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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时，认真的停战谈判就开始了。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从1月14…15日的午夜起生效。根据停战条件，全国人民解放军要撤出希腊中部的一大片地方、萨洛尼卡周围的一个地区和某些外围岛屿。此外，双方还同意交换战俘，全国人民解放军保证交回所有英国籍和希腊籍的战俘以交换同等数目的解放军战俘。
公开宣布的停战目的是要使民族解放阵线与全国人民解放军同希腊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得以进行。因此，安排了一次和谈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瓦尔基扎协定，这是在1945年2月12日签署的。总的来说，这个协定是政府以及大力支持政府的英国人的胜利。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缴械解散，而那些在中东地区组成的希腊陆军部队，当初在11月间的谈判中曾由解阵与解放军方面要求予以解散，现在却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新的国家军队的骨干。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方面同意保证民权，取消戒严，对12月3日以后所犯的“政治”罪实行大赦，清洗文职公务人员和警察部队中的“通敌分子”。最后一条是关于选举问题的：
应在尽可能早的日期。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度内，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并要尽一切努力做到名副其实的自由），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最后决定宪法政体问题（即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一切均须交由人民决定。在那之后，应尽快地继之以选举，选出制宪会议以起草国家新宪法。双方代表同意，应要求各大盟国派遣观察员以核实民意的真正表达。
全国人民解放军和英国人之间的雅典之战对希腊具有深远的意义。举一点来说：占领时期出现的那样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垮掉了。由于该阵线中共产党一方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一般地说，使温和派和好心的人都与之疏远了。引起除极端分子以外所有人反感的，与其说是同英国人打仗的这一决定——虽然这一决定疏远了一些人——倒不如说是全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各地的所作所为。全国人民解放军处决了几百个被认为是“通敌分子”的人——他们中许多是地位低下的，显然都是些无害的人；而且在处决之前只经过最草率的审讯，有时候还伴之以毒刑和各种残酷的暴行，使战后看到掘出的尸体的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下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不是自由的统治，而是某种类似革命的恐怖的东西。在各省中也发生类似的暴力和压迫，虽然没有那么普遍；因此，各地居民一摆脱全国人民解放军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表现出反感。
结果是，当全国人民解放军按照瓦尔基扎协定如期交出了大部分武器并解散之后，一个反革命浪潮就席卷整个希腊。自封的“民族主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它们的许多追随者争相仿效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向以前压迫他们的人报仇。希腊政府指挥下的军事部队的性质更加剧了这一反动浪潮。在雅典战斗中，国民近卫军是从英军防区内的居民中招募来的；随着英国部队取得对城市其他地区的控制，就一个区一个区地续募新兵。虽然法律有关于征兵制的规定，事实上国民近卫军大多是志愿军；激励着他们的是一股激烈的反共精神。当雅典的这些近卫军开进各省，从全国人民解放军手里把控制权接管过来时，他们对瓦尔基扎协定里所写明的公民自由和大赦诺言等那一套根本不予尊重。结果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右派”恐怖代替了以前的“左派”恐怖。
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英国人和希腊首相普拉斯蒂拉斯都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都不过是对暴力报复精神的某些非常激烈的表现稍加限制而已，当时仅有的几个有组织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团体就是在这种暴力报复精神的激励下活动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在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反共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建立温和政府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都不具备。虽然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央政府在建立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它的权威的过程中得到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大力帮助。这个代表团既负责训练，又提供物资装备，在紧接着的六个月内，成功地用一支纪律较为严明、较能遵守法律的新希腊陆军部队来代替那些雅典的国民近卫军。另一个几乎是同样困难的任务是为各省物色民政官吏，而在这方面希腊政府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了。纸张和铅笔这样的必需品都缺乏，使工作大受影响，只是过了一个时候才慢慢地得到改善；到1946年，正规的行政管理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初具规模。
同时，在雅典产生了新的困难。在任命军官的问题上，普拉斯蒂拉斯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发生了争吵。英国人主张按专业资格来任命，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上对保皇派军官有利，因为共和派分子在1933年和1935年以后几乎已全部被清除出希腊军队。普拉斯蒂拉斯的主张则相反，他要委派他个人的朋友和政治同情者，这种政策是英国军事代表团能够有效地加以反对的。
普拉斯蒂拉斯遇到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政府缺乏任何有组织的群众支持。中间道路的各党都是软弱的，而普拉斯蒂拉斯个人主张的共和主义在广大居民中很难取得什么进展。它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民族解放阵线攻击它出卖真正的人民事业，保皇派则攻击它为第二次共产党政变开辟道路。
