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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以赚取外汇。它最重要的一个邻近市场是鲁尔；其次是英国。但是现在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们都买不起荷兰的农产品了。荷兰的繁荣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所赚取的利润，但这两个港口的运输业务有三分之二是德国的过境运输，这种运输现在也暂时不复存在了。更严重的是印度尼西亚问题所带来的困难，因为荷兰有六分之一的财富投资在东印度群岛，有百分之十五的国民收入取自这一来源。因此很自然地，大部分荷兰人都把丧失这些殖民地的危险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严重威胁，他们本来已经由于德国人的掠夺，由于负担十万名左右占领军的费用，又由于近年来人口的飞速增长（而且当时仍以每年二十五万人的数目在增加着），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就无怪乎印度尼西亚问题成为国内很关切和热烈争论的大事，也无怪乎甚至有一些希望在国内采取激进的进步政策的荷兰人也支持（或至少默然支持）在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把它看作是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而深表愤慨的那些外国观察家们，并没有体谅到上述种种考虑。
在国内政治方面，荷兰无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普遍地感到人们渴望出现某种新的局面——人们不愿看到解放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重又回复到战前的轨道上去。抵抗侵略者的共同事业，曾使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政见不同的人都走到了同一个阵营中来；抵抗运动的成员们殷切希望，他们队伍中所做到的这种民族团结能延伸到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去。属于所有各种党派和各种信仰的进步人士想作一番努力，使现存各政治团体联合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在现行国家结构范围内实现社会和经济改革。同样，在工会运动内部也有一股推动力想把现存的各个宗派性工会改换成每一种工业有一个工会，并把每一种工业置于一个由雇主、工人和政府三方代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同时，有一些进步的年轻天主教徒则在兜售一种想法，即用一种合作的制度来重建工业，他们以葡萄牙而不是以法西斯意大利作为样板，但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其结果必须是民主的。为此目的，他们准备同新教徒以及接受基督教准则的所有人们联合，但不愿同无神论者——这实质上就是指共产党人——联合。
这样，存在着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表明许多不同派别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党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愿意迎合全民族进步愿望的妥协态度；但同时恰恰在解放前夕，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流亡政府对荷兰民心的向左转（当时所传向左转的程度远较后来事实证明的为大）感到不安，而且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来适应这一形势。政府发表的因选民名单被毁而不得不推迟几个月进行选举的声明，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关于荷兰国内舆情与伦敦流亡政府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的这些报道，有许多可能是由荷兰共产党人授意的，共产党人看到基督教…社会派的进步分子在挖掉他们的墙脚，急于要为自己的运动搞到一些弹药。
在关于战后第一次大选日期的争论中，档案的普遍混乱并不是推迟选举的唯一理由。各政党都处于变化动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进行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意反映的不确切，甚至完全失实。可是，在选举能够举行之前，临时过渡的那段时期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难以应付的。早在1945年2月，伦敦盖布兰迪内阁就吸收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五位来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国的新阁员，1945年5月16日——即刚刚实现全国解放之时——就由荷兰人民运动党（该党是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后来就是由它转而形成工党）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教授组成了一届新政府，并由下院社会党议员、也曾是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会事务大臣。这一过渡性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战前的旧的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清除了通敌分子，仍按战前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代表着各个老的政党。
不管怎么说，由于荷兰的解放情况有些特殊，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必然要比其他国家慢得多。移交权力的条件是在1944年5月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政府的协议中作了规定，并于1944年10月9日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的。随着国土逐步获得解放，协议条款在不同地区先后开始生效。1944年间由伦敦流亡政府新设置了一个民政管理局和一个军事管理局，开始时受盟军最高司令事实上的全面管辖，这两个机构行使的管理权，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结束“特别戒严状态”时为止，即使到那时，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销也还是逐步进行的，它的职能只是逐渐地由国家的正规部门接管。
在刚解放的头几个月里，民政管理局是同“评议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后面这一机构是抵抗运动建立起来的，代表它的利益说话，并备政府从伦敦回国后咨询。该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但没有共产党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后行使职能的第一个代议机关。1945年7月，采取了恢复正常宪政程序的又一个步骤——舍默尔霍恩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四十三名原有政党的成员连同抵抗运动领袖们一起组成的最高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议会清洗委员会，对上下两院议员被指控通敌的问题进行调查。在议会清洗委员会完成了调查任务，并在1945年9月24日发表了已经通过这一考验的议员名单后，1945年11月举行了两院联席会议。女王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国家重建和宪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指示印度尼西亚应当在荷兰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
