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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来进行安排。1919…1921年和平条约的制订人如同1814…1815年的前辈一样，是一些有道义原则的人，虽然象那些前辈，诚然，象大多数其他政治家那样，遇到那些原则同本国的私利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贯彻他们的原则。在1919…1921年间，由于若干原因，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势必要采纳的。根据1867年的奥匈妥协，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们的不满就成为后来所进行的那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塞尔维亚人是一个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邻的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分割的民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引起欧洲火药库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国不可避免要介入这场战争的事件则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比利时人民于1830年维护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利；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它的中立于1839年得到了欧洲所有大国的保证。因此在1919年，审慎和正义似乎都要求满足迄今尚未满足的民族愿望。而且，在把民族自决原则实施于东欧时，它必然使那里的政治地图发生彻底的变化。
1815年，东欧的政治地图是很简单的。这一广大地区从希腊的南端到芬兰的北端分别隶属于四大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以及霍亨索伦——的版图。自从1814…1815年第四次瓜分波兰和第四次瓜分威尼斯领地以来，这四个帝国有了共同的边界，边界线连绵不断，其间并无小国把它们分隔开来。在1815年，门的内哥罗是这一大片区域中唯一独立的小国。其后不久，以前曾是简单的东欧政治地图，由于奥斯曼帝国内东南欧的一些从属民族的渐次解放而开始分裂成一系列新兴的小国。到了1913年，奥斯曼帝国以前所辖的、阿德里亚堡以西和以北的领土都已经“巴尔干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这一“巴尔干化”的过程才突然超越了以前被称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范围，蔓延到了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全境，并且在其北面蔓延到前霍亨索伦帝国的东缘以及前罗曼诺夫帝国的西缘，把芬兰也包括在内。这些强大帝国瓦解后建立起来的弱小国家所统辖的地区突然大规模地向北扩张，完全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而在过去一百多年内，几个大国在这个地区内是相互接壤的，并没有小国处在它们之间。这一结构上的改变为德国进行侵略提供了机会，如果德国落到一个冒险家的统治之下，而他又能看出这个机会并加以利用的话。
乍看之下，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显示出，由于1919…1921年的领土解决措施，德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德国象俄国和业已覆灭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对于东欧新建立的一些国家的领土也被迫提供了一部分。然而细看之下就能发现，由于这一新的安排，从长远来说德国有机会获得利益，因为这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它最终能成为以前两大邻国对于这些继承国家所提供的领土以及它自身所提供的比较微小的领土的继承者。
德国具备这一可能性，因为1919…1921年的和约并未剥夺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两大基础：它的工业潜力和它的中心位置。德国的工业潜力能使它将东面的一些新兴的小邻国置于控制之下，如果法国和英国一旦放弃或摆脱它们根据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自行承担起的防止德国的保证的话。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东欧的新兴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都是落后的。而德国所处的中心位置使它能将这些新兴国家同它们的天然盟国法国和英国隔绝开来，如果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设法在军事上再次控制了莱茵兰的话。1936年3月7日，德国未遇到西欧列强的抵抗就做到了这一点。从这时起，它再度拥有欧洲体系内中心大国和最强的工业大国的全部优势。
自从1516年西班牙王国通过查理五世一人同勃艮第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达成政治统一以来，这一体系就一直在发挥作用。从那时直到著述本书的1955年，欧洲始终有一个主要大国不时地威胁着要向四面八方发动侵略，要把整个西方世界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环绕着它也总有一些国家为了“遏制”这一主要侵略国，维护自身的独立这一共同目标，尽力彼此进行合作。虽然演员有所更迭，角色却始终不变。从十五世纪末叶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扮演主要大国角色的是法国；从1871年到1945年，扮演者则是德国；自1945年以来，扮演者则是苏联。扮演周围国家领袖的则依次是哈布斯堡王朝、荷兰、英国和美国。进行“遏制”的国家虽然在总资源方面通常总比主要大国占有优势，然而要利用这些资源，它们必须通力合作，而这一点却很难办到。至于主要大国那一方面，它具有政治上统一和军事上控制内线这种优势。
在这个力量均势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小国的地理布局是一个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对于主要大国来说，有一个由弱小国家构成的地区介乎它和设法“遏制”它的周围大国之间，这是有好处的。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现代欧洲的均势形成的时候起，到导致1859…1871年期间意大利和德国获得政治统一的1814…1815年的领土重新划分时止，法国在其东疆就享有这种好处。在三个多世纪内，直到普鲁士于1814…1815年并吞莱茵兰时，法国同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是由弱小国家构成的一个区域分隔开来的。法国以东存在着的政治真空，是有利于法国从1494年到1813年发动侵略的情况之一。后来，普鲁士在莱茵兰的深沟高垒，就成为1870年法国遭到那场大灾难的原因之一。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主要大国这个角色由法国让给德国来承担了；但是从1871年到1918年，东欧的政治结构使德国没有能取得它的前辈法国以前所享有的优势。在那些年代里，德国东边的紧邻仍然是两个大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大国共同遮断了德国向东扩张的道路，因为它们事实上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亚得里亚海，横贯了整个欧洲。
限制德国向东扩张的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1918年德国战败时就由于那些击败德国的力量所作出的安排，突然不存在了。1919…1921年解决了领土问题后，德国发现自己的东侧是由弱小国家形成的一个地区，就如同1813年以前法国的东邻一样。只要西欧大国占领着莱茵兰和莱茵河以东的桥头堡，只要它们后来仍然可以重新占领这些德国领土而不会冒遭到德国有力反抗的风险，那么希特勒就只能看着这一有利形势，而不能去加以利用。一旦希特勒以自身的军事力量占领了莱茵兰，他就能够充分利用德国的这一潜在优势，即在东欧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尽是一些弱小的邻国。
