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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后，保皇派主要政党的领袖康斯坦丁·察尔扎里斯担任了首相。新政府第一件关心的事是加速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公民投票于1946年9月1日举行，结果赞成国王回来的占百分之六十九，反对的百分之三十一。国王乔治乃于1946年9月27日到达雅典，及时地恢复了王位。
千真万确，从1944年到1946年间左右着希腊政治的那场关于希腊君主制前途的漫长而激烈的辩论，是一件分散人们注意力、荒谬透顶的事。国王个人和国王的权力，都不足以对政府处理国家问题的成败起到任何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个争端却掩盖了一切需要作出决定的更重大、更紧迫的政策问题达两年之久。
这在1946年3月选举之后变得特别明显；因为，察尔扎里斯政府上台不久，下面这个事实就很清楚，即那些保皇的党派甚至连试图解决国家当前问题的计划都没有。他们鼓吹拥护国王，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王的回来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任何事情。一般说来，保皇派的那些政客们并不熟悉经济问题。他们的唯一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拥有政治权力只是意味着给他们的亲友和政治拥护者以官方特权和外快的机会。结果是经济上继续放任自流，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在希腊政府看来，向英美借款似乎是逃出恶性循环的唯一希望；但是英美两国政府都不愿给予贷款，除非能对贷款应如何使用附有严格条件。结果，谈判进展缓慢，1946年内只借给了希腊一些小额的应急性贷款。
部分地由于政府的政策（或政府的缺乏政策），部分地由于希腊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巨大困难，1946年底国民经济又处于岌岌可危的局面，同刚解放时完全一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事联络组、私人救济机构等所提供的巨额救济和重建物资以及英美提供的政府贷款，至多只能解救燃眉之急和推迟经济灾难的到来。希腊政府缺乏一项认真的经济政策，同时却起劲地奉行一种极为愚蠢的外交政策。察尔扎里斯及其追随者大肆宣扬希腊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宣扬得那么厉害，以致人们很容易怀疑他们有意无意地企图转移人们的不满并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察尔扎里斯亲自出席了巴黎和会（1946年7…10月），满怀希望地想模仿他那杰出的前辈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在外交上的成就，为希腊赢得北方的新土地。但是各大国对希腊所提的领土要求意见有分歧，察尔扎里斯不得不在挫败中后退，只争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向意大利及保加利亚所提赔款要求的一小部分。
从1944年12月起，希腊国内的事态演变使希腊处于同北方三个“人民民主”国家对峙的危险地位。小的边境冲突时有发生，希腊北部边界上一切正常交通都被封锁。这种形势于1946年8月间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对希腊提出控告，说希腊边防人员的行动反映着希腊政府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经过从1946年8月28日起到9月20日止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乌克兰所提的这一控告被撤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乌克兰的控告以及安全理事会对此事的处理，事实上都是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所爆发的宣传战中的一些插曲；提出控告的时间可能也是有意选择的，着眼于正好在那个时候把希腊政府搞臭，那时，希腊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在希腊的重新活动，刚刚开始显示出新的关键性的重要意义。1946年5月新的共产党队伍在希腊北部出现，起初是小规模的；但到了夏末，游击运动的力量大增，很快地发展成为希腊政府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1946年游击战在希腊重新爆发的原因，在本书写作时仍只能加以推测。希腊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大大有助于游击队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希腊政府派出的官员采取高压手段，任何人只要被发现曾经积极参与民族解放阵线或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活动，就必定会受到政府的歧视，并且随时有遭到各种非正规的“民族主义”队伍暴力袭击的危险。这无疑有利于游击队招募新兵，要是人们处于比较愉快的环境，那么招募工作就不会这样容易。此外，成千上万希腊家庭在经济上濒于绝境，也促使年轻人乐于手拿着枪到山里去寻找出路。但是可以很有理由地假定，触发这些不满情绪的决定性因素是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意作出的一项决定。1945年，当希腊共产党报纸谈到有积极“自卫”的需要时，曾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队伍，可是到秋季又消失了。但在1946年，情况却截然不同，5月间组成了游击队，而且力量愈来愈壮大；同时在很多情况下，构成这些队伍核心的是从南斯拉夫或其他地方回来的人——也就是1945年春天全国人民解放军解散时撤过边境去的那些人。在武器弹药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援助来自希腊北部边界以外；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边防人员则经常给这些新的共产党队伍提供庇护所。从这些事实看来，几乎可以肯定，1946年夏季游击队恢复活动是很高级的共产党作出的一项决定的结果，这一决定是能够支配希腊所有这三个邻国的行动的。
随着新爆发的这场游击战的规模之大和组织效能之高日益明显，这个新问题很快就掩盖了希腊政府所面临的一切其他问题。战争加重了经济困难，反过来这又使游击战的火焰烧得更旺。军事上的反措施并不十分成功。希腊军队的士气不适合于打内战，许多老百姓和好些士兵决定不冒风险，在争夺希腊控制权的这场新搏斗的结局未明朗化以前采取消极态度。