第三节 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全国一经解放，女王和政府于1945年5月回国之后，荷兰当局——政府方面的、民事方面的和军事方面的——就立即用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同前地下各团体合作，愿意在公务管理和国内保安方面尽可能让这些团体多分担一份工作。为抵抗运动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为荷兰军事管理局的官员和重要城市和地区的军事专员。另一些则被邀参加顾问委员会，民事和军事当局在有关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具体步骤等问题上要听取这些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特别在“清理队伍”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运动中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自己也极希望能有助于促进有条不紊的发展，并且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成员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应有所限制。发表在抵抗运动机关报《誓言报》（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现实地理解这种形势的一个突出例子，它说：“一个不合法的运动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外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行事，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容易成为国中之国的。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可喜的事态发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抵抗运动战斗部队被迅速顺利地编入了正规军事机器。这些部队有的改编成了“突击”和“警卫”部队，组成贝恩哈德亲王指挥下的“荷兰内地军”，成为最高盟军司令部统率下盟军的一部分。还组成了一些半军事性的部队，隶属于荷兰军事管理局，另一些则充任辅助警察部队。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荷兰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这在荷兰是根深蒂固的。当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在荷兰某个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时，有一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向军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证：“我们决不使荷兰成为第二个希腊。”
共产党之所以未能在战后扩张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荷兰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当有人请舍默尔霍恩把荷兰政治形势同比利时作对比时，他说：
我们的局势迥然不同。的确，不仅天主教党，其他的政党也都不愿同共产党合作。事实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很尊重理论和信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解，按西方标准来看，是不健全的。
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在荷兰的地位，战后比战前强大得多，因为，在荷兰如同在别国一样，他们在抵抗运动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威信，并至少使一部分居民误信他们所伪装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是真的。另一方面，他们到德国人进攻俄国时才迟迟转变态度，这就使他们在荷兰的抵抗运动中遇到的障碍，比在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中多些，因为在荷兰，已有别的同他们一样能干的人夺去了运动的领导权；而且，甚至在大战结束以前，他们就已开始撕下同抵抗运动其他成员合作的一切伪装了，当时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抵抗运动委员会”，以抗衡所有其他抵抗运动成员在共同的领导下联合组成的“荷兰内地军”。共产党人这样过早地和不策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使他们不能利用潜在的有利机会。此外，他们的这种行动，恰恰破坏了他们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它促使人们同情和支持其他左派政党坚决不同共产党合作——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党就曾堕入过这种合作的陷阱而后悔不已。
荷兰共产党人不仅远远不能影响社会党人，反而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被人撇在一边。不过，荷兰社会党人本来是无法奉行这一政策的（就象他们的外国同志们一样），要不是他们事前主动地通过自我新生和改造过程，改组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工党”，使其基础扩大到足以同改组后的天主教党合作的话。
第四节 旧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荷兰的政治生活一直冻结在一种不现实的格局中已经很久了，这种格局同现代世界实际存在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传统的政党制度的基础是教派政党和非教派政党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罗马天主教徒和正统新教徒结成了政治上的同盟，以加强他们要另办自己的教会学校的要求（当时公立学校都是非教派的）。1917年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即教会学校）以平等的地位，从而解决了学校问题上的冲突。可是，教派的政治同盟仍维持下去，组成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方发展成为一些右派政党，这些政党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绐荷兰提供了相继执政的一系列联合政府——其中有五届是由加尔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领导的。反对党包括自由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应当强调指出，真正的政治对立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野，这是超越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这一划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问题上，自由党人采取的立场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个宗教政党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党中一些较保守的成员和三个新教政党奉行他们传统的政策，仍保持着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控制，但是有一些较年轻的“教派人士”，在大战期间公开表示赞成采取一项进步的政策，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里的某些人合作，组织一个进步的政党。这样一个党——新的工党——的产生，事实上是荷兰经历了这次大战之后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动。
工党是战时荷兰人民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时荷兰人民运动把抵抗运动中大部分进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潮疏沟通起来，从而提供了一支抵销共产党影响的有效抗衡力量。组织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想通过给人们灌输诸如尊重个人、信仰自由、工人参加工业管理、社会正义、对公共福利的责任感和调整海外领地和本土间的关系等思想，来使荷兰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强荷兰人的团结，特别是通过排除教派影响和抛弃阶级斗争来达到这一目标。事实上，它利用了欧洲广泛存在的那种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改造政治的愿望，同时力图使这一愿望适应于另一种同样广泛存在的向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愿望。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的领袖和创建者舍默尔霍恩教授在刚解放后的过渡时期内受命组织政府，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向他的国民提供一种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处理政治问题的新的做法，而且还可以借此来证明他的理论切实可行，虽然他的工作是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与那个难免还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国会打交道。
新的工党并不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简单延续或改组，而是其他传统政党中进步人士的融合，社会民主党在这里面仅仅起着一个核心的作用。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很可以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