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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小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特别是教会人士，他们有大批人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虽然即使在这些人之中，还远不是全部都倒向该联盟的。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些不同类的人的一个共同动机是反对共产主义，对于这一敌人，他们和他们的领袖现在终于可以指名揭发了。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挑战也不慢；他们给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回敬是特地成立一些“戒备委员会”，来同这个联盟的影响和活动作斗争。这个联盟同样地也引起了社会党人的敌意，甚至连人民共和党人也对它没有好感，他们在同共产党人长期携手之后不可能设想同该联盟合并，但也还不敢对自己从前的庇护者决裂到兵刃相见的地步。因此他们禁止自己的党员参加“戒备委员会”。但是，不论是好是坏，也不管人民共和党作出的种种姿态，法兰西人民联盟还是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人民共和党中的右派和中间派分子，至少吃掉了旧激进社会党的三分之二，并把三个极右派政党完全吞没，使其不再成为独立的组织。这样，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成了右翼方面主要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大党；这也就为法国政界最终发展成为三大势力——共产党、戴高乐派和所谓的“第三种势力”——鼎立的局面扫清了道路。
原来的中间派政党，对于自己被那些“巨石”挤出政治舞台，并不完全甘心。它们中间仍然有一部分人无法在极左或极右的政党中找到精神上的归宿；甚至在人民共和党中也无法找到这种归宿，因为，人民共和党一面标榜天主教教会主义，一面又标榜社会主义，在信奉反教会的个人主义的那些老派激进分子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是令人厌恶的。因此，在1946年4月间，以原来的激进社会党为核心，连同独立激进党、“共和青年”以及右翼组织“民主同盟”中较温和的一部份人，联合组成了一个叫做“共和左翼联盟”的中间派集团。为使这个混合体带上一些必不可少的时髦的抵抗运动色彩，还把头号抵抗运动政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成员也拉了一些进去。但是它仍然有着原来那些老政党（如激进社会党）各自本来就有的弱点——就是说，它只是一些党派为了便于搞竞选而拼凑起来的松散联合，绝不是当时那几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的真正对手。直到后来，只有当那几个政党中的两个——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发现它们自己也同样地处在两大极端派巨人之间的无人地带时，一个多少能起点作用的、更称得上“第三种势力”的缓冲集团才得以建立起来。
（二）戴高乐和各政党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法国政治生活结构的这一颇为迅速的简化过程，由于下面两个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加速：一个因素是由戴高乐建议实施的新选举制度；另一个因素是新宪法产生过程中不免要有的一些相互勾心斗角的活动。解放后的一般倾向是主张采用“纯粹的”比例代表制作为法国今后选举制度的基础，虽然也有些地位牢固的少数派另有其他的看法。一个由激进社会党人领导的少数派赞成恢复第三共和国的“第二轮投票制”；另一个由勒内·加比唐领导的少数派则赞成采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那种只要得票比别人多就可当选的制度。而戴高乐却提出了一个最初似乎对什么人都不讨好的折衷办法。这是一种改变了的比例代表制，是以比利时和瑞典的选举制度作为依据而设计的，在这种制度下，投票时取舍的对象是各个党派的候选人名单，落选名单所得的选票就算是白投了——不是象魏玛德国的选举制度所规定的那样汇合成全国数字而起作用。后面这一种特点往往是有利于拥有强大地方势力的政党，同时也给了人们一些抱怨的口实，说这是牺牲城市和工业区居民的利益而使富裕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权势长此保持下去，从而挫抑了目前正席卷法国的激进潮流。但其总的作用，则在于减慢任何这样的趋势，即或者走向两党制，或者走向进一步增加政党数目。因此，它有助于发展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由四、五个强有力的党派机器代替战前政治舞台上的那些纪律松弛、易于伸缩变化的组织。事实上，这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容许党的领导人或党的“机器”可以提名他们所愿意的人到议会里去作为党的代表。选民只投政党的票，谁当候选人则由党指定。
影响党派演变的第二个因素——宪法问题上的斗争——并不完全是由戴高乐挑起来的。正如早已指出的，抵抗运动内到处都渗透着共产党的强大势力，而共产党是支持人们希望有一个新宪法的普遍要求的，因为这样做他们既可以消除那种认为他们不太喜欢宪法的怀疑，还可以赢得一个机会来争取到一种便于他们控制和操纵以实现他们自身目的的宪法。但戴高乐也是代表抵抗运动的，而且也支持采取步骤来搞一个新宪法或至少对旧宪法作某些修改。部分是因为他真诚渴望能同法国人民的愿望一致起来，并感到有必要揭穿那些含沙射影地说他意在独裁的风言风语，而部分则是因为他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借此修改旧宪法中他认为应对法国最近遭受耻辱负有很大责任的方面。因此，就最广泛的路线而言，可以说在共产党和戴高乐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目的；但在具体细节问题上却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分歧。抵抗运动的这两个孪生的象征，各自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又都各自抱着极大的决心，因此既不可能由其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可能长此保持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双方在怎样实现法国复兴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所以，双方在一个短时期内勉力扮演了形势暂时要求他们扮演的角色之后，就又回复到了他们原来自然就有的那种赤裸裸的相互敌对状态。
