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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按照这些条件，这些组织才能在执行任务时携带武器。还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国防部正式控制下把抵抗运动各组织统一起来，编入正规部队。虽然这些计划由于军事装备和训练设施不够而推迟实施，但到1944年10月底时，政府已能宣布，从抵抗运动成员中吸收自愿加入陆军、辅助警察或宪兵队以及参加其他公职者，总数将不超过四万人。可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们虽也同意其成员并入正规部队，但在应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同政府有分歧，有一部分抵抗运动的人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军官带领下作为一些部队的单位去参加，对于要求他们在收编入陆军之前先交出武器的做法极为不满。
最后政府采取了行动，取消了抵抗运动的临时性地位，并责令其在1944年11月18日前交出全部武器，这一行动触发了一次危机。在抗议集会遭到取缔之后，三个大臣——两位共产党人和一位抵抗运动代表——辞职。同时，驻比利时盟军司令部宣布，为了保护盟军交通线，盟军部队必要时将支持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事实上，在比利时政府的请求下，确曾动用英国部队来守卫政府办公楼，但是，同共产党散播的谣言相反，他们并没有介入唯一的一次造成伤亡的事件。而且尽管有一些示威和罢工，大部分武器还是如期上缴的，自愿归编的抵抗运动人员编入正规部队的工作也顺利进行。
这场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吵闹，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同时它也敲响了皮埃洛政府的丧钟，并使英比关系十分紧张。皮埃洛政府在其困难处境中曾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帮助上。他们也希望同英国结成永久军事同盟，他们认为这不仅将是人们所欢迎的，而且也会有助于建立政府的威信。但不幸的是，他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作的努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努力所采取的形式——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想法是，英国的利益在于支持一个象英国自己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权。他们觉得，英国人可以帮这样的忙：让比利时进口足够的食品，使食品供应情况总的有所改善，从而消除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英国人还能够帮助比利时政府对付抵抗运动的潜在势力，办法是：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使政府能收编更多的抵抗运动成员到正规陆军中去，同时提供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可是，在这一如意算盘得以实现之前，比利时公众由于看到英国人似乎在公开扶植现政权而对英国人产生了坏印象。人们不懂得，英军司令厄斯金将军是以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代表身分行事的，而且，还有两件不幸巧合的事情：起先约束抵抗运动部队的独立行动和后来用显示武力的办法来维持秩序，都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而且手头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部队刚好是英国的部队。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来，1945年2月皮埃洛政府的垮台，竟标志着英国在比利时影响的下降和美国影响的上升，这一事实是有某些讽刺意味的。导致这种变化的另一个也许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由于比利时需要贷款和原料，而美国则对比属刚果的铀矿感兴趣，因而比利时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加上政府外面的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政府内部自由主义实业家这两方面的势力，就使比利时没有能象几乎所有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推行一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激进的经济政策。
1944年11月的事件，以及皮埃洛政府在处理抵抗运动和清洗等问题上的总的做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暗暗支持的。在比利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抵抗运动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受人欢迎了，它的过火行径使它失去了许多原先所获得的同情。大多数守法公民都看出了这些表现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鼓动，也识破了共产党的粗暴的企图，即在其最得势的时候，通过把所有雇主统统都当作通敌分子来对待，来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清洗工作进度所以发生颇受责难的拖延，主要是由于法庭不得不作出极艰巨的努力，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捕的受害者，同真正的通敌分子区别开来。
皮埃洛政府所实行的最成功的“清洗”，是无党派财政大臣卡米尔·古特对混乱的通货进行的大胆整顿。到解放时，德国人从比利时勒索去的占领费总计达六百七十亿法郎。解放前比利时人就已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剧烈的步骤来控制占领费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当政府尚在流亡时，伦敦与布鲁塞尔间就进行了秘密磋商来为货币改革作准备（准备发行的新钞实际上是在英国印刷的）。由于有了这些准备，古特才能在1944年10月7日（解放后还不到一个月）发布一系列旨在限制通货膨胀影响的法令。采取的办法是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钞票发行额和银行存款额冻结，并将这笔冻结的资金转为年息三厘半的公债。这些冻结的资金虽然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但可用来抵付税款，包括不久后开征的资本税。
