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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自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委员会，犹如1936年的被阉割了的苏维埃相当于1917年时比较自发、比较有代表性的苏维埃。
南斯拉夫宪法与苏联宪法相比，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肯定地也是同外交政策最直接有关的相似之处是它的“联邦”体制。南斯拉夫共和国划分为六个组成“联邦”的共和国，相当于苏联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们的苏联样板一样，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政府隶属于而不是平行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宪法规定的体制并不是联邦，而是一种可以把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而且，权力下放的实际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各共和国政府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而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组织起来的。
尽管如此，“联邦”这种组织在政治上是重要的。新政权公开承认南斯拉夫是几个不同民族之家，这是战前历届政府所断然否认，或者很勉强地承认的，它们的臣民们很怀疑政府的诚意。新政权明确表示它要消灭一切基于民族血统或家庭宗教信仰而对个人的歧视。甚至许多不喜欢共产党组织政府的理论和实践的公民，还是对新政权在这一点上所表明的要制止那种严重损害了旧南斯拉夫的、具有破坏性的民族纠纷的决心，有着良好的印象。
六个共和国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一个自治区（相当于苏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后者是西南部的科索沃…梅托希亚地区，居民大部分操阿尔巴尼亚语。前者是伏伊伏丁那，其中包括斯雷姆地区、巴奇卡和巴纳特。斯雷姆在历史上原属克罗地亚，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巴奇卡和巴纳特在1918年前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伏伊伏丁那的当地人口中，属于日耳曼族的那部分（约四十万余人）都已逃离或被逐，他们的土地给了从南斯拉夫较贫苦的地区迁来的农民。属于匈牙利族的那部分人（近五十万人）则许其居留，并答应他们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这一宽容的态度，同共产党支配下的佩德罗·格罗查博士的罗马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同捷克政府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态度则成为显著的对照。对伏伊伏丁那两个较小的少数民族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给予平等地位的保证。
克罗地亚共和国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雷姆不在内）。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的边界一如以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想从意大利取得领土，前者着意在威尼斯…朱利亚方面，后者则在伊斯的利亚方面。门的内哥罗要求另外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以历史传统，而不是以语言、宗教或民族上和塞尔维亚人不同为根据的。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成一个共和国，对于一个无法通过划分政治边界以符合种族边界来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波斯尼亚共和国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个民族集团相互保持平衡。这一解决办法，不能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每一方都认为这是对方为了要消灭他们而策划的。不过，人们也许会怀疑，即使报喜天使亲自出马，不知双方是否都能满意。
在所有的试验中，最有兴趣的也许是建立马其顿共和国。战前掌权的塞尔维亚政治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马其顿人不是“南塞尔维亚人”。可是，大家都知道，很多马其顿人都极其同情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长期以来以马其顿自治的口号来掩盖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从1941年到1944年期间，保加利亚兼并了马其顿，使人们大失所望，因为索非亚政府当时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决不容忍自治。南斯拉夫共产党从解放战争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看法，认为马其顿人既不是塞尔维亚人，也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必须在未来的南斯拉夫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自治地位。这个问题一度曾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个地下共产党之间的一个争论，但是，南斯拉夫的看法取得了胜利。铁托很快就把他的计划付之实施。他的行动非常不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这行动还引起了国际问题，因为从1913年起，历史上的马其顿的某些地区就已分别成为希腊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些问题以后还要提到。
德国战败时，切尼克队伍大部分已退出南斯拉夫。可是，米哈伊洛维奇将军自己仍带着一小批追随者留在波斯尼亚。1946年3月间，据宣布他已被俘。6月底，他以叛国罪受审。这次审讯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争论。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人们在抨击南斯拉夫政府时，都强调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德国的代理人，而是一位塞尔维亚爱国者，他营救过好几十个在南斯拉夫上空被迫跳伞的盟国飞行员。南斯拉夫政府在反驳时，强调了一个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部队在他本人知情和同意下参加过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攻打游击队的联合军事行动。如果南斯拉夫政府想同西方国家修好（西方国家以前曾真心诚意地支持过米哈伊洛维奇），或者想对一个由于他自己始终不了解的政治力量（一如他在法庭上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说的由于一阵“旋风”）而被卷入对敌“合作”的人表示宽大的话，他们是可以饶他一命的。可是，铁托在1946年7月间似乎把西方国家视为敌人，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很想为他们在切尼克手里所遭受的一切损害报仇。因此，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7日被枪决了。
