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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平等地位的要求，最后并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社会党（比利时工人党，建立于1885年）则在使自己巩固起来，成为一个由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成的强有力的联盟，而自由党想恢复其多数党地位的一切希望则愈来愈化为泡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的一次宪法修改，实行了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比利时的政治生活由此转入了新的一章。结果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成了几乎相等的两支力量，而自由党则被远远抛在后面，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党拥有明显的多数，比利时进入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时期。有时三个政党联合执政，但更为经常的是——特别是当社会、经济问题惹人注意时——天主教党和自由党联合执政，共同对付在野的社会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三党在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通常是联合一致的。可是在防务政策上，天主教党人对法比军事协定很不热情；社会党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合作上，反对增加军事负担；而自由党则主张采取有力的防务政策来对付德国侵略的威胁。
语言问题也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所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义务教育制的实施和选举权的扩大刺激了佛兰芒人争取语言完全平等的雄心。另一方面，因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试图（虽然没有成功）用支持佛兰芒人要求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同情，这些要求在某些人士中，特别在自由党内，则遭到白眼。同时，在佛兰芒民族主义的前线党的成员中（该党反对比法军事同盟，自称是“在野的天主教政党”），除了有几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的“活动分子”外，也包括着一些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力下，甚至天主教党本身也感到不得不更突出地强调语言问题，更突出地强调传统上对法国的怀疑。
随着希特勒的崛起，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亲德偏向变本加厉，那时前线党已为佛兰芒民族主义党所取代，这是个极权主义性质的组织，它所吸取的精神鼓舞——以及它所需的资金——愈来愈多地来自德国纳粹党。另一方面，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天主教党内部另一个不满分子集团在莱昂·德格雷尔的领导下从天主教党分裂出来，组成了另一个法西斯色彩的政党——资金也由它的外国的样板提供——称为雷克斯党，它的支持者大多来自瓦隆族地区。这两个法西斯政党都特别规定只吸收天主教徒成员，而两党在敌占期间又都曾同德国人彻底合作。因此比利时的反教会人士就觉得完全有理由确认天主教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反动的同义语。战前，教会曾否定过雷克斯主义，说它同正统的天主教义不相容，但是在佛兰德，佛兰芒民族主义党的惊人发展促使天主教党采纳了民族主义党的部分纲领，并在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范围内同它结成联盟。这样，在比利时佛兰芒族地区天主教和反动这两个东西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而天主教党战后在“王位问题”上的态度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
天主教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严格的等级组织所造成的，该党把这种硬性的等级组织强加给它的成分极为庞杂的成员，为时已很久了。全部权力集中在年老的一代人手里，这就促使较年轻的人离开党而另组象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那样的反对派。甚至在战前，该党领袖们就已觉察到这一问题，曾试图改变党的结构，使其能适应不同语言集团的需要和不同社会阶级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但尽管如此，它仍然由一批老派的天主教极端分子、极端保守分子控制着，年轻一代很少有什么表达民主思想的机会。
战后，天主教党作了另一番更为坚决的努力，以扩大它的基础，使它的观点重新具有活力，并洗涤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污点。
这个时候，欧洲有这样一股思潮：想摆脱“教派式政党”的观念，不要让宗教上的细小分歧介入政治，并试图建立一些以广泛的基督教义为基础而又能适应较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进步概念的新的政党。比利时人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虽然在程度上比不上某些其他国家。1945年6月，一个天主教…民主主义的年轻人集团自立门户，另建了一个叫做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党；这个新党否定有教派联系，突出宣传它民主的一面，试图以此来抢走天主教党手里的那张王牌。可是，1945年8月，天主教党改名为天主教社会党，从而抛掉了它那具有约束性的教派帽子，而且还诱人地暗示它对当时的社会化潮流有所让步。实际上，它现在公开宣布的宗旨是：它的纲领将是“社会化的”和进步的，而它的精神源泉则是天主教的。它将反对“大企业”操纵国家生活，但同时它也反对国有化。它反对阶级战争，赞成以家庭观念作为立国的基础。它主张两种语言享有平等地位，反对地区帝国主义。它甚至拒不承认天主教会对它有任何指导或监护之权，虽然拒绝的口气是极为委婉恭敬的；它争辩说，重要的是，在不涉及信仰和道德的事情上不要由教会公开地对各个天主教政党发号施令。一批天主教青年作家在1945年11月的《新评论》上撰文发挥了这一论点，他们主张让天主教徒分属几个党，让选民们能够在几个天主教政党之间有所选择，说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些想法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比利时大主教（红衣主教范·罗埃）谴责了这篇文章。他宣称，天主教徒如不保持团结，将失去其全部力量，他警告他的教徒不要“社会化”，理由是，共产党的主要战术是试图分化天主教徒这一伟大多数，如果可能的话用经济划线来进行分化。
在最后这一点上，天主教党没有理会红衣主教的警告，却并未因此而招致什么恶果，因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社会化”了，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分裂。从批判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该党的改革主要是想用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崇高、更古老的信仰来为劳动者说话，从而破坏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据以立足的基础。然而，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一改革有利而不是有害于增进该党的力量和团结。因为，虽然该党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暂时地被它的一个支派（新近成立的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初期胜利夺去了一些光彩，但不久该党就恢复了原有的权威，而从它分裂出去的那个支派则迅速衰落下去。这是红衣主教关于单一的具有天主教特性的党的那种思想的胜利，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广泛的“基督教阵线”的人受到的挫折。