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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1946年12月一件民族主义分子阴谋案的揭露1946年12月，国防部和内政部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既未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当公众渐渐了解到有许多军官和政界人物在遭受秘密审讯时，纳吉试图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没有成功，而且由于受到俄国人的压力，他似乎已同意了不让小农党人参与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的审查。秘密审讯了几天之后，内政部长劳伊克发表一项公报，宣布发现了一起大规模的阴谋案，这一阴谋是由一个战前就存在的名叫“马扎尔公团”的民族主义组织搞的。据称，一个七人委员会（委员大多是军官或政府官员）准备在和约签订时或者俄军撤离后发动政变。阴谋的军事领袖是韦赖斯·拉约斯将军，文职领袖中包括以前小农党的一个执行秘书鲍休特·阿拉尼。阴谋的政治目的据说是重建1944年3月德军占领前那样的霍尔蒂政权。直到这时，纳吉一直耐心地要消除同共产党人的分歧。但是，随着秘密审讯在1月间继续进行，愈来愈多的小农党领袖被逐渐牵涉进去，其中有些是纳吉的亲密同事。共产党试图进一步分裂小农党，削弱小农党在议会中的多数，这就使纳吉重又担任起调解人的角色来。在一次记者访问中，他承认有反国家的阴谋存在着，并表示小农党要清洗自己的党员队伍。可是，到了1月底，大多数小农党人已认识到了共产党的意图，开始显示了反抗的迹象。当纳吉的密友和同事科瓦奇·拜洛也被控同阴谋案有牵连时，小农党中的农民党员群起为他辩护，并且公开抗议所谓他有严重嫌疑的说法。拉科西和共产党…社会党集团的其他领导人要求中止科瓦奇的议会豁免权，但是，虽然他被迫辞去了党内的职务，并放弃了他同党报的关系，他还是保住了他不受逮捕的豁免权。2月初，小农党的一个农民党员在议会中提出一项动议，建议指定一个二十五人的委员会对科瓦奇所受的控告进行调查。议会不顾左翼集团的反对，通过了这一动议，左翼集团不承认同这个动议有任何关系，并扬言如果提案付之实施，他们就要退出政府。纳吉和蒂尔迪的主要目的仍是要保持各党间的和平，因此纳吉安排了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根据这一妥协办法，小农党人收回这一动议，作为交换，共产党…社会党集团的领袖们则同意停止攻击小农党。尽管共产党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科瓦奇还是没有放弃豁免权，这是应该归功于纳吉的；但是这位总理的义气救不了他的同僚。科瓦奇终于同意连续三天到案接受警方的审讯，条件是晚上应该允许他回家，以及不能把他视为被告之一。这时，或许是俄国人失去了耐心，或许是象他们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发现了科瓦奇同反红军的间谍活动有牵连，1947年2月26日，即阴谋案开始正式审判的前一天，在科瓦奇第二天到案接受讯问时，俄国人突然逮捕了他，并且带着他到他家里进行搜查之后，就神秘地把他抓走了。
共产党人这次揭露出一个民族主义秘密组织，使他们有了一个所需要的机会，以打击仅存的一个重要政治对手。俄国人逮捕了科瓦奇，是共产党为消除一切重大反对势力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斗争不久就把纳吉本人也卷了进去，并迫使他流亡国外。
第七章 东欧各国和约的缔结
第一节 战后形势
在盟国着手草拟对一些前轴心国附庸国的和约时，东欧事实上已经形成其战后的格局。大战初期，斯大林曾想谋求西方盟国承认1939年8月23日德苏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的领土条款而没有如愿；但是，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实力和信心的增强，他已经能够不顾盟国的态度，重行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以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主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领土，又进而占领了居民属于波兰人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西部领土。担心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可能是促使斯大林把手伸向西部边缘地区的主要考虑。控制了这些地区，他就可以弥补在大平原上缺乏“天然国界”这一缺陷；因为这些边缘地区如果掌握在俄国手里，就会构成一片辽阔的缓冲地带，来自两面的任何新的入侵者必须先穿越这一地带，才能打到苏联本土。苏联政府之所以于1939年对芬兰开战，就是为了要重新占有俄国在1721年到1918年间在这一带拥有过的那片土地，以掩护列宁格勒大门；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1940年8月间它之所以要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并使之苏维埃化的一个动机。在寇松线以东的战前波兰领土这个问题上，安全的考虑是同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愿望相一致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安全问题就同俄国决心要清算它对里加条约领土条款的政治宿怨结合起来了。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部分由乌克兰人居住、部分由罗马尼亚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俄国对比萨拉比亚有着以历史为依据的领土要求，这段历史可追溯到1812年，那时它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征服该地并从此一直占有到1918年；但是，就北布科维纳而言，俄国不能用以前曾经占有过作为理由，于是提出苏联安全的需要作为理由，来补充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在战争稍后一些阶段，俄国人把寇松线以东的波兰和上述的其他领土并入了苏联，虽然从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就攻入了俄国这一事实来看，这些边缘地区在战争技术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能对苏联有多少安全价值，是很可怀疑的。芬兰沿北冰洋一带海岸直到挪威边境为止，现在也重新为苏联所得；而且，当斯大林取得西方盟国的同意，把苏联领土一直向西扩展到不冻港哥尼斯堡时，不言而喻，他也取得了他们对德苏协议中有关该港后方腹地的一些领土条款的默认。1945年6月，斯大林又从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外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正式割让，这就完成了把所有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都包括在苏联国境之内的政治统一过程，并消除了乌克兰分离主义运动在苏联领土外可能进行活动的最后一个潜在基地。苏联取得了这块领土，就使它同斯洛伐克有了共同的边界，也使它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同匈牙利有了共同的边界。
