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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要求不让希腊国王乔治第二重登王位。在左派看来，乔治国王同战前统治希腊的梅塔克萨斯独裁政权完全是一回事，而那个独裁政权又同社会保守主义和外国干预是一回事。
民族解放阵线的公开纲领中的第二点是要求惩办“通敌分子”，这在当时形势下很容易被曲解为处罚那些在战时和战前主宰着希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团体和个人。除非对“通敌”罪能够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相当确切的法律定义，对“通敌分子的惩办就很容易被转变成为革命的恐怖统治，而这正是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和英国人所害怕的。
在1944年10月和11月间，民族解放阵线的追随者大部分都是对这一运动的公开声明或多或少地按其表面价值信以为真的人（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希腊的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有意压低着革命的调子。然而，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中占着领导地位，照其他东欧国家中类似的“人民阵线”后来的发展来看，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假使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的话，它本来是会朝着彻头彻尾的共产党独裁的方向演变的。
在解放的时候，英国人以及那些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就已认为民族解放阵线不过是为共产党革命打掩护的一个工具。他们不很相信解阵所提出的公开政策宣言，认为那都是些半真半假的东西，是故意用来掩饰远为激进的意图的。解阵领导人也报之以不信任。他们认为，英国人和希腊右翼分子是在试图用武力或用欺骗的手段把国王弄回来，是想破坏而且最后想毁灭民族解放阵线在战时所建立的人民运动。在这样的气氛中，真诚的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方或另一方是否会不诉诸武力而让步。
11月初，双方就争论起来了。争执的问题是关于政府用以在希腊维持其权威的武装部队应如何建立。大家都同意，游击队的“私家军队”应由不是效忠于一个党而是效忠整个希腊政府的部队和警察所替代；但是，当谈到应怎样、应通过什么步骤来实现这一转变的问题时，无法调和的意志冲突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希腊内阁内部以及希腊政府同英国当局之间就未来的希腊武装部队的组成问题进行谈判的详细情况，本书写作时还没有公布。诚如希腊共产党总书记后来所说的，关于武装部队的争执是1944年12月间爆发暴力行动的诱因而不是它的根源，因此详细考虑公开破裂之前的种种策略活动是没有益处的。双方的行动都有点近于非法。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进行含蓄的恫吓，至少从11月30日起他们就开始采取步骤调动那股力量对雅典市本身施加压力。这种行动完全没有把斯科比将军对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放在眼里，而这一统率权是由卡塞塔协定合法化了的。另一方面，帕潘德里欧和英国当局则把卡塞塔协定解释为授权斯科比下令解散全国人民解放军，甚至在同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就该军解散问题进行的谈判已告破裂之后仍是如此。
争吵迅速发展成为危机。12月1…2日的晚上，帕潘德里欧内阁中民族解放阵线方面的部长们集体辞职。看来很清楚，解阵领导人所预期的和希望做到的是，搞垮帕潘德里欧政府并代之以一个解阵能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新联合政府。为了保证得到这种结果，解阵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示威按时地在12月3日举行。解阵领导人还宣布将于1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面临着这些事态发展，帕潘德里欧和剩下来的他的那些阁僚们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可供指挥的、堪以同解阵的部队较量的武装力量，他们所代表的政党也不具备那种能够有效地抗衡解阵的组织和士气。只有英国大使和英国军队可以制止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但是在事变发生之前，英国政府是否敢于以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那种规模进行干预，是完全不清楚的。
英国第一次采取行动的时机并没有拖延很久。12月4日，帕潘德里欧决定辞职，让位于年迈的自由党领袖塞米斯托克莱斯·索富利斯。可是，在索富利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应付民族解放阵线在新内阁中该占有多少席位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之前，来自伦敦的两份电报改变了形势。12月5日凌晨，丘吉尔发电报给斯科比将军，告诉他对采取行动不要犹豫，应象他是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中对付一场当地人的叛乱那样，接着又补充说，雅典必须守住并牢牢予以控制——如有必要不惜流血。同一天，他还指示利珀，要他反对希腊首相人选的任何变动，利珀的权力再没有比这一次显示得更突出的了。12月5日，当他把丘吉尔的意见告诉了帕潘德里欧时，这位几乎已经辞职的帕潘德里欧很快就重新视事。同时，英国人已出来公开地、有力地支持希腊政府。12月4日，斯科比命令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2月6…7日半夜前撤离雅典附近的一个地区；他威胁说，不遵守这个命令的任何部队都将作为敌军对待。
英国人的这些行动使民族解放阵线面临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他们在精神上或军事上都没有准备同英国部队公开作战。经过热烈的争辩，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说服了较为稳健的解阵领导人，使他们也相信，坚决违抗斯科比的命令是唯一的出路。决定是在12月4…5日晚上作出的，前一天解阵示威的不幸遭遇对这一决定的作出有着很大的影响。12月3日，当示威者到达雅典中心，冲过警察的警戒线走向该市的中央广场时，守卫着警察总部大楼的少数警察从近距离向他们开了一排枪。有若干人被打死，另外有许多人受伤。警察竟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开了枪，并且是在英美新闻记者面前开枪的，这批记者从大不列颠饭店的阳台上真就象坐在最前排看戏那样地目睹了这场屠杀。目击这种疯狂的暴行，震动是极大的，这一感受使在场的大多数记者一下子成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者，如果说他们原来还不是的话。这一事件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激进政策提供了很好的道义根据，并通过那些深受震动的英美记者们自由发送回国的新闻报道，使他们肯定能获得英美国内舆情的支持和同情。
全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企图在12月5…6日晚上实行政变，办法是夺取雅典中心区的一些政府大厦，从而剥夺掉帕潘德里欧政府还剩下的那一点点权力。他们的计划大概是想在斯科比12月4日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就给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几幢主要的政府大厦前有一些英国兵站岗，作为对希腊警察的象征性补充。全国人民解放军显然仍奉有不打英国兵的指示，因此仅仅几个英国哨兵的在场就足以挫败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计划。
