失踪了的十六名波兰领袖。5月5日的一则塔斯社公报证实了他的话，公报说，以奥库利茨基为首的那一批波兰人是由“苏联前线军事当局”逮捕的。他们将被交付审讯，被控的罪名是：在红军后方进行破坏并在那里非法持有无线电发报机。
5月5日，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就这一事件发表了正式声明。他们提到以前曾为此进行过的调查，对事态的新发展表示深为关切，说这一新发展对波兰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宣布他们已向莫洛托夫要求一份被捕波兰人的名单和一个详尽的说明。
正象4月间罗斯福的去世转移了公众对波兰领袖失踪的注意一样，从5月1日德国人宣布希特勒毙命起到5月8日（欧洲胜利日）止的那几天里，德国崩溃和投降的各个演变阶段也势必暂时冲淡由于莫洛托夫宣布逮捕十六名波兰人而笼罩着旧金山的悲观气氛。但是波兰流亡政府5月6日向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各国政府发出公开呼吁，要求它们劝使俄国人释放这些领袖。他们抗议说，俄国人邀请这些领袖出席一个会议，然后把他们逮捕，这是犯了欺诈罪。5月10日，米科拉伊奇克发表一项声明说，如果这些波兰人曾经考虑到他们将被控从事反红军活动的话，他们是绝不会向俄国人暴露自己身分的。
斯大林在回答《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5月11日提出的问题时说，逮捕一事同成立新波兰临时政府的事毫不相干。这些波兰人是根据一项同英国的保卫国土法相类似的苏联法律，并遵照红军同波兰临时政府签订的一项协定而依法逮捕的。他们不可能被邀请来进行什么谈判，因为苏联领导人是不会同危及红军后方的犯法分子谈判的。然而，他重申雅尔塔宣言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础，并提到三个条件：第一，在重建波兰政府时，必须承认波兰临时政府为将来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核心，就象承认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核心一样；第二，这样产生的波兰政府必须对苏联友好，决不能推行反苏的“防疫圈”政策；第三，波兰政府的重建必须有同波兰人民保持联系的波兰人士参加。
（五）哈里·霍普金斯的最后一次出使
莫洛托夫5月3日透露的消息，加剧了西方对俄国人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径所感到的困惑和愤怒，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盟国自从罗斯福死后，在上年年底所采取的几项触怒俄国人的行动，而使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波兰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而给旧金山会议带来的阴黯气氛下，哈里·霍普金斯不顾身体有病，还是被说服飞往莫斯科，试图通过同斯大林直接面谈，解决几个妨碍美苏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