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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辖区小于柏林，再加上存在着一个共管区，因而更产生了一种情况，即市内四国管制区的界线并不象在柏林那样划得很严格。四国占领军和奥地利人本身从一个管制区进入另一个管制区从未遭到控制，尽管实际上其他三个占领国的成员为谨慎起见，特别在夜间，并不无限制地进入苏联管制区。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本来住在苏管区的维也纳人，一有可能，就及早采取措施，搬到西方管制区内居住了。把不同的地区划给不同的国家来管制，特别在占领初期，有碍于经济情况恢复正常，这也是事实。有那么一件事记录在卷，1945 年底法国军政府坚持需要一张许可证，使马里亚希尔费尔街一边法管区的货物能够送到那一边的美管区。然而，在这些保留意见得到适当考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从占领一开始，维也纳的统一实质上就保持下来了。
占领区之间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占领初期的几个月内，安全检查也许是造成占领区之间壁垒森严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占领区成为重要的纳粹分子或战争罪犯的避难所。而且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匮乏也使占领国和奥地利的地区当局不愿意让货物离开其控制范围。如果他们确信这样外流的货物会用于奥地利本国的话，他们也许不至于会过分犹豫。
但不合理的情况是，早期对奥地利的边界，特别是对东部边界的控制，反而不如控制国内占领区界线那样严格。例如，在奥地利南部和东部，有好多星期不能宣布肉食的定量，因为牛羊群都散布在美国和法国的占领区内。其结果是各占领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实际上在发展其单独的经济实体。这种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幅员更广阔的德国，如果说这在德国造成了用难和反常状态的话，那末对一个疆域还抵不上德国一个占领区的国家来说，这简直要导致一种悲惨的荒谬现象了。
规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奥委员会象人们把望远镜倒过来看管制委员会那样，这一点也许已经说得够多了。但这两个委员会之间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差别，是由于前面已提过的第二个因素，即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
德国是被战败的。而奥地利，至少从官方来说，是被解放的。即使奥地利人可以歪曲地说：“我们战败了，还可以活下去；可是让老天爷保佑我们不要再来一次解放吧”，但差别就在于奥地利人从一开始并不被视为要加以管制的过去的敌人，而是被看做要给以帮助的朋友。确实，在占领之初，如果希望无保留地采取这种友好态度，刀是不能兑现的理想。首先，态度之不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四大国间情况之各异。俄国人不管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什么官方意见，就一般士兵而言，很少表现出令人心悦诚服的友谊，而他们带来的那种赠品却被认为莫名其妙，这也许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个人方面，他们被禁止和奥地利人建立密切关系，即使有时不顾禁令，或多或少地和奥地利人建立起正常关系，也很可能突然中断，或有时生硬地宣告结束。法国人在某个时期内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奥地利人和前不久压迫法国的敌人操同样语言。在盟国对奥委员会还没开始行使权力的过渡时期，法国人在其占领区内所遵循的政策并不是严格地始终符合通告牌上的精神的，虽然从德国法占区到奥地利法占区去的旅客总会看到通告牌上写着“这里是友好的国家奥地利”。法国人对本国所遭受的战争破坏满怀惨痛的经历，无怪乎他们在完全控制其占领区后，有那么一个时期对美国要把蒂罗尔的战争工业转变为有利于奥地利经济的和平工业这项政策颠倒过来，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他们无法从本国取得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怪乎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仰仗国外，从而消耗了供应奥地利居民的本来不足的粮食。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有一段时期不愿意给予奥地利政治党派和报刊以许多自由，不肯贸然停止那种拆除工厂设备运回法国的做法，这也不足为怪。在这种情况下，法方在许多问题上很自然地对苏方的态度比其他西方国家较少地表示不满了。有一个时期在讨论清除纳粹影响时，总是发现法国代表和苏联代表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法方在四国谈判时则以东西方的调解人自居，以弥补它本身比较缺乏政治力量的缺点，但它这样做却能为达成妥协性解决办法作出可贵的贡献。要它不再充当这种角色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站在其他两个西方盟国那边，这只能是逐步的。
至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尽管他们最愿意看到奥地利人的优点和长处，但如果他们对许多奥地利人曾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到底，而且有些人还正式列入战犯名单这件事一下子就淡忘了，那么他们简直是有乖人性。在占领的最初几周内，美占区和英占区都禁止和奥地利人友好。这一禁令的取消，在美占区约为7 月底，在英占区则稍微早一点，原因是6 月29 日丘吉尔给了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份具有特色的备忘录。此外，当三个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的时候，关于苏军暴行的传闻充斥于耳。过一些时候，他们才明白那些传闻有许多是确有其事的，并非象他们起初所想的那样，以为有人希望破坏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忠实地照搬戈培尔之流的宣传。
然而，这些保留态度都是暂时的。盟国对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毕竟要区别对待，这是根本的。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它意味着猜疑较少，神经紧张较轻，任意使用强权的诱惑力较弱，对人类苦难自然而然产生同情的抑制力较小。它也意味着总的看来，在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务方面，奥地利人一开始就受到了鼓励。如前所述，甚至在盟国到达之前，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新的管理体制的核心。尽管俄同士兵有过种种不正当的举止，尽管俄国人对奥地利有组织地进行过掠夺，但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而且允许这个政府在苏联控制区范围内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在其他占领区内，三个西方盟国都通过自己的若干方式而且比别人更早一点允许在州一级基础上成立临时行政管理机构，并且采取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来进行工作的原则。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使占领国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关系比同时期的德国情况要好得多。