公开的斗争开始于1945年5月31日，当时戴高乐突然宣布，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被俘和被放逐的人正在陆续回国，选举制宪会议的大选应尽早举行，具体地说，应在当年的10月份举行。此后不久，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在怎样制订和由谁来制订今后的宪法问题上存在着三派不同的想法。第一派坚持认为1875年宪法仍然有效，现在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按照这一宪法的规定选出议会，如果选出的议会愿意对宪法作一些修改的话，可以由它来进行修改；第二派主张选举一个全权的制宪会议以产生出一个全新的宪法；第三派则建议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一个“被箍上了紧身衣的”制宪会议，其权力和任期都应有所限制，这些限制应由临时政府拟定，然后由公民投票批准。尽管戴高乐宣称他本人是不偏不倚的，但左派方面因为他多少还在考虑恢复第三共和国而深感震惊，同时他们对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也强烈表示反对。接着，戴高乐在作出了这一不偏不倚的敷衍姿态之后不久，就颇为斩钉截铁地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和赞成什么，从而大大加甚了左派的震惊。7月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说，他已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不让选举出一个拥有全部最高权力的制宪会议，这样的制宪会议可能会无法控制，会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因此，他自己的抉择是搞一个受公民投票的裁决所制约的制宪会议，虽然要是人民作出另一种选择——也还是通过公民投票——表示宁愿恢复1875年宪法体制的话，他也不会阻挡。如果采取前一种抉择，制宪会议的任期将被限定为七个月，而且在此期间它不得推翻内阁；将由它选举新的临时总统，但一经选出，它就不能把他撤职。
虽然左派方面对这些关于总统制政体的暗示感到惊慌，但在内阁中，即使那些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阁员为了保持团结，仍然准备在形式上批准这个方案；可是在全国范围内抗议的呼声很高，戴高乐因此退让了一步，同意在公民投票时加上一个第三种选择——全权的制宪会议。这本来可能会使左派的不满平息下来，要不是戴高乐明白表示他将投入他全部个人威望去力争给准备召开的制宪会议“箍上紧身衣”的话。接着，老资格的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在那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协商会议里遭到了否决（对于任何涉及到公民投票的事情，该会议都不再有丝毫兴趣），可是却被戴高乐所采纳了，戴高乐是不受协商会议决定的约束的。奥里奥尔的方案建议，不要保证给总统以七个月不受任何机构约束之权，相反地应使他始终对制宪会议负责。另一方面，为使行政权不致过于削弱，折衷方案还规定，要推翻政府，必须由制宪会议举行直接的不信任投票，而且投票表决必须在两天前通知；仅仅政府的一项提案遭到否决，不应认为必须使政府辞职。
因而，总的说来，第一次竞选运动中斗争所围绕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应该有什么样的宪法的问题，而是将来制订这一宪法的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权力。法国选民在投票时，很少有人明确地想到希望自己所选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宪法。除共产党外，所有新成立的或重新改组的政党，都还只刚刚来得及制订出或调整好它们的纲领。然而，在两个根本性问题上，抵抗运动中的三个主要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一开始就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第一，大家都坚决认为，法国需要另订一部新宪法而不只是旧宪法的修订；第二，一致拒绝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而同时，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抵抗运动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员戴高乐，却另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势力的支持，他根本不考虑各党派的这种明显的观点一致。这一事实，在1945年10月举行的那次公民投票（与大选同时进行）的结果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三大政党在制宪会议中所得的席位数几乎相等，共产党以微弱优势成了数量上最强大的政党；然而尽管在公民投票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投票者拒绝恢复第三共和国体制，却有三分之二的投票者同意奥里奥尔方案，赞成给制宪会议套上某种变相的“紧身衣”，反对授予它以无限权力。因此，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法国人民就在同一天里，一面通过公民投票表达了他们对戴高乐的信任，一面又通过选举制宪会议代表而使共产党成为法国最强大的政党。而且，不论是戴高乐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地位，只是因为，他们不仅在领导反抗侵略者的战斗方面，而且在各自以十分独特、十分不相同的方式给予法国政治以新的推动和新的活力方面，起了他们的作用。
戴高乐的个人胜利有多大，这在筹组政府时很快就显示出来了。首先，他向新选出的制宪会议正式提出辞呈，并立即经全场一致通过再度当选为临时总统。接着，对共产党所提出的由于他们赢得议席较多，因而有权优先选择重要内阁职位的要求，他断然予以拒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共产党人表示不再愿意效忠戴高乐了，要求由他们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出任总统。戴高乐于是又一次提请辞职，但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民共和党则表示拒绝参加任何不是由戴高乐领导的内阁。然后，突然之间，所有参与争吵的各方似乎都意识到了争吵所包含的危险而冷静了下来，迅即达成了一项把内阁职位“公平分配”给三个政党的妥协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居然勉强同意了戴高乐玩的这样一个花招：把国防部分为“军事装备”和“武装部队”两个部门，只以“军事装备”部门让给共产党，而戴高乐则除了掌握总统…总理的职能外还保有国防部长的头衔。
然而，尽管戴高乐赢得了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的胜利，一个新的局面却已经开始了，在这新局面下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放弃他那奥林匹斯山般高于一切的崇高地位而下降到党派政治的角逐场中来，要么就完全退出政治。在短得出人意料的一段时期内，他就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在财政和军事政策问题上同制宪会议日益滋长的争吵，他对制宪会议所提新宪法草案建议的激进倾向所公开表示的不满，终于在1946年1月22日导致了他的“坚决”辞职和“战略性”的退出政治。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继他任临时总统；再次成立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但戴高乐派人物都被摒除出了内阁。
戴高乐原先一直希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能携起手来，从而在法国政界中出现一个中间派的温和力量。由于大选的结果，社会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同人民共和党联合，他们就将拥有一个压倒其他政党的明显多数，但如果同共产党联合，则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