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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不过几分钟的飞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间则有许多里格和许多世纪的距离。对于一位从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战争那段时间每年定期访问德国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换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恼，犹如飞机升降时因高度突然变化而在肉体上感到的痛苦。这的确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经历；因为，虽说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时升时沉，但它以前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从未被一条象1933年在德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之间出现的那样既深且广的鸿沟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读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国内幕，比起当日张伯伦及其同僚所晓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国人以外的人们仍然很难理解，一个继承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伟大的西方人民，怎么会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从而成为他们罪恶企图的工具。这个问题对于张伯伦及其同僚来说，不仅是很难解释，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的没有能力或不愿面对事实这方面，他们倒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的代表。在那关系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间，英国政治家中除丘吉尔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无保留或毫无犹豫地准备对之采取行动的意志力。
如果英国“核心内阁”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英国的力量。这也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党人的习性；因为自由党人虽然良心上厌恶英国传统性的利用其力量来进行侵略活动，但也并未削弱他们所抱有的传统性的英国人信心——即相信这支力量能够有效地被用来作为一种在国际关系中维持法律和正当的统治的制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间，当张伯伦等人听到俄德条约的消息时，那个“核心内阁”似乎相信，英国这只狮子只要用它的前脚爪站立起来和扬起它的鬃毛就可以制止希特勒，并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个牺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况还可以联合整个英联邦一起行动，以代替英国独自的努力；过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强的英国力量有制止希特勒的效力，这或许就是在英国和德国互相竞争以使其他欧洲国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联合王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关键所在。“至于……有人提出批评，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那么我们能向波兰提供的就更少了；答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成为威慑力量的是一场有英国参加的世界大战而不是局部性的英国援助。”如果英国力量特别强大，能以一当十，那么盟国就是多余的了；那个“核心内阁”相信，依靠英国自身的资源，他们已掌握了充分的潜力，足以制止德国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制止它就击败它。这种信念可能已使他们排除了必须运用“强权政治”的想法，因为他们在良心上是厌恶强权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间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去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联盟来抵制希特勒，而只是为道德原则辩护，那么他们政策中本来无法解释的许多东西现在是可以得到解释了。
他们当时支持的原则是尊重国际事务中的法治，尊重弱国的权利，就象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讲的那样：
如果你的最后一着是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去冒生命危险，那么除非这种事业能够感动他们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质，否则他们是决不愿意为它去牺牲的。我已尽力想说清楚，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我们的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小国的权利不应该被强国撇在一边，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武力不应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协商不应该被强制所凌驾或压倒。
这一表明英国“核心内阁”信念的声明是权威性的。它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当时很快地就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以保证，而这些国家和英国的结盟只能成为英国的负担，而不是它的资产；在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不愿用大力去争取和俄国结盟。前面有一节已经指出，在谋求苏联和西方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谅解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困难。在西方国家这一边，对于苏联政府的性质和意图存在着很有根据的疑虑，对于苏联的军事实力则存在着没有根据的低估。但是破坏苏联和西方各国结成反对德国侵略的军事同盟的障碍，是英国政府的不愿意参与压制处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即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1939年3月17日之后英国寻求和俄国结盟的目的，并不在于保证英国自身不被德国攻击、打败和征服。直到法国沦陷为止，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维护哈利法克斯在4月19日所阐明的原则，以反对德国方面的进一步侵略。如果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这个原则而谋求得到俄国的支持来反对德国，结果反而使俄国在胁迫尚未成为德国的牺牲品的一些小国方面有了行动的自由，从而使得英国成为俄国的帮凶，那么英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看起来，也会是显得愚蠢可笑和信誉扫地的。
