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总的说来，美国在中东的观察家，由于对中东问题所抱的超然态度，比之更直接陷入到中东问题之内的英国，更加意识到为了适应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有调整其政策的必要。但是正当英国面对其自身的实力日渐削弱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而畏缩不前的时候，美国在巴勒斯坦、波斯以及以后在埃及所进行的干涉行动的结果，却促使中东的民族主义进一步打击了英国的威信；当时美国还没有取英国而代之的准备（除了在希腊和土耳其以外），而其对中东所提供的东西在实质上也没有超过技术和财政上的援助，而且接受这类援助也不要求受援国承担任何义务。结果是这种“权力的真空状态”扩大到了整个的地区；在冷战的气氛下，它威胁着四方所谓的全球性安全的构想，并在1952年引起了“肥沃新月”中一系列政治上的动乱。
第二编 土耳其、波斯和苏联
第一章 土耳其
第一节 从“神经战”到杜鲁门主义，1945—1947年本《概览》前面一卷中曾以一部分篇幅追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土关系的经过，并继续写到1945年3月19日苏联政府致土耳其政府的照会为止。
该照会说，士苏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即将满期）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而需作“重大的修改”。按照战后情况，作某些调整其实是很自然的；但是在6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如缔结一项新的条约，则应允许他们在黑海海峡建立一个基地，除俄国和土耳其外，该海峡对一切国家的军舰均不开放，并要求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俄国在1877—1878年的战争中曾将该两地并入外高加索，并于1921年重新割让给土耳其）。安卡拉电台说，苏联政府也曾要求成立一个更民主和更有代议制性质的土耳其政府，并声称作为交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报酬，土耳其应从叙利亚收回阿勒颇城及其铁路枢纽站。在此期间，苏军机关报《红星报》抓住了土耳其政论家的抗议——即土耳其不能牺牲其独立和荣誉以博取俄国的友谊，而且也不希望象巴尔干一些国家那样布尔什维克化一谴责他们利用苏联与英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希望因而发生一场新的战争。最后还威胁着说：“这种疯狂的见解有可能产生令人最不愉快的后果。”
7月10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哈桑·萨卡在其参加旧金山会议后的归国途中，在伦敦停了下来，与艾登讨论苏联的要求。第二天，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即目前黑海海峡制度所依据的公约，是一个多边协定，因此，它不能单独由土耳其和苏联来作出修改。与此同时，土耳其官方的安纳托利亚通讯社否认“外国谣传”，申明土耳其没有收复阿勒颇地区的任何打算；但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立即宣称，他们支持叙利亚收复亚历山大勒塔（哈塔伊）州的民族要求。委任统治国法国曾把该州于1939年割让给土耳其。
很显然，蒙特勒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所规定的在战时禁止通过海峡的限制，对苏联已不再能维持下去。
7月17日，在有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参加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首先发言说，英国愿意参加一个保证苏联海军和商船自由使用海峡的新的协定；但关于苏联在海峡建立基地和对卡尔斯与阿尔达汉的要求，他却极力主张，土耳其应不必“过分担心”。据说，斯大林作了回答说，这些要求中的第一个要求是基于土耳其太弱，不能有效地保证自由通航的权利——这无疑是同苏联指责的、土耳其在战时曾允许轴心国的海军舰只通过海峡一事有关。
杜鲁门把海峡问题与欧洲内陆国际水道（诸如多瑙河问题）联系起来，并提出自由和不受限制通航的建议，但斯大林拒绝讨论此事。也不同意在发表的公报中有任何提及此事之处。三国政府只同意（见于该会议议定书的一项条款中，而该项条款在1947年前始终未曾发表）蒙特勒公约“由于其不适合现状”，应加以修改，以及三国政府中每一政府应与土耳其政府进行直接会谈。
看来，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收复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的要求，是从两个方面出发的：一是恢复到1921年以前的原状，二是俄国有权享有一个更巩固的边界，作为它与土耳其缔结一项新条约的代价。
这种要求受到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亚美尼亚人团体的支持，而他们所宣布的归还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宣言则曾受到苏联的广泛宣传。来自世界各国的亚美尼亚教派的主教和大主教们，在1945年6月曾应邀赴苏维埃亚美尼亚，去选举一位埃奇米阿德津的亚美尼亚教长（大主教）；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这项职务早已被废除。新的亚美尼亚教长要求“被土耳其强行夺去的土地应从它手中拿出来，退还给已加入苏维埃亚美尼亚的合法原主”，这一要求是与12月2日莫斯科人民委员会所公布的决议一道发表的，该决议声称正在作好准备以接纳被驱逐出境而希望回到苏维埃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总理说“没有一个亚美尼亚人”在那些地区生活，并据以驳斥苏维埃亚美尼亚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要求；一位苏联政论家反驳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放逐亚美尼亚人之前，仅在卡尔斯地区就曾有近十万人在那里居住，并自以为是地说道：“在国际法的记录中，从来没有犯杀尽当地居民一事作为杀人者有权占有被杀者的土地之理由。”然而，正如早在十四年以前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1914至1921年之间，“亚美尼亚民族的大部分被屠杀和被消灭”是从十六世纪末以来，俄国、奥斯曼和波斯帝国之间对高加索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居民所进行的一种“阴谋、煽动和引诱同反阴谋和屠杀的游戏”的。“合乎逻辑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而后来一位记者注意到，彻尔克斯族的穆斯林，在他们对俄国的吞并所进行的抵抗终于在1864年被打垮之后，被屠杀或者放逐的人数，与五十年以后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难的亚美尼亚人的人数几乎相等。