由于他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同希腊政界右派人物相处都有困难，普拉斯蒂拉斯决定于1945年4月7日辞职。继而执政的是以佩特罗斯·沃尔加里斯海军上将为首的“业务”政府。在理论上说，新政府是无党派的，的确它的各部部长都是同政治组织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沃尔加里斯同普拉斯蒂拉斯一样没有能力阻止局势向右倾。有两个主要的宣传题目支持着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提出野心勃勃的领土要求，用大量恶毒的宣传指责保加利亚人，特别是责骂他们在战时一度被保加利亚兼并的希腊北部那部分地区中的所作所为。“大希腊”的这一理想在许多希腊人心中激起强有力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如此强有力，以致民族解放阵线也不能不提出一些领土要求来同右派提出的要求相匹敌——虽然民族解放阵线所瞩目的是塞浦路斯和土属色雷斯，而不是巴尔干北部那些新“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土。
右派还强调需要有一个国王来制止共产主义。他们把国王和共产主义作为非此即彼的两种前途提出来请希腊人民选择，并极力把国王乔治二世的回来说成是美好的旧时代的回来，旧时代虽然有困难，但肯定没有象国家在战时和战后所遭遇的境况那样坏。
在1946年5月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共产党处于守势，甚至在追捕一队不肯按瓦尔基扎协定交出武器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顽固分子方面可能还曾同政府合作过。很可能，解阵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起初想靠早日举行选举来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至少能恢复一部分。沃尔加里斯担任首相之后，他们才得出结论，认为选举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失败，如果是在那股反动势头过去之前举行的话。因此，1945年4月之后，左派不再催促遵照瓦尔基扎协定举行选举了，相反地他们提出各种反对意见，试图推迟选举。1945年5月希腊共产党领导改组之后，在奉行这一合法斗争的政策之外，还有限度地辅之以一些“自卫”措施，也就是说，以战时全国人民解放军为样板，再一次组织武装队伍。
沃尔加里斯政府有两项主要任务：准备选举和稳定经济。1945年4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军事联络组那里接过了对希腊供应救济品的责任，同时交货的规模有所扩大，因为在刚解放的最初六个月中曾经使卸货和分配工作那样难以进行的某些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现已克服。但通货膨胀象脱缰之马，政府无法做到收支平衡。1945年4月，沃尔加里斯政府试图应付财政问题。它以法令公布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内容是限价、配给和某种虽然粗糙但尚起作用的直接税制，可是为实行这种管制所需的行政机构一时无法凑成。来自右翼方面商人和资本家的不断抵制，以及来自左翼方面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人的反对，使这种努力到6月间就宣告失败。
这次失败为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打开了大门，使沃尔加里斯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失。7月间当英国选举结果工党获得多数而重行执政时，沃尔加里斯政府又受到了一个打击。希腊人普遍认为英国新政府将急剧改变对希腊的政策；预计到英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再加上没有能解决的经济困难，促使沃尔加里斯于1945年8月初提出辞职。接着作出了一番努力，想由（共和主义者的）自由党和（君主主义者的）人民党这两个主要的“传统”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毫无结果；但是经过一个星期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沃尔加里斯接受劝说，稍稍改组了一下内阁，重新执政。
这位海军上将领导“业务”内阁重新执政的目的是要准备选举。根据瓦尔基扎协定，他向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观察员出席即将举行的选举，看看选举进行得是否公平。苏联拒绝派人出席，可能是怕给东欧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对选举进行监督的先例，其他三个国家接受了邀请。下一个问题是举行选举的日期。沃尔加里斯发现自己处于两种相反的强大压力之下。保皇派要求早日举行选举，认为早日选举可使他们获胜；共产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则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争辩说，只有在全国恢复了和平和安静之后才能举行公正的选举。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所提的意见（这一次得到美国的支持）起了决定的作用。英国人经过1944年12月的事件之后，在希腊采取了一种只要局势许可尽可能不加干涉的政策。在这个时候，利珀不肯再象从前给帕潘德里欧出主意那样提供意见了，而是或多或少消极地观望普拉斯蒂拉斯政府和沃尔加里斯政府自己去对付面临的问题。但是，在选举的问题上，英国人却有明确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一个坚强的民选政府上台执政之前，治安情况不大可能有显著的改进；而且只要希腊的政府不是由人民授权而当政，英国由于12月事件所处的地位——即在全世界多数人心目中，英国对希腊政府的一举一动负有某种道义责任——将始终是不舒适的。因此，当人们向英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建议早日举行选举，同时提出劝告，希望推迟关于君主政体问题的公民投票，等到人们的情绪平静之后再举行。
沃尔加里斯遵从各大国的意见，于10月初宣布选举将于1946年1月20日举行。这促成了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民族解放阵线和自由党都宣布他们将抵制这样的选举。当事情变得很清楚，只有保皇派将参加投票时，沃尔加里斯承认无能为力而辞职了。接着发生了一个月的政治危机，英国政府尽管不太愿意，还是认为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于11月13日到达雅典，经过了一些激烈的、戏剧性的场面之后，把自由党领袖索富利斯扶上台当首相，领导一个几乎清一色地由自由党人组成的内阁。
当索富利斯于11月就职时，全国的财政情况正愈来愈坏；但是他被扶上台，主要并不是为了对付这一问题。索富利斯发现自己处于根本违反自己本意的地位。他明知他的党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极少，因而力图用各种办法尽可能地把选举推迟。但是英美的压力很大，他不得不同意于1946年3月31日举行选举，虽然他提出异议，认为治安情况还不足以保证选举获得公平的结果。对事态发展的这一新形势，民族解放阵线的反应是宣布一切好样的民主主义者都将拒不投票；另一方面，保皇派劲头十足地、热烈地投入竞选运动，索富利斯的党则尽其全力同他们竞争。
选举在一千多人的盟国代表团的注视下于1946年3月31日按时举行。代表团后来证实，选举的进程是“有秩序的，令人满意的”，虽然在投票名单上有一些弊端，左派和右派两方面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威吓投票者的做法。选举的结果是希腊各派政界人物早就一致料到的。保皇派获得全胜，在议会的三百五十四个席位中得了二百三十一席；彻底共和派只取得五十一席；在君主制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的党派取得了剩下的席位。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实际投票人数只占选民名单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九这一事实，宣称整个选举是一个骗局，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