西方大国虽然对于苏联的潜在军事实力知道得很少，但它们对于波兰的无力抵御德国则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无论如何，英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们早已毫不拖延地告诉它：如果波兰和德国发生战争，那么波兰军人的勇敢丝毫也不能抵御在机械化装备方面占压倒优势的德国军队。然而英国政府当时在欧洲承担义务时，它并不是根据军事实力来思索问题的。它是从原则方面来考虑的。当它把捷克斯洛伐克赶入狼群时，它就牺牲了这个原则以冀获得世界和平。在1939年3月15日到17日之间，英国政府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它再要牺牲任何其他小国，不管是奉献给德国或者俄国或者任何其他有侵略野心的大国，那么英国荣誉的进一步丧失和国际道义事业的进一步受损害，都不能从和平事业的任何成就取得补偿，因此它决心要向似乎很可能成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心目中下一次侵略对象的三个小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英国政府知道，在军事上估计，这三个国家——还有土耳其——只是小卒子，而不是王后。但是它拣这些小国出来不是作为盟国，而是当巡边员，让它们记录下德国进一步越出法律和规矩的任何活动；而就扮演巡边员的角色来说，一个小卒和一个王后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
如果在1939年成为一项英国保证的接受国是合乎需要的话，那么波兰获得一系列保证中的这一首次保证，更是一件分外幸运的事；因为英国在1939年援助波兰，并不象前一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有理由。在这个时候，英国对波兰所负的道义责任已达到最低点，这是由于波兰接连三次强行利用了这种道义责任，已把它消耗殆尽。第一次是1920年10月9日波兰以一次军事上的突击夺取了维尔纽斯，由于这是一个会员国首次对国际联盟进行这类性质的打击而在历史上出了名。第二次强行利用英国的道义责任，是在1920年到1921年的时候波兰不顾英国的警告和抗议，坚持要把里加线作为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第三次则是最近波兰在慕尼黑危机时期干的，当时它帮了德国的大忙，它卑鄙到甚至乘此机会获取少量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块赃物。如果决定性的考虑是波兰的道义要求，而非英国的政治原则，那么英国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任何时候只要可能都可以自由地去争取苏联作为它的盟国，即使这意味着将波兰抛弃于危难之中。
人们会发现，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的欧洲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设想上的，即英国用不着为自己担忧什么，它仍然拥有自命为欧洲主宰者的势力，而所付的代价极低，只不过是发出它的命令：“我们不想打，但是，哼，要是我们想打……”。对于英国首相的这一信念，当时他的大多数同胞或许抱有同感；但是，在他之前一代的前任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英国力量的优势已今非昔比，所以他们在1902年同日本建立同盟，在1904年和1907年又分别同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从而保护英国战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对他们的祖国来说是很幸运的。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前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为止，英国的确是欧洲的主宰者。不过从1815年到1914年的这百年过程中，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欧洲和世界的力量对比都已经转向对英国不利；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成为世界主宰者的已经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了，因为前者有能力在工业时代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39年，英国在决心抵制德国的扩张方面，除了有一个当时已不堪依靠的法国外，别无大的盟国，因此它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是超出了它当时的力量的。
英国没有能力承担那个最后由美国再第二度担负的任务这个事实，当英国一接触到要向抵御德国进一步侵略的共同阵线中那些现有的或未来的伙伴们提供的物质援助的数量问题时，就立刻暴露出来。接着就证明了，不管1878年的事实是怎样，在1939年英国既无所需要的人力又无所需要的财力来使它成为欧洲的主宰者。土耳其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对于英国向他们提供的贷款、武器和其他供应物资的为数之少，都感到沮丧。毫无疑问，英国有力量提供更大的数量。白厅的财政部压缩了这些数额，仿佛它是在同街对面的一个内政“花钱部门”讨价还价似的，而没有认识到其实它已投身于一场为了国家生存的殊死斗争。张伯伦也支持财政部，或者至少他没有对它进行指示，因为他确信“照常办事”的政策，除了他本人和他所熟悉的商界感到惬意外，对国家利益也是相宜的。诚然有人可以争辩说，如果战争来临，它很可能会采取在经济持久力方面进行一场竞赛的形式。但是英国的这种说法对于东欧的一些国家来说，只是一种徒增烦恼的慰藉，因为远在提供保证的英伦岛国的经济资源耗竭以前，它们很可能已被德国军队所占领了。在下一阶段，当英国又必须办理同样的事，开出英国可能向共同事业提供的物质捐助的清单，但对方已不是贝克或加芬库而是斯大林时，英国提议在对德战争中它要投入法国战线的是为数少得可怜的几个师的兵力，这种情况的揭露，不仅可以帮助说明斯大林在1939年8月23至24日同希特勒所作的交易，而且也能帮助说明斯大林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态度。
上面考查过的那些错误观念和错误判断，也很能说明英国从1939年3且17日到1940年夏天期间在张伯伦的领导下所遭受的灾难。然而，如果说张伯伦及其同僚差一点把他们的国家带入绝境，责任则不能只由他们承担，再则也得到了补偿，他们的国家为此还要感激他们。反对党工党应分担责任，因为它虽说一直在要求采取更富于战斗性的姿态来反抗希特勒，但它仍在使张伯伦的慢似牛步的重整军备运动更加迟缓。英国从张伯伦的政策所招致的令人震惊的危险中得到的补偿，是免除了承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罪责。1939年9月10日张伯伦在致其姊姊的函中写道：“未能保卫住和平当然是一件令人伤心的失望事情，但我知道我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已使举世确信，这完全不能归罪于我们方面。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对的，这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巨大力量，而德国人则不可能有这种意识。”
曾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的“战罪”谁属的争论，此时已不可能再度出现了；如果希特勒将黑旗升到德国的桅顶，那么张伯伦就在该处揭露它。英国这样来辩白其清白无辜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这个代价或许已无法再低了。然而判定清白无辜并不能同时开释责任；因此仍然应该问一问：如果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1931年9月18…19日到张伯伦对德宣战的1939年9月3日这一期间，掌握英国政策的是丘吉尔而不是鲍德温和张伯伦，那么英国的治国之才能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呢？是不是英国的政治家有能力去阻止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仅仅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希特勒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这在事后看来似乎是明显的。如果希特勒最终遇到了西欧列强和俄国的防御联盟，他是否能被遏制住呢？如果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