还有一点是战争破坏的相对程度。奥地利的伤亡人数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死亡或失踪者估计为三十五万人，伤十七万人；1945 年底有数以万计的人仍然是战俘，大多数在苏联。这对总数只有七百万的人口来说，遭到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空袭与战争的破坏，奥地利也未能幸免。德国人在林茨建立了一个重工业的联合企业；在兰斯霍芬有一个制铝厂；德国梅塞施密特垄断组织在维也纳新城有一个重要的飞机工厂。这些目标和其他工业目标都遭到猛烈的轰炸——在维也纳新城，经过联合轰炸和最后几次战役，只有十八所房屋完好无损，城内人口从1944 年的四万五千人减至1945 年4 月的八百六十人。在维也纳市内，许多地方的街道上瓦砾成堆；街灯荡然无存；运输缓慢得犹如涓滴细流。然而，按比例来算，这种破坏程度还不如德国之巨大，因为德国的工业城市是既大又多。在相当多的奥地利农村地区，村庄和小市镇实际上还完整地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奥地利西部的一些地区，甚至可以说从未发生过战争。无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委员会开展初步工作，比在德国面临的相应任务要轻松得多了。
最后，如果加以比较，谁都知道，奥地利人民和德国人民在性格上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我们假定奥地利不是被解放而是战败的，这种性格也一定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把性格一般化了，那是很危险的。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西部的居民之间，他们的性格区别也许不太明显。但从总的看来，区别是仍然存在的。奥地利人具有这么一种特性，他们的敌人称之为懒懒散散，不负责任，他们的朋友则称之为快快活活，宽恕容忍，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悲惨。这种特性是“摇摇欲坠的帝国”互让互谅的产物，是奥地利人处于欧洲的一个十字路口的产物，是他们相对地接近地中海的古老文明的产物。这种特性具体表现在他们偏爱莫扎特的轻松愉快的喜剧作品，而不喜欢瓦格纳的宏伟的英雄乐章。盟国对奥委员会的成员完全不受此种性格的潜移默化和息怒消疑的影响者，确实是寥寥无几。
第二节 政治发展
（一）1945 年的选举
在9 月11 日盟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盟国对德政策和对奥政策的总区别，已如前述，由委员会的声明加以阐明了，声明说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创造条件。9 月20 日，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对此继续加以研究，一致同意伦纳提出的邀请西部诸州代表来维也纳开会的建议。西方各国的成员，特别是英方成员，迄今为止以临时政府无充分代表性为理由一直未予承认，而伦纳也同他们一样，急于要消除这种反对的理由。
伦纳建议的会议于9 月24 日至26 日在黑伦街下奥地利州议会召开。 其结果是实际上扩大了临时政府，因320 为增添了来自各州的人民党新部长。这些新部长中有外交部长格鲁贝尔，他是蒂罗尔州临时政府的州长；有一个负责财产管理的国务部长，还有几个副部长。会议还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西方盟国对于共产党人弗朗茨·霍纳担任内务部长一直有点耿耿于怀，伦纳也意识到西部诸州都有类似的不安。为了照顾西部诸州和西方盟国的情绪，会议建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来监督普选的安排和控制警察。这个委员会由人民党成员两名、社会党人两名和共产党人一名组成。其次，会议建议11 月份举行大选。这些措施大有助于消除西方盟国的忧虑。10 月1 日，盟国委员会同意向四国政府建议把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并给予有条件的承认。但在10 月20 日的第六次会议上，委员会对此通过正式决议，重申盟国委员会是奥地利的最高权力机构，临时政府可以把它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利，但必须置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全面指导之下。会议还规定大选应不迟于1945 年12 月31 日举行，并授权临时政府通过适用于全奥地利的法律，其条件是这些法律要经过盟国委员会批准，并不得与军政府的法律相抵触。
联合声明的和谐调子为第二天苏联政府的行动所破坏了：苏联政府单方面通知奥地利临时政府，说它决定完全承认该政府并互派大使。但从其后两个月的情况来看，西方的忧虑好象又一次证明是被夸大了。7 月份又召开了两次州会议，起草了举行选举的建议，包括剥夺纳粹分子选举权的规定。
这些建议得到了临时政府的同意和盟国委员会的批准。11 月25 日，奥地利全国开展中央议会和州议会的选举。
投票是经过精心筹备的。它是在山区冬季雪封之前举行的。尽可能在大黑前收齐票箱，计算选票。如前所述，监督工作由各党派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然而，选321 举自始至终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也没有任何关于徇私舞弊的指控，这一事实是令人可惊可佩的。不应忘记，自1930 年以后，奥地利人民没有参加过普选，而当时的国内局势也决不是稳定的；褫夺纳粹分子的公权自然要产生一种不满的因素；对选举的实际监督是由缺乏经验、尚未完全组织好的警察执行的。可是，在西方人看来，最令人惊奇的是，在苏占区内没有任何干涉，那里的公民到投票场去投票，享有与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同样的自由。
投票率是很高的——为应参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四。右翼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一百六十五席中的八十五席。社会党人获得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中的七十六席。共产党人获得百分之五的选票和国民议会中的四席。选举结果有趣地证明，尽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两次大战间的党派先后在陶尔斐斯、许士尼格以及纳粹的独裁统治之下遭受压制而销声匿迹，但奥地利人的政治忠诚还是坚持不衰。和第一共和国的初期一样，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农村地区主要是投人民党的票，而城镇则投社会党人的票。但与1934 年前那段时期比较，社会党人已经改善了他们的地位。在维也纳本市，选民的大部分逃票是集中的，社会党人赢得的选票不少于百分之五十七，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证明除因斯布鲁克外，各州首府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