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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28…29日，六个政党在巴里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要求国王立即退位，要求组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政府，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召开制宪会议。当他们要求盟国支持这一政策时，不仅新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英国将军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赞成给予支持，美国政府也表示赞成。而且，2月20日国王同意了一项新建议，即国王不退位，而是把权力授予他的儿子作为副摄政；这项决定立即通知了英美政府，虽然在意大利国内还是严格保密的，这显然是因为国王仍然坚持在他未回罗马以前不退位。
2月22日，丘吉尔又一次在下院声明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从而使六党抱有的希望化为泡影，对此，意大利的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那不勒斯安排了几次抗议示威。然而，美国政府却对美国驻意大利的代表们说，不必把丘吉尔的演说看作是对六党要求的最后回绝，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盟国答复还有待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来发表。罗斯福同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又争论了一个月，仍未能达成协议；3月24日，赫尔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谘询委员会。
谘询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最后同意，应告知国王现在已是他引退的时候了。然而，直到苏联政府插手干预之后，这一僵局才告结束。3月3日，罗斯福透露了苏方要求把一些意大利军舰交由苏联处置的建议，使人们整整惊讶了几天；继此之后，苏联政府于14日宣布已同意与意大利重建外交关系。苏意两国政府都没有在这次宣布之前通知盟国管制委员会或谘询委员会，因此，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解释说，关于对意大利的处置，一直没有人同苏联进行过充分磋商。英国和美国并不立即同意大利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但它们在这方面确是跨进了一大步，分别委派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亚历山大·柯克先生为各该国的高级专员兼派驻谘询委员会（现已由阿尔及尔迁到意大利）的特别代表。柯克本人还带着大使衔。3月28日，发生了一件甚至引起更大轰动的政治事件：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莫斯科寄居多年之后回到了意大利。4月1日，共产党建议，不论国王退位与否，六党应当立即参加政府。其他政党除同意外别无选择，因而于6日向公众披露了设置副摄政的计划，12日正式宣告成立副摄政制，从罗马解放之日起生效。六党联合政府于4月24日就职，巴多利奥留任首相兼外交部长。
（二）“六党执政” 1944…1946年
6月4日的罗马解放，除了导致6月5日国王移交权力给王储外，还带来了一次政府改组。罗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拒绝在巴多利奥领导下工作，于是仍由原来这六个党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而罗马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劳工民主党人伊凡诺耶·博诺米则成了新政府的首脑。好不容易说服丘吉尔同意这个改变，却又在拟议任命斯福扎为外交部长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局面，因为梅森·麦克法兰对这项任命的否决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后斯福扎就任了不管部部长。新任各部长都必须保证遵守当时尚未透露的停战条款。
从1944年6月起至1946年6月选举时止，共有四届政府先后当政。1944年12月组成的博诺米第二届内阁内有共产党人，但不包括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组阁时斯福扎的任命又一次遭到英国人的否决，这次否决适值希腊和比利时也都在发生政治纠纷，加在一起促成了整个这次战争中英美之间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之一。北方解放后，行动党人费鲁乔·帕里组成了一个远较博诺米政府为左的六党内阁，帕里是抵抗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的背后有意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强大的（虽然是短命的）权力机关的支持；但是，由于自由党人转而反对他，也由于他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缺乏经验，终于在11月24日被迫辞职；12月10日，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沿着比较保守的方向改组了“六党执政”政府，特别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
“六党执政”有着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各党不管其实力大小，在内阁里都占有同等地位，而且各党间平衡得非常均匀，甚至有一个时候一位正统派的经济学家在国库部负责总的经济政策，而一位共产党人则在财政部主管税收。而且“六党执政”的时候，正是日子很不好过的战争最后一年和继此之后的那段几乎可以说更使人痛苦失望的时期，那时重建工作刚在困难重重中开始，而旧时代的种种腐恶已在悄悄地死灰复燃，来嘲弄抵抗运动所抱有的很高期望。这个时候最危险的特征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共产党的鼓动，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这样一些无可回避的事实。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游击队员的复员。游击队员中有很多人，也许多达五十万人，只是偶尔帮助过一下抵抗运动，或者参加得很迟，只来得及赶上最后总起义，或者甚至更迟；但是也有二十万左右男女队员，服务于抵抗运动的时间相当长，相当负责，足以称得上“战斗的游击队员”。政府对待他们并不是很慷慨的，也没有能及时地关心解决他们的疾苦。左派坚持要把大量这样的游击队员吸收到辅助警察部队或陆军中去（虽然军事当局怕共产党渗入，极不愿意吸收他们）。许多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是乐于重返平民生活的，但是抵抗运动里当然也有恐怖分子和带枪的好斗分子。而且，游击队员的装备有许多始终没有上交给盟国或意大利当局，据信这些装备被那些遍布于意大利北方的共产党人和右派游击队藏匿起来了。
在可能举行地方选举以前，市长和市政委员会是由各省省长征得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后从六党党员中选拔委任的。然而，省长们自己是由盟国军政府或意大利政府任命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职业文官，同当地的抵抗运动毫无关系。盟国军政府据说甚至任命过这种人去接替代行省长职权的抵抗运动领袖，或比这更糟，还任命过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为重建正常的议会制政府和准备选举的第一步，政府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45年9月25日在罗马举行。协商会议的成员是由所有各个党（不限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那几个党）、各个工会、各个专业人员协会以及退伍军人组织等提名的；某些反对法西斯的前议员也被邀参加协商会议。可是，在协商会议和市政委员会之外，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各省市中的组织系统网实际上形成了另一个临时行政机构，对国王和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的确，根据与盟军达成的协议，北部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国军政府接管时为止，曾经统治过伦巴第。