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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大帝经过俾斯麦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间的这片领土不仅在政治地图上是属于普鲁士的，而且在人口方面也是德意志的，不是波兰的。换句话说，德国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心愿，不设法兼并波兰的一半心脏地带，以巩固德国民心所在的民族领土。反过来，波兰也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愿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种上使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开，以保证波兰的民族统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
虽然波兰和德国的领土争端陷入了这样一种僵局，波兰和苏联的领土争端却不是生来就难以解决的。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领土的南端和喀尔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领土的东端之间，有可能划定一条较为准确的人种分界线，西面主要是波兰人定居的地区，东面则主要是自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定居的地区。如果波兰和苏联接受这一人种分界线作为它们之间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定和约时期英国政府拟定的所谓寇松线一样——那么双方之间就不会出现难以调和的局面。居住着乌克兰人的一些孤立地区将置于波兰的管辖之下，而一些远隔在外的飞地上的波兰人则将归苏联统治；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一些拥有产业的波兰地主，因为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大批乌克兰农民和白俄罗斯农民。但是双方将要蒙受的损失在规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对任何一方不会是无法容忍的。
这些情况清晰地说明了复兴的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一位波兰的俾斯麦（如果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象中是可以成立的话）在1919年到1920年间就会毫不犹豫地从暂时战败的德国索取这样一些领土条款。这也就是当时波兰的现实政治家们事实上在那个有利的时机成功地向德国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为波兰招致了难以平息的德国仇恨。然而他必然会极其谨慎地避免同时招致暂时战败的俄国难以平息的仇恨。所以他不会利用这同一有利时机从俄国攫取那些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定居的领土，波兰可以没有这些土地，而不致对它的民族福利造成严重的损害，可是从俄国方面来说，则不能期望它会永远放弃这些领土。
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这一重大时期中事实上决定波兰命运的、负有历史使命的波兰政治家们，却缺少俾斯麦的两个主要长处：节制和远见。波兰人不顾英国政府的反对和警告（几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当波兰的处境最为不利时，他们曾经打算接受英国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战局的一次突然而来的转机，迫使苏联接受一条波苏边界——这条边界线划在根据人种分界线而制定的寇松线以东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从而使大约四百五十万马克兰人和一百五十万白俄罗斯人属于波兰管辖——因此，只要这条边界线不改变，就决不可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信任和合作。既然苏联和德国的复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波兰将里加界线强加于苏联，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个应时而兴的国家。事实上，它坚持要签署的乃是自己死刑执行令的一份预先缮就的副本。
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疆界，是推动德国和俄国达到第五次瓜分波兰这一共同目标的持续性刺激因素，就象1814…1815年的第四次瓜分波兰曾使普鲁士…德国和俄国为了防止波兰重新出现于政治地图上这一共同利益而彼此维持和平达一百年之久一样。1922年4月16日签署的俄德拉巴洛条约，是一个最早的迹象，表明这两个大国由于在暂时衰落时期领土遭到掠夺而相互产生的同情，可能胜过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相互产生的憎恶。也许，正是由于残存的一点点这种同情心或者是由于这种同情心的恢复——两国都反对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反对扶植波兰的西欧大国——才使1939年8月23…24日俄德公约的签署在心理上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项公约的任何一方都不过是把公约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希特勒同普鲁士…德国以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不一样，其领土野心是远远超出分得一点波兰领土这一有限目标的。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俄国的乌克兰和乌拉尔山一带。以便为德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生存空间。这一点，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里他的同僚是深知的。然而尽管苏联和第三帝国之间存在着这种最终“无法控制的”矛盾，暂时的和解在这时候对双方都是合宜的。也许。它们在重新瓜分波兰方面的共同利益——虽然这和它们在乌克兰向题上潜在的争端的规模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协议——就是导致它们暂时达成这笔交易的部分动机。
如果波兰继续保有两次大战间的疆界是促使俄国在1939年夏季同德国暂时达成协议的动机，那么德国周围一些小国所构成的隔离地区则是妨碍西欧两大国和苏联建立任何有效的反德联盟的巨大障碍，因而也是德国的一宗宝贵的政治资产，因为英法俄联盟是足以引起希特勒严重关切的欧洲大国唯一可行的联合。这对德国的利益是很大的，因为如果西欧大国害怕遭受损失，不敢越过由西格弗里德防线临时加强了的不长的德法共同边界去进攻德国，那么它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位于德国以东的任何国家，除非是通过低地国家向德国发动进攻。反过来，俄国也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任何国家，除非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去进攻德国。这种地缘政治局势就使得西欧大国和苏联之间可能进行的合作，要取决于它们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的态度，也要取决于处在外侧的这三大国对介于其间的小国的态度，倘若这些小国象它们实际表明的那样，并不愿在德国向它们中的任何一国发动进攻之前先同三大国就共同防御德国问题作出安排。
