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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上发生战争，那么法国仍可希望从法波联盟中得到好处。如果由于现存的法波协定，法国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够稳住波兰，使它在德国攻击法国的情况下袭击德国的东面边界，那么希特勒厌恶同时在两线作战这一点，难道不也许可以阻止他在此刻进攻法国吗？
如果法国政府在此阶段真的指望把波兰的军事力量作为它在拚命寻求安全时的一份资产，那么它的疏于核查波兰军备的真实情况就益发令人吃惊了。据博内说，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缔结协定之后和战争爆发前夕，国防军参谋长甘末林将军就已告知法国政府，说波兰在德国的攻击下能够坚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面，甘末林在其回忆录中说，除非获得俄国的支援，波兰进行长期抵抗是不可想象的。不管甘末林可能或可能没有说过和想过些什么，法国政府肯定能够在任何时候从其军事顾问方面得出关于波兰军事弱点的准确判断。
博内没有能够从其军事顾问处认识到（而希特勒则能够从他自己的军事顾问处认识到），1939年的波兰是经不住和德国作战的，正象一个以猎枪武装起来的运动员不可能同经过训练的虎式坦克手作战一样，单就这一点来说，博内也未必能比张伯伦得到更多的宽恕。
对于意大利军事实力的估计，法国和英国政府也是完全离了谱，而希特勒则照样有着准确的情报。法国严肃地对待1938年11月30日意大利议会中大事张扬的意大利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认为这是意大利可能在不远的日子里进攻法国的先兆；如果意大利战斗部队的军事素质确实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获得的对法战略优势，那么法国对于意大利的占上风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内战中曾帮助轴心国的国家主义门徒们取得胜利的意大利军队，仍然没有撤离西班牙，因为他们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谅解条款；1939年4月又出现了谣传——虽未证实，但却扰乱了法国人心——说意大利军队非但没有撤离，反而还在增援。只要意大利在西班牙本土，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在它自己的领域撒丁、西西里和潘特莱里亚岛上保持着据点，它就控制了介乎法国本土和西北非的法国兵源之间的一些法国主要交通线。在德国从东北方面进攻法国的同时，意大利也可能一面从的黎波里塔里亚向突尼斯进攻，另一面又从西班牙一侧的比利牛斯山向法国本上进攻，法国是害怕出现这种局面的。法国对于意大利军队的骁勇和激昂所发生的错觉，是意大利的盟邦德国或者意大利人自己所从来不曾有过的（除了墨索里尼这个唯一的然而却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国对于想象中的意大利入侵危险所怀有的强烈恐惧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后法国人心理状态中非常有利于德国的一个因素。
这就是法国国民议会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辩论时的心理背景，而这场辩论是法国对德国在三天之前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击。辩论的基调是：回顾慕尼黑协定这一事件时个人之间相互进行指责所引起的怨恨和不顾一切，际此严重时刻，那些显要的法国政客还只是沉溺于彼此进行诋毁；达拉第在要求获得无限权力时所表现的不妥协态度；此外还有左派的乘虚而入（这个左派包括已陷于分裂的社会党左翼以及共产党人）。达拉第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在于利用国际危机这个机会，来为他在国内强制实行极权主义的政体铺平道路。达拉第直截了当地拒绝提出下列保证：如果他所要求的权力获得批准，他不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使议会休会，或者去解散共产党，或者去停止实施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制度。而社会党则全体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要求，以顾全表面上的团结，在这次投票中社会党的右翼违反他们的个人信念，也表示了同意，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法案也肯定会以大多数赞成票通过。最后，国民议会投票通过政府提出的权力要求——按照规定的期限，这一权力延续到1939年11月30日——赞成票是三百二十一票，反对票是二百六十四票。3月19日，参议院也照样行事，但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差距则给人以格外深刻的印象，前者是二百八十六票；后者是十七票。政府根据议会授权而制定的法令于3月20日公布于世。
法国政府在此关键时刻所作的姿态和所用的语言，也就照例是那些表明意志的力量和目的的明确的东西；但是法国的真实状况在下述两个场合中才格外如实地表现出来：一是国民议会于3月18日进行重大辩论时所发生的很不严肃的喧嚣，各对立党派相互敌视和猜疑的激烈程度在此暴露无遗；二是国民议会后来于3月20日通过的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的议案，这暴露了认为空言是有效的那种不可救药的信念。在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而加剧的欧洲危机中，一如在以慕尼黑协定为结局的前一危机中，法国表现了色厉内荏的迹象，因为它把两个西欧大国对德国新挑战作出迅速回击的领导责任让给了英国。
与法国不同，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的行动使英国发生了情绪的变化，按其最终的影响来说这是促使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败北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一有益的英国反应的扩大提高是太缓慢了，这对于极端危险局势所要求的迅速反应的强度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3月15日下午在威斯敏斯特下院举行的辩论，仍然没有引起首相和他的一般支持者觉察到——或者至少仍然能够使他们闭着眼睛不去看那事实——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他已破坏了英国政府的慕尼黑政策。然而，下院的辩论表明，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们马上认识到慕尼黑政策已破产，而这班人到此时为止是继续支持张伯伦而不愿追随艾登下野的。3月17日首相在伯明翰的演说是向举世宣告，在他进一步思考之后，他对时局的认识已和他的党内更加机警的议员们两天之前的看法取得一致了；因此，这就等于说，以首相为首的议会和国家故意地向德国公开宣告：英国现在将要投身致力于阻断德国的侵略道路了。
