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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宣称他将接受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所表达的裁决。然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坚持议会是全国意志的最后公断者和解释者。他们担心公民投票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弊病和混乱，到头来也许还会造成内战，这种担心可能是真实的。他们不希望君主制问题成为竞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争端，可是他们的对方却（极不明智地）似乎在力图迫使这一问题成为这样的一个争端，同时又力图把这归咎于政府。
然而，除了共产党人可能是例外（共产党人反正还不准备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范阿克尔第一届政府的主要人物中，不论是自由党人或社会党人，没有一个是反对君主政体的。1945年12月间，范阿克尔曾对他的社会党战友们说过“他是君主政体派；在比利时，君主政体满足着一种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使国家凝合在一起的水泥”。同样地，自由党领袖罗歇·莫茨也曾于1945年7月间写过如下的话：虽然自由党以极遗憾的心情看待国王退位这一主张，但为了国家更高的利益，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他退位要比他重登王位害处少些。莫茨还公正地指出，利奥波德分子看来在试图造成的那种印象——即似乎有人在阴谋反对君主制本身——是没有丝毫根据的。他说，如果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倒是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反对利奥波德三世的人大部分都是君主政体的坚定的支持者。
那场支持国王、矛头指向反对他的人的运动来势十分凶猛，不久就迫使政府为自卫起见不得不去寻究这个运动背后的邪恶动机。在1945年10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范阿克尔宣称：“利奥波德派的所有宣传都是在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和修道院里提炼炮制的”，“真诚的利奥波德派是有的，但是很明显，新雷克斯主义分子在王位问题的幌子下重新纠合起来，在阴谋搞一次政变。”他接着断言，利奥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有势力的财政后台，这些后台能够用比付给内阁大臣还要高的薪金来酬谢他们的吹鼓手。这样，利奥波德分子由于一口咬定说反对国王利奥波德个人就是阴谋反对君主制，结果却落得个自己沾上了阴谋反对宪法的嫌疑。他们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对方对国王的怀疑——怀疑国王一心偏爱反动势力，偏爱教会主义的、卖国事敌的势力，是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并同这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如果让他复位，这些势力将大为得势，而受其害的将是抵抗运动中涌现出来并以抵抗运动为象征的各种力量。
不幸的事实是，不管国王自己怎样作相反的表白，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运动的对立面或甚至更坏。1940年投降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国王在国内丧失民心的主要原因。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国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兰德是这样。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结婚（同一个平民结婚）引起的，来得很突然。这婚事打破了人们心目中他是个永怀悼亡之思的鳏夫的那种理想形象，而且，在国家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国难期间，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的，几乎是轻浮的。这样看来，反对国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简单的，是感情方面的；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投降问题上——后来的、本质上更为严重的指责发展起来。因此，范阿克尔在1946年1月19日答复国王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当然，投降那件事在这里并不相干。但是，国王在1940年5月间不顾他大臣们的一致意见，违反他们的劝告，使自己被俘，并拒绝在盟国的领土上或在本国的殖民地上继续进行反对入侵者的斗争，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视宪法和严重分裂国家的罪责。
但是，正如国王所清楚知道的，在这一点上，政府自己也并不处于可以指责别人的地位。的确，有些方面人士还说他曾威胁过他的大臣们，扬言如果他们不收回对他的指责，他也要把他们在1940年的活动公诸于众。于是，尽管1940年时皮埃洛政府是有动摇的，但在国王方面，如果他认为可以用使他们丢脸的办法来为自己恢复名誉，那是天真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早已丢脸了。
至于国王自己，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曾同敌人有过一系列有损名誉的妥协行为。他曾去晋见过希特勒；他曾给意大利国王等人发过贺电或慰问电，还曾在盟军轰炸巴黎之后给贝当发过慰问电。1944年时他拒绝抵抗运动救他，据说也拒绝帮助他们；有报道说，他的宫廷里某些人曾同通敌的记者有过接触。但是，人们责备国王，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到应做的事。在社会舆论衡量他功过的天平上，对他最不利的一点是，他不肯担任全民族领袖的这一角色，因为就这一角色来说，他即使不是唯一的人选，至少是最适宜的人选。
即使国王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的举措没有什么问题，他仍会发现自己战后的处境是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他曾同天主教保守派站在一起，而后者是应对比利时的战前外交政策负责的，现在正为此而声名狼藉。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进步的和反教会的那一派人暂时处于支配地位，而支持国王的那一派则增加了许多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被怀疑为通敌分子或观望主义分子的人，从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使国王和天主教党的事业都受到损失。
由于强调政治上、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时存在，因而王位问题使佛兰德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的地步。在双方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况就成了这样：瓦隆族人认为，佛兰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动派，他们想要叫一个同样反动、甚至是卖国事敌的国王恢复王位；而在另一方面，佛兰芒族人则认为，瓦隆尼亚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们想要推翻君主制，使国家陷于分裂。事态迅速而又无可避免地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不论王位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失败的一方总会把解决办法看作是奇耻大辱。如果国王恢复王位，所有比利时人都会认为这是佛兰德的胜利和瓦隆尼亚的失败，而如果国王不恢复王位，则所有的比利时人又都会对这结果作相反的解释。