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原希望消除它的法西斯污点，但这一希望，由于它对王位问题以及对一般意义上说的不爱国行为问题所持的态度，而大部分落空了。在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改革后的天主教党的得票数，相当于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中的天主教党、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得票数的总和。该党在不爱国行为问题和清洗问题上持有比较温和的态度，从而赢得了前雷克斯党党员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党员及其同情者们的选票；它还把一些在王位问题上对它持同情态度的自由党人和其他人争取过来了。这样，虽然从一种意义上说，党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却是削弱了，因为，吸收了前法西斯分子，就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青年民主那一翼的优势，而该党对选民的新的号召力，正是建筑在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基础之上的。
1946年1月，天主教社会党中一个年轻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集团，在“换班”这一激动人心的名称下组织起来了。在这个团体的成立大会上，一些演说者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刻的基督教精神再教育”。这正是分裂出去的比利时民主联盟曾试图利用的一个方面。该联盟成员的打算是：从当前趋向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潮流中，得到好处的应当是他们（就象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在这方面大获成功那样），而不是天主教社会党；但在这一点上，比利时民主联盟的领袖们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在1946年2月的大选中，比利时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宁愿投传统大党的票。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写道：“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彻底失败，不仅使那些主要希望它成功的人，而且使它的敌人同样地感到诧异。比利时民主联盟直到最后一刻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有着许多同情者，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同情到投票支持它的程度。”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失败，部分地可能是由于它在那样一个时候过分强调自己是抵抗运动的党，因为在那个时候，比利时人已开始对一个运动感到不安，这个运动坚持要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使八百万人口中将有三十三万人被指控犯有不爱国的罪行。
就在选举前不久，比利时民主联盟主席安托万·德尔福斯曾有过这样的议论：“社会党人本来是有可能创建比利时民主联盟的，要不是在他们的左侧受到共产党人的牵制的话”，这是对比利时社会党战后所处地位和境况的一个公允的概括。1919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后，社会党成了国内第二大党，而它所提出的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一些初步社会改革的竞选纲领，不久就得到了实现。在这以后，该党就不曾有很明确的目标；1923年，一小批激进分子分裂出去，组成了比利时共产党，从而使社会党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事实显得很突出。后来，社会党创建的劳工银行倒闭，也不可避免地使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丧失不少；这一点在1936年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些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家试图向罢工工人讲话，工人们却大声地把他们嘘下来。过去一直同该党紧密联合的工会，在战后同该党脱离了关系，自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奉行一条总的说来比议会中社会党人所采取的激进得多的政治路线。这又转而导致社会党成员大量减少——从几十万人减至几万人。社会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也反映了它的衰落：1932年时它拥有（总数二百个议席中的）七十三席；1936年时降为七十席；1939年降为六十四席；损失的席位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比利时共产党象法国共产党一样，对实力被它这样削弱的社会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要社会党同它携手合作。1945年1月，鉴于政府危机迫于眉睫，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举行一次以统一行动为目标的“兄弟般的交换意见”。2月，建议成立“民主党派联盟”，8月间又建议组成一个“行动集团”，和订立一个以赢得议会中“民主党派多数”为目标的“联合竞选协议”。但是，尽管社会党人感到不安和为难，他们的答复却是很傲慢的，而且1946年2月大选的结果，他们又增加了五个议席。诚然，他们把左翼方面的一些票输给了共产党；可是另一方面，却在他们的右翼，从自由党那里夺得了不少选票。
自由党是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分裂的，因为它的右翼是议会中最反动的一批人，同时又有一个进步的左翼。战前，右翼分子占很大优势，因此自由党虽然经常同天主教党联合组阁，但除了参加三党联合政府外，从来没有同社会党合作过。自由党不仅代表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代表着工商业中产阶级，因而它历来反对国家干涉个人经济社会事务超过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可是在战后，它意识到社会改革运动的力量，于是作出努力，希望被承认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在1946年选举前夕，该党主席罗歇·莫茨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宣称：“在社会立法这个问题上，自由党接受了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和罗斯福总统的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必须扩大到所有公民。目前在我们这里，社会保障只照顾到雇佣劳动者。它应当成为全国性的。”这些姿态没有能使自由党在1946年2月的选举中免遭惨败，但是经过这次失败之后，该党仍保确着相当大的影响。
（三）在王位问题上的分野
1945年6月国王利奥波德宣布他有意重登王位之后，社会党和多数自由党人试图劝他退位，而天主教党则站出来赞成他无条件复位。因此，当国王决定暂时既不复位也不退位，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提出一个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复位的法案时，不仅内阁中六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而且近乎有两年之久天主教党拒不参加执政。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发表了一项声明，为他过去的行动作辩解，但宣称他将接受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所表达的裁决。然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坚持议会是全国意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