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各党——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原希望在未举行大选以前让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甚至司法权；但是，为减轻右派的顾虑起见，于1945年6月间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商定即使在选举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只应有谘询的权力，而在选举之后就只能保留这些委员会作为党派间的一种联络机构。1946年7月经作出决定，索性把它们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离主义也是一个不能不估计在内的问题。在西西里，以安德里亚·菲诺基阿罗…阿普里尔为首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某几个负责民政事务的西西里裔美籍军官的赞助怂恿下，显然一直在向两个占领国当局接近，表示友好。意大利当局最后取缔了这个运动，并不得不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间派兵去对付分离主义者的队伍。在瓦莱达奥斯塔也有类似的运动。总的说来，许多意大利人也都感到现在是改变一下那种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这一中央集权的制度还是在十九世纪中，当意大利的许多情况各异的地区被统一起来时由皮埃蒙特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后来中央集权方便了法西斯统治，而法西斯党人又大大地扩展了中央集权。到1946年底，西西里、撒丁和瓦莱达奥斯塔都已获准采用了特殊的地方自治制度。至于南蒂罗尔，除了国际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地方自治方面的问题，以及威尼斯…朱利亚的情况，都将在下文说明。
最近，1948年的意大利宪法把全国划分为十九个大区，除行政权外还各赋予立法权。天主教民主党以前虽曾是地方分权原则的有力支持者，但并不急于要冒在国内建立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风险。实际建立地区自治制度的立法被长期拖延着，到本书执笔时，除西西里、撒丁、瓦莱达奥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罗尔（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提诺的一个大区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实行地区自治。
（三）1946年的选举和共和国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并就君主政体问题举行了公民投票。制宪会议的五百五十二个席位中，天主教民主党得二百零七席（八百零八万三千二百零八票）；社会党得一百十五席（四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票）；共产党得一百零四席（四百三十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二票）。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族民主集团得四十一席；行动党（已开始分裂，最后于1947年12月解散）只得七席；而古格利埃尔莫·齐安尼尼的那个新冒出来的平民党却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九千九百十八张选票和三十个议席（该党致力争取的对象大体上也就是1919…1922年间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分子）。市政选举在1946年3…4月间举行，但米兰以外的其他各个大城市不在此列（它们到10…11月间才举行市政选举），南蒂罗尔和威尼斯…朱利亚也不在内。在这些选举中占优势的仍然是6月大选中领先的那三个党，在许多地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结成联盟参加竞选的，他们赢得了多数大城市。平民党在罗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选举中表现得不错，但此后就湮没无闻了。
公民投票结果，赞成共和政体的占一千二百七十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票，赞成君主政体的为一千零七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四票。少数票为数也不小，这也许是同5月9日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让位给他儿子的这一行动有点关系的。北方倾向于投共和政体的票，南方则倾向于赞成君主政体，但各个区的详细投票数字表明，南方投票赞成共和政体的远较预期的为多。公民投票结果初步公布后，乌姆贝托国王不愿立即同意宣告成立共和国，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直到他在政府的压力下终于在6月13日离国后，气氛才缓和下来。政权的改变是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8日，制宪会议选举那不勒斯的一位律师、无党派人士恩里科·德·尼古拉为临时国家元首。
（四）共产主义的挑战 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贝利重新执政，其内阁不仅包括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其他两三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留在内阁里近一年之久。然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都已在摆开阵势准备“冷战”了。天主教民主党在各大党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选民有许多是想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也有许多是那些认为危险主要来自左派的人。反共成了把该党内部两个极端——大小雇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为一端，主张改革者和较穷苦的人为另一端——连系起来的一条最坚固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纽带。不久就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改革这一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上）暴露出意见纷歧。在意大利，倾向于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天主教徒不象在法国那样有力量（加斯贝利本人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许多属于温和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觉得接受不了一个天主教的党，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挤压在黑色和红色两大磨石之间。那些较下层的、较少关心政治的选民，特别是乡村中的选民，在作出政治取舍方面，反应就远没有那么迅敏：要是选举日适逢星期天，在去做弥撒的同时顺路投共产党的票，他们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错或甚至有什么奇怪的。1946年选举时教会曾插手反对共产党，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后的各次选举中，教会卷入党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会宣布共产党人很可能被开除教籍。虽然天主教民主党仍然否认它是教会人士的党，但在1948年以后，该党的选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动会——一个听命于教会的非神职人员的组织——进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靠它党员中的富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