前节所述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得欧洲小国的态度成为政治均势发挥作用中的决定性因素。1939年，处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小国，都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可能遭到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命运。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生存的唯一机会在于抢在德国发动侵略之前同心协力，就共同防御问题同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能够给它们以有效的军事援助的大国作出安排。确切地说，东欧国家要避免德国统治的唯一希望在于同俄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低地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加入英法一方；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唯一希望则在于同这三个大国都缔结类似的同盟。如果在1939年3月15日以后，这些小国，或者甚至仅限于它们中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果断地采取了这个合理的行动，那么建立起一个比德国绝对强大的有效的欧洲反德力量联盟，也许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这一点办成了，那么第三帝国的侵略行为便会被制止住。但是，人性从来不是完全有理性的，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覆灭之后，所有仍然残存的欧洲小国，除土耳其和瑞士以外，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德国造成了方便。
由于这些小国不愿和毗邻的大国合作，也不愿彼此合作，来共同防范德国，这就形成一大障碍——或许是主要的障碍——使得西方大国和苏联不能为共同防御德国侵略的问题彼此进行合作。1939年夏天，西欧大国同苏联谈判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几个原因凑合在一起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能正确地找出一个决定性原因的话，那就是波兰和罗马尼亚拒不同意允许俄国军队开进它们领土这一件事，即使俄军的进入是为了协助这两个国家抵御德国的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于俄国为应付德国而进行的有效军事干预所布下的障碍，使苏联和西欧大国之间产生了怀疑和恶感，因为英国不愿在未得到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来支持俄国军队进入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进入立陶宛、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的领土，而俄国谈判代表则把英国的这一犹豫看作一种证据，表明英国声称希望同苏联就对付德国的威胁建立共同防线这一设想是不诚恳的，无论如何是不十分认真的。苏联政府的这一考虑导致它最后选择了另一政策，即在牺牲波兰的情况下同德国暂时达成和解，而1939年8月23…24日签订的俄德公约使德国肯定将发动战争，因为这一条约使德国确信，至少在当时它下会遭到有力的包围。它知道法国和英国不会通过低地国家来进攻它；它准备把赌注押在一件事上，即英法等国可能不敢正面攻击齐格菲防线；英法等国在德国东侧物色到的盟国仅仅是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这四个东欧小国无论是单独地，或是联合起来（它们仍不愿意联合起来），都不可能抵抗德国。而没有苏联的合作，法国和英国也不能援助波兰，或有效地援助罗马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都已经拒绝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虽然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俄国的援助，它们的命运显然注定得向德国屈服。
由此看来，虽然东欧领土的解决办法是那些击败德国的国家在1919…1921年直接或间接促成的；可是二十年后这项解决办法竟成了希特勒手中的一张王牌。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的时候，成为战败帝国的后继者的那些东欧国家具有远见和自制精神，对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有利局势避免不顾后果地尽情利用，如同丹麦坚定不移地避免利用那样，那么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未必会象实际情况这样，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他的意图。再者，由于德国军事力量和侵略能力的恢复，欧洲所有的小国，包括德国西边和北边的小国在内，几乎都产生了一种同样有利于希特勒意图的心理状态。
在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五年中，德国的侵略威胁笼罩着欧洲。在这种形势下，处在德国肘腋之下的欧洲小国大多数决定，在德国入侵以前不采取任何有效的自卫措施。但是它们也决定，万一遭到进攻就奋起战斗，然而由于它们早先的失策，那种作战情况事前就已经注定它们将被征服，而不会有希望进行有效的抵抗。在那些最终遭到德国攻击的欧洲小国中，波兰、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全都采取了这一自杀的方针。波兰愿意接受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可是英法却无法支援它；苏联能够援助它，可是它又不愿意接受苏联援助。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不愿意接受能够帮助它们的法国和英国的援助，等到愿意接受时，时间已太晚了。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政府采取了合乎逻辑的方针，先是拒绝法国和英国的援助，接着便屈从于德国的要求。然而这时，南斯拉夫的舆论沸腾起来，人民推翻了政府，这一来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国家逃脱不了遭受德国进攻和被征服的命运。只有罗马尼亚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它自始至终一贯胆怯，而希腊的行动则一贯是英勇的。罗马尼亚政府在战战兢兢地接受了英国的一项保证并拒绝考虑接受俄国的援助之后。在德国的指使下又拒绝了英国的保证，向德国的要求屈服，但它并未遭到南斯拉夫保罗亲王的命运。希腊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一样，在接受英国保证方面是小心翼翼的，但是与罗马尼亚不同，它击退了意大利的进攻，并以英国所能提供给它的微薄的援助对德国的进攻进行了抵抗。至于丹麦，它的政策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对付德国方面处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地位，因此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它还没有来得及在投降和抵抗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便已经被占领了。
在这种不合理性的行为盛行的国家中，比利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事表明，一个欧洲小国实无安全可言，无论是所有欧洲大国签署条约，庄严地保证其中立，或是该小国自身拥有微弱得可怜的军备，或是由友好的大国为了保卫它在过晚的时候才来进行军事干预。一个小国能够阻止或击退蓄意入侵者的唯一希望，在于事前同一个或几个在地理位置上能和它会合起来的友好大国，就共同防御问题协商出有效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使比利时人获得了深刻的教训，所以大战结束后，比利时就放弃了中立，并于1920年和法国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它除了规定其他事项之外，还规定：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或出现侵略的威胁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参谋总部应进行磋商。然而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德国侵略的威胁再次出现时，比利时政府在该国舆论的压力下，却坚决主张和法国政府交换照会，说明两国参谋总部保持联系的唯一目的在于使双方贯彻执行洛迦诺公约的莱茵兰条款规定的义务，而不是为了替“任何政治性的承诺”或为了对“有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