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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主管部门作出决策，总是要引起轩然大波。这次美方代表团从魁北克返回华盛顿，马上就爆发了一场风波。消息泄露出来了，舆论反应不利。
后来内阁的四人委员会复会讨论时，史汀生和赫尔联合起来反对摩根索，形成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面对着一片抗议声，总统否认他有把德国降为农业国的任何意图；他还告诉史汀生说，他不知道怎么会在魁北克协议中有关德国的这一段上签字的。他说：“准是不假思索就签了字。”他向另外一位官员承认：“他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正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他拒绝在四人委员会上处理这个僵持不下的难题，他说他不22 能容忍在自己的顾问中间存在这样严重的分歧。他还告诉赫尔说，他认为同英国人、俄国人进一步讨论如何处理德国工业的问题没有什么益处。他在9 月28 日指令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奥·T 克劳利负责协调美国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到10 月20 日，他又表示不喜欢“对于一个我们还未占领的国家拟订详细的计划”。民政司利用总统的这种态度，获得了他的指令，终止一切有关战后德国的规划工作，包括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的磋商，到1945 年4 月，才绕过这个指令所设置的障碍继续前进。
总统本人在下一次针对战后德国问题的发言倒是更加恰如其人。他在1944 年10 月21 日（正值竞逃运动之际）对外交政策协会的一次集会发表演说：至于说德国，这个播下了罪恶种于的悲剧性国家现在该要收到十倍的恶报了，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已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决不同纳粹的阴谋家打交道，决不再让他们对政府机构保留丝毫控制权，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我们将不容许他们保留一点点军事力量——或潜在的军事力量。
但是我相信，在各族人民当中毫无例外地都有探求真理的本能，都有正义感，都热爱和平——尽管在德国人当中，由于残暴政权的统治，这些东西可能被埋没了。对于上述信念，如果有一天我竟然丧失了希望甚至信心，那么我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
我们对德意志种族毫无责难之意，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上帝会对人类的任何一个种族作出永劫不复的判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有许许多多祖籍是德国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忠诚的公民。
对于德国所有那些应对这场人类浩劫直接负责的人们，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德国人民将不会遭到奴役——因为联合国家决不会从事贩卖奴隶的勾当。但是德国人有必要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在爱好和平和遵守法纪的各民族大家庭中重新赢得一席地位。在他们攀登这段艰难险阻的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要让他们有携带枪炮的累赘。我们希望给德园人永远解除这个负担。
然而难以弥补的损失已经造成。对于所有那些在华23 盛顿或其他地方倾向于实行“仁慈宽大的”和平的人，摩根索插曲是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警告。
总统对自己一度同意过的意见，是很容易再度接受的。鉴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遭到过极其严厉的谴责，愿意给自己招惹同样灾难的人便寥寥无几了。在此后两年内，面临政策抉择的美国人总是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而摒弃仁慈宽大的政策，只是由于英国人坚持反对立场，强硬政策才没有被完全采纳。
其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颁布的一○六七号绝密指令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摩根索插曲的影响，这个指令是1944 年冬从华盛顿发出的有关处理德国问题的一份规划性文件。美国推行占领政策的最初几个阶段实际上是受这个文件制约的。它虽在1945 年12 月曾被“加以说明”，但要到1947 年才正式撤销。这个文件不可避免地是总统四人委员会不同意见的折衷产物。这个文件定稿之后，吏汀生无疑是因为回顾自己曾经参与的这场斗争而认为它是一份“相当好的文件”，虽然在两年之后他认识到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消极文件”。每一个主张几乎都附有保留意见。没有规定采取“旨在恢复德国经济”的任何步骤——所采取的措施仅仅限于为将来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作出必要的准备或者防止疾病和骚乱而已，德国是“作为战败的敌国而予以占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占领“是为了防止德国再度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规定不采取步骤使德国的生活条件优于毗邻的任何一个联合国家的现有水平。占领当局对德国人的态度要“公正但又要坚定而冷淡”。“切不可”对德国人表示亲切友好。要实施彻底的非纳粹化纲领。大力强调有必要让德国行政机构负起最大限度的责任。但在德国要实行地方分权而并不予以肢解。虽然要实行“工业上的解除武装”，但在某些情况下要对重要工业部门实行监督管制，而并不予以撤销。
草拟指令是一回事，对指令取得一致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自从斯退丁纽斯接替赫尔担任国务卿以后，美国国务院的影响大为削弱，但它仍坚决反对指令中的大部24 分主张，在这点上似乎得到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支持。 1944 年12 月美国政府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指令送交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求他取得其他盟国司令官的同意；他回答说，他们显然是不会同意的。文件后来又送交欧洲咨询委员会审议，但在那儿同样是很少取得进展；实际上，据说国务院已指示怀南特对之不予支持。最后采取权宜之计，即只将指令发给美国部队，才把程序上的难题撇开了。这样一来，从技术上来说，在1945年7 月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解散以前，盟军最高司令官对所属美军有一套政策指示，对所属英军又有另一套指示，对所属法军则什么指示也没有。
同时，在雅尔塔，罗斯福总统又重新提出分割德国的见解，分割德国的方案本是上述指令所摒弃的几个方案之一。这次分割德国的意见差点儿就通过了；因为三位政治家似乎都趋向于采纳，只是在最后一分钟，丘吉尔提议应当首先授命三国外长去研究一下，提出确切的建议。“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关系到八千万人的命运，只用八十分钟来进行考虑是不够的。”三国外长又把这一问题移交给由艾登、怀南特和古谢夫（苏联驻伦敦大使）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去研究，出乎意料的是分割德国的意见从此就束之高阁了。