第二天，12月6日，英国人采取了攻势。全国人民解放军已拒不理睬斯科比要他们撤离雅典的命令，因此虽然最后通牒要到午夜才到期，斯科比就下令对雅典公园区的一些全国人民解放军据点进行空袭。原来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军事力量，借以威吓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使他们的态度更和解些。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一些偏离了目标地区的火箭毁坏了几栋民房，这一攻击的消息使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般人员加强了抵抗到底的决心。抵抗运动的稳健分子无法制止强硬派，后者的论调是，根据12月6日后新的形势发展，毕竟还是有必要同英国人打仗。
然而决定是迟迟才作出的，并且始终是勉勉强强的。12月6日之后有一个多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把他们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比较小规模的骚扰上，等待“政治”解决。他们所指望的是，英美国内舆论的压力再加上替他们说话的俄国的外交干预，将能迫使丘吉尔退出他那由于希腊危机而陷入的突出阵地。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番估计，是在不知道丘吉尔同斯大林之间有协议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个协议早就把希腊划入了英国的“行动范围”，而只要斯大林信守协议，单靠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迫使丘吉尔退却的，虽然这种舆论力量肯定使他踌躇了一下。
事实上，英军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位都不适合于真正作战，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力量远在北方，根本没有调来参加雅典之战。英军则以小分队的形式散驻在雅典和外地各处。如果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就已在精神上和军事上有了攻打英国人的准备，看来很有可能他们会赢得完全的或近乎完全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在12月1日到15日这段时期内，他们心理上的犹豫不决和行动上的半心半意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把分散的部队撤入萨洛尼卡、佩特雷和雅典…比雷埃夫斯等地比较安全的防线。即使在这一调动完成之后，英国人最初还是只能进行防御战。12月11日之后才下令从意大利调英国战斗部队去希腊增援斯科比指挥的军队，到了12月17日，英军才有力量在比雷埃夫斯地区发动认真的进攻。
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大约直到这个月的月中，双方都在观望，指望另一方让步，使某种政治妥协得以实现；而到了12月15…16日晚上，当全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孤注一掷时，为时已经过晚，不再能赢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了。然而，甚至在来自意大利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英国人还是不大愿意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全部火力；在月底之前，他们只采取小规模的、有限度的行动，目的只在于保持英军早先撤入的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三个地区之间重要交通线的畅通。
当军事主动权随着全国人民解放军12月15…16日攻势的失败而转入英国人手中时，丘吉尔首先采取的途径是进行谈判。圣诞节那天，他和艾登从伦敦飞到了雅典。在同利珀和斯科比商量并同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会见之后，丘吉尔召开了一个希腊政界领袖会议，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些领袖，会议由大主教主持。这次从12月26日到27日举行的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谈成任何可以结束雅典战事的妥协办法；可是，虽然会议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丘吉尔的希腊之行并非毫无收获。会议一致建议委托丘吉尔要求希腊国王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授权他组织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的）新政府，并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之前，代行国王的权力。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丘吉尔在亲自接触之下，很赏识这位大主教，深信这次任命是明智而审慎的。
因此，丘吉尔从雅典回去后，接见了希腊国王，并以必要时将撇开他采取行动相威胁，说服他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大主教于1945年1月1日就任新职；他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接受帕潘德里欧及其政府的辞职。两天后，1月3日，以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新内阁就职。
希腊政局的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摄政制的建立清楚地表明，国王终究不会在英国刺刀保护下回来了；至于惩处“通敌分子”的事，普拉斯蒂拉斯作出保证：“我的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是一个很可以迎合解阵一般人员中那些共和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愿望的人物。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困难局面中出了名的，当时他所领导的政府曾迫使乔治国王第一次流亡国外。这样，普拉斯蒂拉斯出任首相，似乎就是对解阵宣传中的一个主要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然而，他可不是共产党的朋友；1944年12月16日，当他刚刚重新踏上希腊国土时，他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为首先必须用军事手段使共产党人就范，才能在希腊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
政治上的这些变动，是有军事方面的迅速变化与之配合的。1944年12月27日，英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攻势，很快就把全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城市的南半部。在暂时停留进行整顿之后，英国人继续推进，到了1945年1月4…5日晚上，全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断定有必要撤退。解放军表明了它能够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指挥一次迅速而熟练的撤退行动，把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丢给了英国人。
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斯科比同民族解放阵线、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间的非正式谈判不时在举行，当军事形势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时，认真的停战谈判就开始了。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从1月14…15日的午夜起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