在铁托自己的人民阵线内部，仍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政策。塞尔维亚左翼农民党领袖约瓦诺维奇是作为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而被选入议会的。到了1946年夏，他已认识到人民阵线的广泛民主纲领并没有履行。7月间，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批评政府政策的三个方面。第一，他声称，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到牺牲，塞尔维亚的农民合作社在战前起过小小的、但却是有益的作用，现已完全屈从于中央政府的意志。第二，他反对检察官制度。象它的样板苏联检察官制度一样，它拥有使所谓的司法独立完全失去意义的权力。检察官有权“要求捍卫合法性而反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有效判决”，这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换言之，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就可以推翻法院的裁决。第三，约瓦诺维奇批评政府向苏联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要求象人民阵线正式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同三大盟国都发展友好关系。最后这一点批评使政府最为恼火，给约瓦诺维奇招来了一阵猛烈的谩骂和威胁。他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地方议会中的席位经多数票通过而被剥夺了，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职位，由于全体教师在院长带领下“主动要求”而被解聘了。1946年8月11日，他所属的人民农民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一次大会，大会是由共产党人召集的，会上挤满了共产党人，把他正式开除出了他自己的政党。这一年晚些时候，他被逮捕。并在1947年9月间受到审讯，罪名是替“英国情报机关”搞颠覆活动。
南斯拉夫这一时期的政治审讯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的而且引起了最大国际争论的，是对萨格勒布天主教大主教、全克罗地亚天主教会的首席主教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纳茨的审讯。这一审讯在南斯拉夫国内外所引起的强烈感情中，出于政治上考虑的，大大超过了关于大主教个人是否有罪的考虑。一方面，西欧和美国天主教总是认为天主教的大主教顾名思义是清白无辜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反天主教者以及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舆论则把他们对斯特皮纳茨所代表的那些势力的愤怒统统发泄在他个人身上。
这一审讯如果不联系到塞尔维亚同克罗地亚之间的冲突，不联系到大战期间帕韦利奇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虐待塞尔维亚人，是无法理解的。成千成万的塞尔维亚人都被帕韦利奇的乌斯塔舍特务所屠杀，个别的天主教神父也参与屠杀。天主教上层领导从未对这些暴行公开提出过抗议，某些主教还特意对帕韦利奇歌功颂德，而斯特皮纳茨本人则象对待国家元首那样对待帕韦利奇。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人只是由于改信了天主教才得免于一死——改信了天主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身分，放弃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身分。斯特皮纳茨对大批人被迫改信天主教并没有提过什么抗议，也不指示他的神父们拒绝接受他们。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本部的塞尔维亚族公众看来，斯特皮纳茨是企图毁灭塞尔维亚民族的那些势力的一个代表。
铁托政权在塞尔维亚人中有许多敌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虽然是错误地认为——游击队运动是一种非塞尔维亚或反塞尔维亚的运动。这种看法由于处决了米哈伊洛维奇而更有所加强，因为米哈伊洛维奇虽然同入侵者合作，许多塞尔维亚人仍把他看作是民族领袖。但在如此严厉地对待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之后，铁托无法对这样一个在塞尔维亚人看来不仅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也是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进行迫害的代表人物宽大为怀。而且，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天主教的死敌，这不仅是由于一般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在他们看来，梵蒂冈是同意大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而意大利则不但在1941年入侵过他们的国家，现在还在强烈地抗拒南斯拉夫关于兼并威尼斯…朱利亚和的里雅斯特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行动要被许多克罗地亚人（其中不仅包括帕韦利奇的拥戴者，也包括那些仇恨帕韦利奇、甚至支持过游击队的民主派）看作是贝尔格莱德对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压迫。
以上所述，大多同斯特皮纳茨的功过没有什么关系。从形式上看，斯特皮纳茨确是犯了叛国罪。他作为公民的那个国家被人征服了，征服者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他却承认这个傀儡是合法当局。要是流亡政府回来执政，或者要是米哈伊洛维奇获得了胜利，他们肯定也要惩处斯特皮纳茨。至于斯特皮纳茨是否应对一些暴行负责，那就远没有这样肯定了。相反，有证据证明他救过一些有生命危险的人，而且一般说来，他的行动曾使这个政权的严酷程度减轻。他同帕韦利奇的关系以及他对大批人改变信仰一事所持的态度，是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的。审讯时（194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采用了最坏的解释，把大主教判了十六年徒刑。
第三节 对外关系
在铁托政权的头几年中，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一味顺从。鉴于共产党的纪律和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忠诚，这是循理成章的事。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一切劳苦大众的祖国，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是受到“好战的帝国主义阵营”威胁的“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国家。南共领导人竭力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间培养对苏联的好感，既利用了它作为陆上最大军事强国，从德军占领下解放了东欧的“解放者”的威望，同时又利用了南方斯拉夫人（特别是那些信奉东正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所怀有的那种带着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的传统感情。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南斯拉夫抛弃了它的一些旧友而结交了一些宿敌。英国和美国现在成了它的敌人。英美的朋友也是南斯拉夫传统的朋友希腊，同样成了敌人。法国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虽然在法国共产党参加巴黎政府期间，偶而也对它说了几句有礼貌的话。新结交的朋友中，一个是罗马尼亚，过去曾是它的盟国，但从1941年起却是德国的附庸国；还有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曾分到过一小片南斯拉夫领土作为希特勒赏给它们的酬劳。在南斯拉夫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仍作为友好国家相待，因为它也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虽然南斯拉夫的对捷友谊因后者在抗德战争中表现不好而带有浓厚的藐视色彩。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极端民族主义，南斯拉夫的敌人则将它称之为帝国主义。它向意大利、奥地利、希腊，甚至新交的朋友保加利亚，都提出过领土要求。由解放战争激起的、并由现政权的宣传有意培养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变成了左右对外政策的一个积极因素。新统治集团，那些在游击队伍中起家的军官和官吏们，不仅希望赶走入侵者，以社会“新政”取代战前的政权，而且希望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强大的，至少在巴尔干半岛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这种观点受到共产党中老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