这就是1946年12月3日希腊政府在联合国提出控诉时的国内形势，控诉所依据的理由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对希腊游击队的支持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12月10日，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开始辩论， 12月19日，安理会决议派一个代表团去现场，对希腊的控诉和希腊北方各邻国所提的反控诉进行调查。
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决议，保证了希腊内部安全方面的危急状态将留在国际公共事务的议事日程上；可是，它并不有助于解决希腊问题本身。希腊政府方面的士气本已严重下降，更由于英国不能给希腊以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愈益恶化。直到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决定对正在同游击队进行搏斗的希腊政府给予援助之后，战后希腊动乱的历史才又揭开了新的一章。
第四编 意大利
第一章 解放了的意大利 1943年9月至1947年2月
第一节 引言
1943年9月3日的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意大利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一个战败的侵略国，各盟国凭着征服的权利对它实施管制，它的一些受害国指望在缔结和约时从它索取适当的赔偿；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正处于被解放过程之中，是暴政和侵略的受害者。各盟国让意大利有机会作为一个共同对德的“参战友国”来“将功补过”——事实上盟国方面是坚持要它这样干的。许多意大利人是衷心同情于盟国事业的，而另外还有许多人，虽对盟国没有什么好感或怀有敌对情绪，却因出于爱国之心，或者出于共产主义的动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自己就很想同德国人和法西斯党徒作战。然而，对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人民来说，成为参战友国，只是意味着在二十多个种族和民族组成的英美军队正在作战的战场上怎样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性命，而在意大利北部，则月复一月地等不到武器和解放的来临，使许多抵抗运动战士愈来愈觉得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出于政治原因故意把他们抛在一边。
事实真相是，从英美的观点看来，意大利战役的直接目的，不在于尽快地解放全半岛，而是在于取得一些空袭德国的轰炸机基地，攻占罗马以振军威，使德军疲于奔命并使其调离法国；而就英国人来说，目的在于利用南部意大利作为进攻巴尔干的跳板。这个战役原就是作为全球范围内对德对日作战的一个辅助部分来计划的，因此常常因为人员和装备被输往别的战线而推迟，特别在美国说服别国同意了它那集中全力进军西欧而置巴尔干于不顾的观点以后更是如此。
意大利人在漫长而痛苦的解放过程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之后，又面临着特别艰巨的重建工作，因为，意大利是西欧最贫困、人口过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经过了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它的政治制度非得从根本上彻底重建不可。这就无怪乎意大利在战后会有怨恨和幻灭的情绪，无怪乎意大利人要责怪英国人和美国人用和平和繁荣的虚假的诺言骗他们投降了。
第二节 英美的政策和停战前的保证
毫无疑问，对意大利人是作出过一些诺言的，而有些诺言从当时情况看来显然是轻率的。英国和美国在对意政策上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容易完全协调起来，这也就不利于改善意大利和盟国之间的关系。据报道，1943年8月曾在魁北克会议上有过谅解，同意英国人在地中海享有较大比重的控制权——一句没有什么实惠的空言，如果英国人不能得到巴尔干的话——但是在实践中，整个这段时期内盟国的政策始终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以及双方军事和文职顾问的不同观点之间某种不稳定的妥协。也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虽然英美两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都担心，一般老百姓可能会反对太便宜地放过了意大利人，那些可以称之为“国际新政派”的英美人士却一直在鼓吹给意大利以更多的粮食和更多的政治自由。也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意大利裔美国人。
停战以前，在英美的宣传和政策声明中，除采用“避开即将降临的严厉惩罚”这一极为有效的论点之外，还加上了一些劝诱之辞，这种劝诱不可避免地促使意大利人抱有这样的希望，以为只要抛弃德国，他们就可免于再参与任何作战，甚至他们的战争罪责也可不予追究。例如，美国政府宣布过，从1942年10月19日起，意侨将不再象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被视为敌人；丘吉尔的一些广播演说则特别挑出墨索里尼，说：“只有一人”应对意大利可耻的、悲惨的参战负责，并且呼吁意大利的“王室、全国人民和军队”“对意大利的存亡和前途稍加关心”；美国和英国的宣传都决心不仅要在意大利人同德国之间，而且也要在意大利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打开一个缺口。同意大利的一些流亡分子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接触。法国沦陷后，英国人曾帮助上述流亡分子中的某些人逃到美国和拉丁美洲去，让他们在那里帮助建立“自由意大利”运动；后来，又帮助一些反法西斯分子横渡大西洋回来，以促进意大利内部的秘密反抗活动。对这些“自由意大利运动分子”并没有给予足以改善意大利战后地位的任何一种承认，可是有过的那种接触无疑有助于提高反法西斯分子的希望。
英美政府的对意政策，除受当前战争需要的影响外，也还受到两国政府对战后和平方案总的想法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意大利人也觉得他们有理由可以找一些希望。不错，这些缔结和约的目标是有它们较为严峻的一面的。盟国明白宣布他们要根除法西斯主义和惩办战犯。罗斯福特别着重要惩办“首恶分子”及其死党，丘吉尔也不反对迫使意大利人交出法西斯头子，只要不因此而牺牲军事上利益。而且意大利也不能指望保有其在法西斯政权下征服的土地。到1943年时，埃塞俄比亚早已失掉了，而英美两国都已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独立的权利。然而，关于法西斯掌权以前意大利本来就有的那些殖民地，关于南蒂罗尔，关于的里雅斯特，则除艾登于1942年1月8日在下院发表过决不能再容许意大利统治昔兰尼加的塞努西的那句话以外，英美没有宣布过任何定论，而许多意大利人则希望（不管怎样不合理）能获得比最后强加给他们的较为有利的条件。
有关意大利国家前途的两个主要诺言是：第一，在意大利人抛弃了纳粹德国和本国的法西斯领导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