三国首脑同意把“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线以南部分和上西里西亚、奥得河以东部分”划归波兰，作为波兰东部丢失给苏联的领土的补偿。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下列要求：把波兰西部边界线沿奥得河延伸到同西尼斯河汇合处。最后英美苏三国政府首脑同意征求波兰政府的意见，并把最后决策国待缔结和约时解决。正如事变过程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处理公式并非毫无漏洞，而三国在赔偿问题上又滋生了误会。在雅尔塔会议上，苏方第一次正式提出赔偿问题，他们要求德国总共赔偿二百亿美元，其中苏联占有一半。其他盟国没有提出反建议，当英方坚决反对25 定出任何具体数字时，霍普金斯给总统递了一个条子说：“既然苏方在这次会上作出这样大的让步，我以为我们不应当让他们失望。如果英方不同意，就随他们的便。”于是就在莫斯科设立了由英美苏三方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负责研究出具体计划，以苏联提出的数字“作为初期研究时的讨论基础”。这是以掩盖分歧来达成协议的一种措辞。罗斯福还支持英方提出的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建议，至于其余方面，雅尔塔会议采纳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占领区划分的意见，这在魁北克会议上已经取得了协议。
会后发表的公报没有明白提到分割或赔偿的问题。公报强调了盟国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从军事上、经济上、精神上解除德国的武装；消除纳粹和军国主义的一切影响；惩办战犯；以及“协调一致地在德国采取其他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公报中还有一段大概是摘引自总统某次演说中的话：“毁灭德国的人民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只有在根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后，德国人才有希望过象样的日子，才能赢得国际大家庭一员的地位。”
总统回到美国以后，的确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语言为雅尔塔的决议辩护：。。无条件投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民的毁灭和被奴役。。。我们不愿意让德国人民挨饿或者成为世界上其余人的负担。我们处理德国问题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我建议另行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让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迟早都有机会进入这个组织。六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对所有的重要争端还不够熟悉，在就职后的最初几周内，主要夫心的是维持罗斯福的政策不变，所以在德国投降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对德国的态度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从上面有关美国对德政策演变过程的简要叙述中也可以看出某些特点。
美国人不是生性喜欢权宜之计的人，不是偏爱经过长期争论才最后接受决定的人。他们26 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急于“动手干”的那股劲头。北美洲大陆的幅员辽阔似乎诱使美国人好讲大话，思考问题好作“非黑即白”的结论。美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有充裕的条件进行无穷无尽的试验，这就使得美国人对研究细节缺乏耐心，对深思熟虑所必需的延搁忍受不了。美国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自然地使他们滋长自信，确认其制度尽善尽美。他们对科学方法的尊重使得他们相信，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加上必要的决心，都能够得到解决。美国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质外，还有反复无常的缺点，容易感情冲动，为一时一事的情绪所左右。按照美国人的舆论，很容易在制订政策时热情有余而认识不足，执行政策时则容易一往无前，不留余地。美国人坚持己见固然是热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实践中碰了壁，放弃己见也是非常迅速的。归根到底，美国公众的头脑极灵敏，但是在最后得出正确结论时不免要经过一系列左右摇摆，而这种摇摆暂时会使人大伤脑筋。
就德国问题而论，美国人的这类倾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很多的决策必得由一个人来掌握，而这个人行事容易流于机会主义，当时健康状况又每况愈下。美国人一向十分热衷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德国问题这样一个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学方法竟如此之少。对此，外界观察家实在感到惊异不已。自然，美国有许许多多德国问题专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他们在地位较低的岗位上从事研究工作，他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共同倾向（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册这个插曲所显示的那样），即主张采取温和的对德政策。但是当你从负责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上升的时候，光就转化为热，从上层掌握决策的一小群人所辐射出来的温度是鼓励采取严厉政策的。而总统本人的态度并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连总统也没有明确的指针，那么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稳定的政策了。
美国人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思想是：纳粹分子作恶多端，对他们必须采取严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世界的前途来说，美苏友谊至关重要（对英关系不适当地过于亲密可能会干扰美苏友谊）。所有这些指导思想都被视为信条，其正确性无需怀疑；虽然其中每一条都可以找到证据来说明其可行，但是实在没有理由说其中任何一条是以冷静研究一切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所以把每一条付诸实施时都可能证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毫不犹豫或毫无遗憾地对之进行更改。此外，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4—1945 年期间的对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议的少数人27 来拟订的。一旦其中死了几个，换了几个，就会由新的班子来掌权，从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
那股冲动的劲头和不稳定性不仅表现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国军队的传统，前线指挥官在战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较大的机动处置之权，作为军政府的首脑自然也享有这种权力。他们之所以担当这种职务是由于有将军头衔而非由于他们对德国或对政治有知识。所以在美国占领区内，各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