第三节 从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1944年9月3日，盟国部队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举解放了布鲁塞尔和大部分比利时国土。几天之后，长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伦敦政府”回到国内，但对于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迎接，他们是不无理由地感到没有把握的。当时战争尚在全力进行中，政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召开了一次议会联席会议，推选国王的兄弟查理亲王作为国王不在时的摄政（当时国王尚被俘在德军中）。皮埃洛严格按照办事程序，向摄政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强征出国的比利时工人（约五十万人）和比利时战俘（约六万人）从德国回来以前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摄政只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进行了改组，并作出了扩大其基础的某种尝试，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运动代表和两名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入阁，在比利时还是第一次）。新政府还包括七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三名自由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这样，政府的组成同1939年4月最后一次大选的结果很相一致，大选后众议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党除外）：天主教党七十三席；社会党六十四席；自由党三十三席；共产党九席；无党派二席。
所有主要政党都表示愿意支持这个联合政府，但左翼各党派还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件，说必须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针，他们才会继续给予支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政府都面临着大量复杂问题：运输设备、粮食和燃料的极度不足；通货的状况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惩办卖国贼和从公务机关中清洗通敌分子的问题，以及抵抗运动的前途问题。解放后的几个星期中，一部分左翼党派和报纸说，政府在对付经济问题和处理通敌分子等方面行动迟缓，因而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批评。抵抗运动以及曾在该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共产党则宣称，政府的组成仍远远不能反映战前时期以来比利时舆情的变化；他们还说，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成员正同身居高位的工业界和金融界通敌分子进行着一场搏斗。
法国共产党人由于意识到他们拥有较为强大的力量，开始时能够做到态度悠然自若，比利时共产党人则与此相反，一解放就采取好斗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可供他们加强和巩固其在敌占时期取得的势力的机会将是短暂的，是靠不住的。在战前，比利时共产党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在这里如同在法国一样，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有机会站出来，控制了大部分抵抗运动。德国人把他们所枪杀的人质和其他人等统称之为“共产党破坏者”那种习惯做法，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国人破坏了一些正规的工会组织，许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虽然，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从暂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收获是在下层中等阶级，是在敌占期间苦难深重的职员阶层中间。
比利时抵抗运动不同于法国抵抗运动，它是分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较为强大的是左翼，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的组织是“独立阵线”，而抵抗运动的右翼，即称为“秘密军”的，则在军方势力控制下。比利时共产党人象法国共产党人一样，都力图把自己的事业和抵抗运动的事业说成是一致的，对任何要解散抵抗运动部队的建议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并不因参加了政府而放松对这个建议的攻击。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员任职，但该党拒不承担集体责任。随着粮食情况的日益恶化，共产党人越来越猛烈地攻击政府，责怪它没有能采取更迅速、更有力的措施来满足需要。不仅如此，他们反对黑市，要求纯洁政府机关，要求逮捕通敌分子，他们发动的这一运动所反对的和要求的，正是最能打动前地下斗争战士们心弦的东西，而这无疑使共产党得以在许多爱国的、有干劲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得政治的人们中间扩大其影响（这些人中包括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
面对这一挑战，各个老政党最初的冲动是使自己团结起来，重新去抓过去曾是他们所垄断的权力。解放后不多几天，天主教党、自由党和社会党联合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没有邀请共产党一起签署。它们就组织新政府问题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在其中是没有份的。可是，一些目光比较锐利的政治家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任何政府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都会受到公众激烈的批评，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让共产党人分担一部分责任。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改组后的皮埃洛政府包括了两名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共产党还通过抵抗运动，实际上垄断着武装力量，因为，抵抗运动约有十万名武装人员，比利时的警察只有一万名左右，而且没有武装配备，而比利时仅有的一些经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则仍在进行战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认为，策略的做法是不去反对抵抗运动的超过某种限度的一些愿望，——有时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已更正确的判断。例如，他们曾想在一段时期内暂且利用一下现存的粮食控制机关（德国人所建立的国家农业和食品公司），虽然它里面有许多人员是可疑分子；但来自抵抗运动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致他们不得不对该组织进行剧烈的清洗，结果是它几乎停顿工作，而粮食情况则每况愈下。
敌人占领下的比利时国内的地下运动，早在1942年就得到伦敦比利时政府的正式承认，该政府回国后又一再对地下运动在解放事业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但同时，对抵抗运动有必要加以控制，这一点也立即变得很明显。在某些地区，抵抗运动组织自作主张地征用财物，捕人，对通敌分子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焦虑；不仅如此，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在解放后还把政治上的支持者吸收到抵抗运动中去。政府禁止这一类胡作妄为，列出了政府准备承认的八个抵抗运动组织，并规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按照这些条件，这些组织才能在执行任务时携带武器。还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国防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