东欧这些后起的国家之所以孱弱，是有好几个原因的。从物质上说——就面积、人口和工业发展而言——它们即使和西欧列强中最弱的国家相比，也全是弱小的，更不必说和德国相比了。它们中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一方的也很虚弱，因为在签订和约过程中，它们同战胜一方的邻国在领土和其他物质资产方面发生的多数争议中，结果总是不利于战败国的。
协约国的各大国并未蓄意要惩罚以前的敌国和偏袒以前的盟邦。在重新绘制欧洲政治地图的过程中，它们衷心谋求公正地实施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在1919年，东欧各民族的分布并不象西欧那样，如拼花被单中的一块块拼花，相互之间界限分明。东欧的各民族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就如同一件镶嵌工艺品上的各色小立体或者如同彩色闪光的丝绸上的各色丝线一样。在东欧，要画出清晰的疆界来划定各国领土的界线而不把许多少数民族置于错误的一边，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对一个民族主持公道就要损害到另一个民族的东欧事例中，协约国的各大国就倾向于作出有利于它们朋友的裁决。例如，它们把罗马尼亚人占人口多数的匈牙利东部的一些领土划归罗马尼亚，这就势必也把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上一块飞地内、完全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的、为数较少但仍然相当大的马札尔人也并了过去。当这些盟友为所欲为，擅自处理时，协约国各大国也不愿，或许无力去约束它们。例如，波兰人就这样做了，他们不顾占人口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意志，强行并吞了东加利西亚，不顾立陶宛人的意志，强行并吞了维尔纽斯的白俄罗斯地区，并且趁苏联政府尚未能发挥它所拥有的非常优越的潜力时又把里加条约规定的边界强加于苏联。这种对有争议的领土采取有害的解决办法，造成了日渐扩大的影响，结果使以前被征服的东欧小国在物质方面全处于虚弱的地位，然而象德国和俄国一样，它们也心犹未甘，因此全期待着一有机会就来对那种解决办法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修改。
另一方面，东欧的一些前战胜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削弱了，因为它们强行取得了一些居住着少数异国民族的土地，而这些少数民族全是不情愿的，心怀不满的。这些前战胜国坚持并入自己那扩大了的战后国境的每一少数民族，都使它们受到了两面夹攻的报应。它们不得不担心来自两方面的齐心协力的敌对行动：一方面是来自它们境内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则是来自愤愤不平的前战败国，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希望回到它们的故国去，而这些国家也希望收回它们所失去的国民。对于一个前战胜国来说，如果只需要应付一个心怀不满的从属民族和一个愤愤不平的邻国，那么这项威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大多数东欧的前战胜国全都树敌很多。例如，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并吞了马其顿北部而使保加利亚成为敌人，后来又由于吞并了多瑙河左岸的马扎尔人而使匈牙利成为敌人。罗马尼亚在同一时期并吞了保加利亚的南多布罗加之后，又并入了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和若干邻近地区，并且又兼并了比萨拉比亚，使苏联成为敌国。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南疆一带并入了一些马扎尔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缘地区又并入了一些德意志人。希特勒反过来以民族自决原则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出面维护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解放事业，并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附属民族马扎尔人，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没有救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各自据有一个大国要求划归给它的领土和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划归给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的处境显然都比南斯拉夫危险。因为后者只据有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归还的领土。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半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就已遭到清算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尚不如波兰那样危险，因为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的三个国家中——即德国、苏联和立陶宛——两个是大国。由于非常短暂而又异乎寻常的历史条件的凑合，波兰得以同时对这两个大国进行掠夺。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靠着牺牲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而建立起来或扩大了的后继国家，在德国被人恶毒地称为应时而兴的国家（意思是说过了一个季节就要覆灭的国家），以与国运绵长的国家对照。两次大战之间在东欧诞生的一批应时而兴的国家中，波兰具有最极端形式的典型特征，并且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命运具有巨大的影响。
1939年3月，波兰拥有的疆界是德国和苏联都难以接受的。这两个毗邻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遇到机会，必然会坚持要求重新划分它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边界。然而在其他方面，波兰同这两个邻国利益的冲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兰和德国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波兹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兰的波美拉尼亚或者“波兰走廊”）包括在波兰疆界之内，否则波兰人民就不可能在波兰国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并且同样地，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但泽在政治上和德国分开，否则重新统一的波兰就不可能拥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因此，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波兰不可能，到头来也没有同德国达成妥协，而从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波兰达成永久性的妥协也同样是绝对办不到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德国第一次使柏林周围、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方和东普鲁士的外围飞地连成一片。从那时以后，德国前前后后的帝国主义者，从菲特烈大帝经过俾斯麦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间的这片领土不仅在政治地图上是属于普鲁士的，而且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