1945年11月2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递交了一份美国政府对海峡有所建议的照会。该建议企图让海峡主权完全归于土耳其人手中：与此同时。与蒙特勒公约相比，对黑海海峡国家也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海峡国家的军舰（象一切国家的商船一样）在任何时候都能在海峡自由通航，而不受战时的限制；反之，其他国家的军舰将禁止通航，但，在共同议定的和平时期吨收限额以内的，或者经黑海国家的特许的，或者征得联合国当局同意的，仍可通航。11月21日，英国大使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支持美、国建议，但同时说明蒙特勒公约的修改并非当务之急。12月5日，土耳其总理秀克留·萨拉若卢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的政府接受美国建议作为进行讨论的一个基础，在三个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发表其意见后，将提出：自己的建议；美国参加修改蒙特勒公约的会议，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12月27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该报驻土耳其记者所写的报道，该报道可以被认作是半官方“授意的”。它评述说，假定在土耳其与苏联交战的情况下，美国所提出的黑海国家的军舰在“任何时候”应自由使用海峡的建议，将使土耳真的地位“无法防守，荒唐可笑”；在那种情况下，难道会期望其他缔约国迫使土耳其对俄国军舰保持海峡开放吗？何况美国的建议是否能满足苏联政府的要求，也使人大为怀疑，因为后者的要求是：只有在取得海峡上永久性或暂时性的防御基地时，苏联才能应付由于土耳其的弱点渐出现的那种可能情况，才能应付土耳其默许侵略者反苏的那种可能情况。但是，这一要求不管其提出的形式何等婉转，肯定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主权的侵犯而遭到断然的拒绝。
最近，土耳其政府由于限制民主自由而受到来自本国以及苏联集团的不友好宣传的尖锐批评。这种对民主自由的限制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一个遗留物，而在阿塔图克的一党制政权统治下并未完全被取消，或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实行紧急措施而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了。早在1945年11月，土耳其政府就曾废除了严厉限制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法律。然而，这就鼓励了伊斯坦布尔许多新的出版物采取的路线带上了苏联宣传的味道；例如，有一家报纸要求知道土耳其是否已经变成了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土耳其政府反对这种对其加强1939年英土同盟政策的含蓄的批评，并继续重视民族的团结，这就不能与受到内战威胁的希腊和波斯同日而语了。但是，如果重新制定出版法，只会使他们遭受苏联反土宣传的另一次正面的攻击。因此，土耳其国会的许多代表，煽动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去领导12月4日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袭击了那些敢于提出这类问题的出版物的办公室和印刷厂，以及被断定是亲苏的两家书店。
苏土彼此互不客气的照会和宣传接踵而来，土耳其官方叙述说，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民主的”土耳其青年“自发组织的”，但这活却遭到莫斯科电台的回击，后者宣称土耳其成了“希姆莱和戈培尔民主的一个忠实的翻版”。
两周以后（12月20日，当“三强”的外长们在莫斯科会晤时），莫斯科报纸和电台转载并广播了由两位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在第比利斯的一家报纸上所写的一封信，要求把大片地方归还给（苏维埃）格鲁吉亚，即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沿海地区（西至离今苏上边界一百八十英里的吉雷孙，直到深达七十英里的内地），换句话说，也就是位于早已是苏联要求归还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以西的那么一大块领土。该信声称，“在远古时代，格鲁吉亚人民就在这块大地上生活、耕种与斗争。。创建新的文明中心和政府”，而奥斯曼土耳其人所进行的征服“仅仅带来了死亡和毁灭”，而这却是还不到五百年的事。
实际上，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22日的裁决，就建议把现在所要求的整个地区事实上都包括了进去，而且还包括了流产的“大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方。但是，格鲁吉亚和拉兹两地情况并不相同：格鲁吉亚的王公们，由于请求俄国的保护，避免了被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吞并，并保全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至少直到其国家合并于苏联为止）；而格鲁吉亚两位教授现在所要求的拉兹，则由于奥斯曼征服的结果，当地人民已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封建酋长被允许有相当程度的自治，直到十九世纪。正如D·J·达林所指出，这一类凭借捏造的历史所提出的要求，迄今在苏联已成为笑柄，由于土耳其报纸斩钉截铁他说整个民族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割让“寸土”，所以双方接着就照老样子彼此谩骂起来。《红星报》抨击了土耳其“好战的演说家”，说他们在“爱好自由的民族”同希特勒奋战时一声不吭，于是土耳其总理萨拉若卢在电台中反驳说，两位格鲁吉亚教授不是“希特勒哲学”附了体，就是患了“嗜血狂”。毫无疑问，1946年1月12日在伦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不是偶然的，它在反复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表明土耳其不宜控制海峡，接着就进行公开的威胁、土耳其反动派似乎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它们不久就会知道，1946年己非1939年，而剑拔夸张的作法早已是过了时的玩意儿。
这是缔造和平的一年，也是挖掉战争老根的一年。首先，中东必须成为和平与民主的一个真正的堡垒。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六个月，苏联就想按照共产党的模样努力把土耳其变成“和平和民主的堡垒”一事，竟成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彼此日渐分道扬镳的尺度，这对非共产主义世界来说，特别是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来说，看来应象是“一场。。双方的报刊都参加接旗呐喊的神经战”。
1946年2月21日，欧内斯特·贝文向下院提出保证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有关控制海峡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情况，认为“纵然是这一个特定的大国而不是那一个特定的大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建立基地”，也不会对世界和平有什么贡献。但，就是这种谨慎的意见，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他作为反对党领袖享有较大的自由）在3月15日于纽约所提出的主张，同样都招致了反驳：苏联希望控制被内陆包围的黑海的唯一入海口一事，英国加以反对是不合乎逻辑的；英国本身一直在世界通路——地中海——的两端集中武力，可以任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