古特的行动尤其显得勇敢，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行动招致了批评，而且招来了共产党人的正当批评，说它使那些靠少量储蓄过活的人受苦，因而它是牺牲穷人而有利于富人的。但是，总的说来，他的动机象他的勇气一样受到人们的赞赏，而且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确实而有益的结果，证明它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一些不大成功的方面——粮食、燃料和运输手段的短缺等——虽然大部分是它无能为力的，却很快就超过了它的财政措施给它带来的好处。对政府的不满在1945年1月间达到了高潮。危机是社会党人促成的，虽然甚至在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人中间也有抱不满情绪的。共产党人即使在该党参与执政时，也没有明显克制其对政府的指摘，在脱离政府（1944年11月）之后就更毫无顾忌了。皮埃洛在最后一次为他的政府辩护的演说（1945年2月6日）中对他们进行反击。他宣称，他曾尝试过同共产党同僚共事，现在无意重复这一实验——意思是说，他之所以不想留任，是因为他知道有可能不得不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第二天，他承认他已不再获得议会的信任，因此不等议会投票反对，就向摄政提出辞职。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摄政提请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上届政府的劳工大臣）组织新政府，这是对仍然强烈左倾的公众舆情的让步。不出皮埃洛所料，范阿克尔和社会党，甚至还有某些自由党人，都希望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入阁，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参加政府必须以他们表示效忠拥护为前提。除共产党人自己外，几乎没有人为该党在两名党员供职政府期间就力图推翻皮埃洛政府的那种行径辩护。可是，最后甚至连天主教党人也克制了不愿同共产党人共事的心情，参加了范阿克尔于1945年2月11日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该政府成员中有六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四名自由党人，两名共产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
范阿克尔面临着立即需要解决的两大重要问题——食品供应问题和煤炭生产问题。他着手采取有力措施来对付这两个问题，并取得了成功。他亲自抓煤炭问题，而食品供应的改善则无疑主要应归功于粮食大臣共产党人拉尔芒的组织能力，后面这一点很自然地被共产党宣传所充分利用，对抬高该党正在下降的声望不无作用。这两个迫切的问题一经解决，比利时就开始从它战争损失较轻的这一事实中得到好处（它的战争经历不同于它的那些不这么幸运的邻国，受到的损害是比较轻的）。首先，德国人在这里并没有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本地工业拆迁走或改变为军工生产。他们让比利时工厂就地生产以供应德国国内市场。因此，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没有重新把军用工业转变为民用工业的问题。而且，比利时不需要在国内经济重建上耗用很多钢铁——它的主要产品——相反地可以把它输出以赚取外汇，同时它还有获得大量外币的其他途径。在整个战争期间，比属刚果为盟国提供作战迫切需要的原料，美国还以高价购买了大量的铀。解放后，比利时又成了盟军的主要基地，安特卫普成了运进盟军供应品的主要港口，因此它能够积累起一大笔英镑和美元的余额。最后，虽然飞弹和后来伦斯德的阿登攻势给局部地区造成许多损失，但由于比利时的解放一开始就进展神速，这个国家整个说来没有遭受多少破坏。所有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解放不到一年，各种战时管制措施就已经能够予以撤销，进口税已可降低，比利时经济的宽裕成为欧洲的羡慕对象。
在这幅愉快和繁荣的图景中，杀风景的是，笼罩着一个“王位问题”的阴影。富足依旧，但人们的胃口却消失了。国王又自由了，而且宣布了他重返王位的意图。社会党早就下定决心反对任何这样的行动，而自由党则还保持着不太抱成见的态度。国王的宣布促使政府向摄政辞职（1945年6月16日），两天之后，社会党和自由党正式要求国王退位。天主教党领导人随即同意组织政府。但与此同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位议长已去萨尔茨堡附近的圣沃尔夫冈同国王进行会谈，并从他那里带回一个讯息，说目前他既不准备复位，也不准备退位。范阿克尔政府于是恢复执政，但六名天主教党大臣没有在内，他们都辞职了。继天主教党的这个行动之后，政府方面又迅速采取行动，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复位，这样一来，这几个党派在刚出现紧张和激情的时刻各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不可改变地固定了下来，从而导致了这一不正常、不健康政治局面的持久化。
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宣布他愿意服从人民的裁决，“不论它是怎样的裁决，也不论它是通过什么合法方式表达的。”但这也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因为很快就清楚，他一心想的是通过公民投票来表达这一裁决，而政府则同样坚决地认为只有议会有权作此决定。而且，因为战后第一次选举已定于1946年初举行，这整个问题不可能不成为竞选的争端。
（三）1946年2月大选及此后的事态发展
1946年1月，国王重提旧议，要求在大选后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他的重返王位问题，对此，范阿克尔提醒他说，议会已经作出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是同宪法抵触的。但是，事实上，大选成了一次关于王位问题的公民投票，因为没有其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堪与相比，而且还因为各党派早已根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站好了队。
上面已经提到过，天主教党和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在王位问题上具有明确而相反的观点，社会党想要制服强大的天主教党，就非得争取到自由党和共产党的（往往使它感到尴尬的）支持不可。范阿克尔显然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拒不同意在大选以前就把选举权给予妇女（妇女过去从来没有得到过选举权），或给予三十万判有“不爱国罪”或有这方面嫌疑的人。范阿克尔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党的担心。大选于1946年2月17日举行；大选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范阿克尔对形势的估计。约有一百四十万张选票支持反国王的各政党，一百一十万张选票支持亲国王的各政党，而被褫夺公权的“不爱国分子”约有三十万人，妇女如有选举权，无疑也会使支持国王的票数略有增加。这样就证明全国两派意见的划分是势均力敌的。
天主教党（现自称天主教社会党）成了议会中最强的一个党，在参众两院中几乎都有议席的半数。但是，即使如此，它在议会中还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支持，来组织一个保证能推行它现在所标榜的政策的政府。当该党领袖德施里日韦受命组阁时，由于他坚持要就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没有能赢得其他党派的合作。在斯巴克组织政府也告失败之后，范阿克尔再次受命并终于组成了一个内阁（1946年3月31日），阁员中包括六名社会党人，六名自由党人和四名共产党人，天主教党根本没有代表参加。
当然，这个政府完全不能代表国内各政党真正的力量对比。同时，它实际上也无力推行这样一个由左翼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在正常情况下可望采取的前后一贯的政策。自由党同社会党一起占有了政府中的最大数目的职位，但它享有这一特权地位的资格却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