首相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发言——他的一些支持者以迹近滑稽的浮夸语言给予附和——仿佛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件没有使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似的。言外之意是，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应受到的申斥，要比英国议会反对党应受到的为小，因为反对党利用那个事件来攻击政府，大弹其“我们早就告诉你们，事情必将如此”的老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是由于它的“内部分裂”；致命的打击是来自斯洛伐克议会的宣告斯洛伐克独立；既然这一情况已“消除”了英国政府应保证慕尼黑协定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那种局势，政府自然不能“使自己再受这一义务的束缚”，虽然在斯洛伐克议会做出分裂自己的活动之前，英国政府感到“对捷克斯洛伐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应把这一保证视为”已经“生效”。虽然张伯伦不能够“相信现在发生的这类性质的任何事情是在签署慕尼黑协定时被任何一个签字国仔细考虑过的”，但他今天不愿把自己同对不履行保证的任何指责联系起来。他应当“极度遗憾”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但他却辩护说，“让我们不要由于那个原因而偏离我们的路线”。
既然英国的第一个问题是，保守党的政策路线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转变，在这个确实是“重大辩论”中的突出事件，就是艾登所作的极其清晰而又措辞温和的演说，当时的西南哈尔市议员理查德·劳也以更为强烈但同样仔细推敲过的措辞发表演说，加以附和。
艾登回顾了那些下院议员的信念，他们在慕尼黑事件之后“非常勉强地”“认识到，我们除了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外，一无所获，在这个喘息的末了，又会以类似的方式把更多的要求强加于我们”。他从《我的奋斗》中引用了一段话，这是关于如何以审慎斟酌过的、连续不断的次数，将得胜者的条件强加于战败的（和具有失败主义思想的）人民的手法的一段。他最后号召起来行动：
我深信如果让目前在欧洲实行的做法不加制止地继续下去，我们就是在直接走向无政府状态，走向将要包括我们全体在内的一次全世界大悲剧。……我也深信不可能有比下述这种认识更大的（对和平的）贡献了：现在由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这个欧洲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已经决心团结起来并作出努力，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努力。……这不仅仅是一件政党政治的事。于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检查，因为我们必须检查，我们在欧洲所面临的新的军事和战略态势；要同和我们具有一样想法的所有国家进行磋商，不管它们的位置在哪里，它们是哪些国家以及它们是什么肤色；同那些国家讨论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和我们应在哪里站定脚跟；在决定了那些问题后还要立刻同它们一道制订实行我们的决定的军事计划。
在这场辩论中，他们的发言虽然表明艾登和张伯伦两人在关键性的政策和行动问题上仍然意见相左，各走极端，但在首相本来毫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演说中，却对希特勒目标方面的一个不祥的新情况有了令人可喜的认识，希特勒的这一新情况也引起了艾登的注意。虽然张伯伦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使自己也得出艾登的结论，赞成英国的政策来一个相应的改变，但论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它不可能不在保守党人（包括首相）的心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对于他和艾登两人演说中的这一共同点，张伯伦是这样说的：
迄今为止德国政府为它扩张军事控制地区辩护所提出的论点是，它只不过是将毗邻地区的广大日耳曼族人民并入德国。现在是第一次他们正在对居住着与德国并无种族联系的人民的领土实行军事占领。这些事件不可能不成为扰乱国际局势的一个原因。它们势必要使信任受到沉重的打击。
这一打击对首相本人的思想所迟迟产生的影响，戏剧性地暴露在3月17日（他七十诞辰的前夕）他于伯明翰发表的演说中，当时他明确表明要改正一种误解，即因为15日他发言“温和”，所以他和他的同僚“感触并不强烈”。在这第二次演说中，张伯伦开始是回顾慕尼黑危机期间希特勒一再向他作出的个人保证：“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奢望，他无意将非日耳曼族的其他民族并入德国人民之内”。张伯伦又引了“有希特勒签字”的慕尼黑协定中的一段文字，它宣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疆界的最后决定”“将由国际委员会落实”。接着他以毫不含糊的新的口气宣称，对希特勒已失去信任，并对他发出警告：
这些事件在本周又怎能同这些保证符合起来呢？……这种“没有进一步领土奢望”的宣言已成了什么呢？“我们不要捷克人归并德国”的保证已成了什么呢？……对于同一个来源的任何其他保证还能有什么信任可言呢？……这是一桩旧的冒险的结束呢，还是一桩新的冒险的开端？这是对一个小国的最后一次进攻呢，还是其他的将跟着而来？事实上这是不是朝着企图以武力统治世界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了和平，我几乎可以牺牲任何东西，但是有一样我必须把它排除在外，那就是我们已享有了数百年的自由，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的。……我们竟会碰到这样一种挑战，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再没有比下面这种想法会造成更大的错误了：因为它相信战争是愚蠢的和残酷的事，这个国家就此失去了它的骨气，从而当那种挑战一旦出现时，它也就不会竭尽全力去参加抵抗了。
在1939年3月17日对希特勒发出这一警告之后，张伯伦没有等待希特勒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就先采取他自己的行动了。3月18日，英国政府询问法国和俄国政府，如果希特勒无缘无故地向罗马尼亚发动进攻，它们怎么办？3月30日，英国向波兰提出维护其独立的保证。因此，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后的十五天之内，英国就采取了遏制希特勒侵略之路的立场。
1939年3月张伯伦政府采取的、为了抵抗侵略而将英国置于极端危险之下的决定，如果当时的政府和人民能与十五个月以后他们所表现的同样目光锐利和全力以赴的话，那就很可能成为在联合王国历史上与后来那一次的决定同样光荣的事，那后一次是丘吉尔政府在1940年6月作出的，不顾对方显然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决不投降的决定。然而在介乎这两个时间之间的一段时期，政府和人民的行动表明，希特勒的破坏慕尼黑协定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