西部的这条新的缓冲地带，并不是斯大林所取得的唯一好处。根据同前轴心国附庸国所订停战协定的规定，芬兰和罗马尼亚，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现在都已经在经济上同苏联连结起来。同芬兰签订的停战协定还给了俄国人种种战略上的好处，从而使芬兰人在万一发生另一次俄芬战争时简直处于无法自卫的地位。这样，芬兰的生存现在就完全依赖于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了。斯大林还不顾西方舆论的义愤和伦敦波兰政府的抗议，采取了严厉无情的措施，建立了一个“友好”的波兰，并在西部给它大片德国领土，补偿它在东部不得不割让给苏联的那些白俄罗斯地区和乌克兰地区，从而确保了“友好”波兰的持续的“友谊”。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把波兰的主权扩展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解决办法，也为了防备德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危险，1945年4月签订了波苏条约，使波兰在这两点上完全依赖它的东邻。同样地，斯大林把轴心国在1940年8月强迫罗马尼亚归还匈牙利的全部土地又还给罗马尼亚人，这就使罗马尼亚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支持来防止匈牙利的领土收复主义的可能复活，从而取得了罗马尼亚“友好”的保证。
俄国人1944年同英国政府所订的建立势力范围的协议，使斯大林指望能在西方的同意下在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半岛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同时这一协议也助长了他想使俄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黑海海峡的希望。另一方面，斯大林想保持三大国间融洽关系的愿望，促使他于1944年在希腊、意大利及法国等问题上作出一些姿态，也促使他提出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人民民主制”这一模式作为东欧国家最好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压倒一切的考虑则是从传统的地面战争的角度所设想的苏联西部边境的军事安全，而当他被迫要在军事安全与保持对美国友好关系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选择了他心目中所设想的军事安全。直到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为止，斯大林一直摆脱不了将来德国要复仇这个思想，这是1944年和1945年内他的对欧政策中，特别是他要获得一个“友好的波兰”的决心中高于一切的考虑。1945年2月间，俄国的干预罗马尼亚，部分地是可以用斯大林的信守约言来辩解的，因为他在希腊问题上已经实践了他和丘吉尔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中的义务；但是，罗马尼亚在俄国关于黑海海峡问题的传统政策上也占有特殊地位，而且俄国人对于罗马尼亚入侵部队在大战的关键阶段给俄国造成的损害记忆犹新。建立了“友好”的波兰和“友好”的罗马尼亚，就可以防止这些国家一些传统的政党重新取得优势。
但是，正象战前共产党的活动造成“人民阵线”政策的失败一样，大战刚结束后不久，“人民民主”政策所标榜的宗旨，由于推行时使用了共产党式的革命方法而遭到失败。此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存在着矛盾。俄国在1945年和1946年间拟订的经济计划，其目的是要把东欧各国的经济同苏联的战后重建结合起来，这些计划是同西方在势力范围问题上重行考虑后的一些想法相冲突的，也是同西方想建立经济机会均等的企图相冲突的。“大联盟”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下半年。在那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俄国控制下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所采用的方法引起了西方的愤怒和焦虑；西方的反应则使俄国人怀疑英美要在同苏联交界的一些国家中重建反俄政权，而在这些怀疑的刺激下，俄国人就毫不掩饰地通过共产党代理人在东欧国家夺取政权。事实上，当红军向前推进，推翻了以前的统治集团，摧毁了它们的政权基础而产生某种真空状态时，就已经把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扫清了。
正是在单方面解决东欧问题的发展过程的这一阶段，在东西方之间对中欧问题发生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外长会议和他们的副手们开始了草拟和约的工作。参加者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世界观、概念和理想彼此都不相同。凡尔赛和约的拟订者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困难；因为1919年时的三大战胜国实质上同属于一个世界，即自由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的世界。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在原则问题上或现实政治问题上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但是至少他们理解彼此的语言习惯。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联盟”各国代表间却没有共同语言。即使在战时同志间的友谊达到高峰时，苏联和它的西方盟国之间仍然保持着一条鸿沟。作为共产党人，俄国领导人决不会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他们认为那种概念不过是一种幌子，用以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抬。斯大林敌视资产阶级，在他早期搞地下活动时就扎了根，共产党人总是把资产阶级同西方民主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在采取人民阵线政策时一度停止过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后来在“大联盟”的全盛时期，当共产党人正式献身于捍卫“民主”时，又再一次放弃这种攻击；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这个词作为一种骂人的话，有时可以出于策略而弃置不用，它却从来没有被忘记过。可是，西方领导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并不试图去理解共产党人的观点，而是继续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动。1923年7月6日的苏联宪法曾把共产党敌视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据概述如下：
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起，世界上的国家就分成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资本主义阵营那一边是民族仇恨和不平等、殖民奴役和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和集体屠杀、帝国主义暴行和战争。在这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信任、和平和兄弟般的合作。
由于有这种敌意，掩饰真情就成为苏联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特点。大战期间，斯大林作出了一些支持盟国间合作事业的姿态，但是，到了拟订和约的时候，共产党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概念又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
在制订和约时，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由于俄国人在东欧实行强权政治以及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