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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由党人，一个激进党人），另有九个阁员代表抵抗运动，其中两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两个是丹麦统一党的领导人，这两个党当初都各自以党派的名义参加抵抗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维黑尔姆·布尔以丹麦第一大党领袖的身分被任命为首相，克里斯马斯·默勒任外交大臣。还有几个大臣被赋予广泛而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以应付刚解放后最初一段时期内的特殊情况，其中有：摩根斯·弗格，教授、精神病医生、共产党员，他在丹麦国土上领导抵抗运动的英雄业绩使他几乎成了传奇式人物，现在他担负了使“抵抗运动正规化”的任务；弗罗德·雅各布森，社会民主党人、教授、抵抗运动的军事领袖，现在负责“逮捕与起诉”事宜；阿克塞尔·拉森；亨里克·考夫曼，曾以丹麦驻美公使的身分在德国侵略丹麦一年后宣称自己是“自由丹麦”的代表。此外，还恢复了共产党原有的权利，让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三个席位——这是该党遭德国人取缔之前在议会中的席位数。
在这解放后第一个夏季的和解气氛中，拉森试图同社会民主党谈判两党合并，对方要求他发表一个毫不含糊的关于信奉民主的宣言，他拒绝了，因此使谈判归于失败；接着在1945年秋天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取了许多席位。于是拉森带头对大选后成立的自由党（即农民党）政府进行猛烈的反对，特别在政府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政策上显得愈来愈倾向于同西方大国结盟之后，更是如此。
经过战争和被占领，丹麦并没有出现新政党，原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各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一些变化。的确，这次战争对丹麦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这从丹麦纳粹党的遭遇中就能看出，因为人们可以有理由地预期，这个党对德国人占领期间事态演变的反应总要比其他政党强烈些。1935年，当时刚成立的这个党获得了约一万五千张选票，但没有取得议会席位；1939年，它获得三万张左右选票并取得了三个议席；可是在1943年，当时丹麦完全处于德国纳粹支配下，该党获得的选票却仅增至四万三千张，取得的议席仍只有三个。这部分地是因为广大国民坚决支持当时联合执政的各党，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人并没有支持丹麦纳粹党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克卢森此人，说得委婉些，是一个碌碌庸才）。
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对联合政府提出更棘手的挑战的是丹麦统一党，该党在1943年第一次进入下院，占有三个议席。因为该党是主张无条件地反对德国人的，它的进入议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征兆；但另一方面，公众如用投丹麦统一党的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德国占领的反感，就不能不削弱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因而受到损害的恰恰就是该党所标榜的民族团结。该党的两位领袖阿尔诺·瑟伦森和卡伊·蒙克都是第一流的爱国者（后者由于对德国人傲然不屈而献出了生命），但作为政治家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丹麦统一党在1945年达到了它的事业的顶点，获得了四个议席；可是在1947年，它连一个候选人也没有当选。顺便说一下，当时在其他西欧国家中表现得如此显著的那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在丹麦，恰恰在这个党里才看得到几乎是仅有的一点痕迹。卡伊·蒙克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和诗人；瑟伦森是一个宗教书籍出版商，他曾把丹麦统一党比之于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和挪威的基督教党，但不承认丹麦统一党实质上是一个宗教政党。
在四大政党中，战后失去地盘最多的是保守党。默勒在德国占领期间曾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可是他所持的那种对德国人不妥协的态度，终于使他失去了政府职务和议会席位，最后并导致他逃亡英国。也许，作为丹麦抵抗运动的领袖，他觉得真正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而他之同意在抵抗运动中同共产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密切合作，正是他的观点之非正统性的典型表现。解放后，他重又领导保守党并出任临时政府的外交大臣；但是，1945年10月举行的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就清楚地表明他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不久他又发现在当时舆情最激动的问题——石勒苏益格问题——上他和自己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立的，接着就为此而退出了这个党。从1945年起，保守党之所以走下坡路，部分地要归咎于默勒任外交大臣时同英国签订的商务条约，丹麦的农场主和工业家都反对这项商约，因为它不惜以逐步降低物价为代价来维持克朗的币值。保守党衰落的另一部分原因是默勒在石勒苏益格问题上的态度分裂了党。
1945年10月的选举结果是农民党的一次精神上的胜利，虽然占议席最多的仍是社会民主党。1943年，农民党获得二十八席——较1939年少了两席；可是现在，它把分裂了十六年之久的农场主们重又全部团结了起来，从而恢复了它旧日的一些威望，赢得了三十八个议席。它在反对两个左派政党的顽强斗争中，也获得了城市许多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这些人对保守党的传统政策和默勒所提出的新进步纲领都是有疑虑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的选举中虽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却遭受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这也许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该党执政已十六年，而且，在德国占领时期，它作为联合执政各党中的老大哥，常常不得不承担一些很不愉快的责任。
战后，丹麦同许多邻国一样，有一种向往激烈改革、甚至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变革的情绪；因此，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8月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搞一次“和平革命”，其中包括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生活，想借此来加强它对选民的吸引力。可是这一纲领没有能阻止许多左派选民改投共产党的票。上面已经讲到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求实现两党密切合作而举行的谈判毫无结果，接着在选举中共产党人从社会民主党人手里夺取了十八个议席，后者拥有的议席数下降到四十八席。也许，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已经享有很高生活水平并分享着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主要倒不是由于他们的纲领（事实上，他们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多少差别），而是更多地要归功于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上一次（即1943年）选举中他们是唯一被禁止提出候选人的政党的这一事实。苏联在撤离波恩霍尔姆岛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暂时的和解态度（显然是有意的）也帮了他们的忙。
尽管政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社会民主党仍然是势力最雄厚的一个党；但是，即使加上战前同它联合执政过这么多年的激进党的支持，它也仍然拼凑不成一个多数，因此它决定退居在野党地位。农民党和保守党，不论在它们两党之间或在它们同任何其他党派之间，都没有能达成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协议；最后，在激进党答应全力支持和保守党答应公平行事的情况下，农民党同意出来组织一个由其领袖克里斯坦森领导下的少数党政府。
克里斯坦森在向议会发表的开幕词中宣布赞成改革，赞成进一步推进社会立法。他答应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考虑修改宪法，要改革税制，要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房屋兴建计划，但暗示他的政府不赞成扩大国家所加的控制和限制。为了表明农民党并没有忘记它是农场经营者们的党，他答应特别作出努力来使丹麦经济适应于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并为丹麦产品开辟良好的市场。
克里斯坦森政府维持了两年，它的垮台不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它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也不是由于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而是因为重新出现了一个起源于王朝历史上的很古老的问题——南石勒苏益格问题。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以前是两个由丹麦国王兼任其君主的公国，1864…1866年战争后为普鲁士所吞并；虽然石勒苏益格不同于荷尔斯泰因，原先本是丹麦的一部分而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此时，南石勒苏益格的大部分地区就象整个荷尔斯泰因一样，其居民在种族上都已是德意志人而不是丹麦人了。另一方面，在紧靠着日德兰半岛的北石勒苏益格，丹麦族居民仍在人口中占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过一次公民投票，曾为此将石勒苏益格划分成南北两个投票区。结果，北区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投票赞成与丹麦重新合并，南区百分之七十九的人投票赞成仍属德国。据此，北石勒苏益格就从德国划归了丹麦，随同划过去的有三万名左右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而南石勒苏益格则仍留给德国，因此留下来的丹麦族少数民族大致也有三万人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有迹象表明南石勒苏益格居民的情绪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其程度也许被丹麦民族主义分子夸大了些），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当时丹麦和德国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别。不管怎么说，“南石勒苏益格协会”（当地专门为了支持同丹麦合并的运动而建立的一个组织）的会员人数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实有的丹麦族人口。
在丹麦国内，各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和共产党怀疑南石勒苏益格的亲丹麦情绪能否持久，他们认为，有关同丹麦重新合并的任何倡议都应由南石勒苏益格人自己提出，另一方面，农民党和大部分保守党人希望在最后缔结的对德和约中写上一条该地区应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规定。当丹麦政府向英国政府（它是德国这一地区的占领国当局）提出这个问题时，否认有修改边界或举行公民投票的任何愿望，甚至也不想交换少数民族。丹麦政府所要求的只是：给予该地区丹麦族居民一般公民权和民主权利的保证；尽速把三十万德国难民迁走；让南石勒苏益格有一个和荷尔斯泰因分开的行政管理机构。1946年10月至12月间举行谈判的结果是，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些意见。但是，由于丹麦首相克里斯坦森的态度，使事态复杂化了，因为他根据他自己的党的观点，继续公开鼓吹在南石勒苏益格举行公民投票，而这违背了丹麦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所表明的正式立场。这一事态终于使激进党人和以默勒为首的一部分保守党人撤回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于是，在下院．以八十八票对六十八票通过不信任案之后，政府宣告辞职（1947年10月）。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再次显示出它是一个最大的党，而且这一次它同意在其老盟友激进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一半席位，不再能在防务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已变得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向政府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意见了。
大战的一个后果是，防务不再成为党派间意见对立的问题，它已是除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都接受的一个原则。丹麦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德国战败和宰割，其帝国在这之后的若干年中被不断削弱以来，观点上变得愈来愈倾向于和平、中立而不好战了。在农民党极盛时期，它的纲领中很主要的一条就是主张废弃防务措施，而且后来在纲领中删去这一条曾是导致该党一部分人退党而另组激进党的原因之一。当时，激进党人变成了鼓吹中立，鼓吹和平主义，主张把国防力量缩减成为仅仅一支“边界警卫队”的最重要旗手；他们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执政党，却并没有因这一政策而遭受不幸的后果。而最终遭受这种后果的却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由于过分专心致力于国内政策，未能腾出多少时间来考虑防务问题，同时他们又需要激进党的支持来凑成执政所需的多数，因而听任激进党人去掌握和制定防务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斯塔乌宁政府在拒绝了瑞典提出的缔结“北欧公约”的建议之后，于1939年5月同意和德国签订一项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5月这项条约被德国撕毁之后，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最后几个月中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民愤，就落在联合执政各党派中为首的党社会民主党的头上——这一点在战后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中就反映了出来。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唯有保守党始终主张保持军队和国防而不使削弱。但是在战后，其他各主要政党——共产党总是除外——逐渐地也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因此，丹麦政府能够在不引起国内争执的情况下，先是接受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防务义务，后来又在1948…1949年间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防务条约谈判失败之后，决定同西方国家通力合作，共同防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