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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需要却迫切地呈现出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储存了一亿六千万元以上的黄金和美元，以及约六千五百万元的不能兑换的货币，但是为了填补战时累积起来的对资金和消费品的需要，战后已经大量支用了这笔储备。这样，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额由1936—1939年期间的七百万美元至一千四百万美元，在1949年已上升到八千一百万美元左右。土耳其指望继续从美国购买的东西，价值上大大超过其可能卖给美国的东西，未来的美元逆差也不可能用美国在土耳其私人投资来加以弥补。这因为美国的生意人，凭着他们对成本和效率方面的敏感性，是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土耳其工业的效率不高的国家垄断组织的（土耳其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只是由于在国内排挤了与其竞争的外国产品，国内市场才站住了脚）。而且，1942—1943年土耳其政府曾对资本采取高度歧视性的抽税办法，人们也是记忆犹新的。当外国投资上还存在这种种障碍的时候，虽然土耳其政府放松了阿塔图克政权时期实行的那种限制办法——禁止外国公司把资本和利润转移到国外去，但这也不过是一项暂时的权宜之计而已，何况存在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中那种对“经济的帝国主义”的猜疑情绪根深蒂固，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克服的。
美国政府声称，它在欧洲复兴计划下对土耳其提供“马歇尔援助计划”的目标是：作为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国，土耳其的潜力是远远大于其过去的实际产量的。扩大肥料、农业工具和机器的使用，通过排水和灌溉把荒地加以开拓，改善土耳其国内的运输——这些办法结合起来，可以显著地增加产量、避免浪费和改善分配。这些办法可以提高土耳其人民过去的那种低水平的生活标准，同时还可以把更多的粮食作物向其他欧洲复兴计划国家出口。开发土耳其的矿产资源，可以使土耳具有出口的外汇顺差。至少有一种矿产品——铬，对美国的战略目标说来，也是具有重要利益的。这种性质的经济发展，可以在物质上改善土耳其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地位，而且还带来一个在国民收入较高的水平上大体能保持新的稳定局面那种可以过得去的前景。
至于养活四分之三人口的农业，为了增加现有农业的产量和扩大可耕地面积，土耳其最需要的是现代设备和现代农业技术。这样干，结果应当是非常实惠的，因为现有的装备和操作方法，一般都很原始，不管从每人的产量和每亩的产量来说，生产率都是低的。土耳其也有必要改变其农业生产上的重点，这也是重要的。谷物、油料作物和工业用纤维的产量也是可以增加的。提高和改进水果和蔬菜方面的包装能力，将既能促进国内的消费，也能增加出口。包装鱼类出口的可能性，至今还没有充分发掘，但大有可为。
在工业上，看来可能最有前途的是在开采矿产品方面。土耳其已知储藏的煤和褐煤数量不小，但质量如何还没有完全测定。此外，它的铬和铁矿石的储藏量也不小，而铜、锰和铅也有增产的可能性。依靠国外信贷和技术人员的帮助，土耳其应能大大加强这个经济领域的活动。
土耳其正在鼓励通过学校教育以培养领导骨干和管理人员，并派遣学生和专门团体到国外学习，以增加工程师、科学家、医生、农业经济学者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员的队伍。。土耳其就这样利用了国外的技术援助以加速其国家的发展。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内大搞教育和利用外国的帮助的政策，是会继续下去的。
从1948年4月欧洲复兴计划开始实施到1950年6月30日财政年度结束这个期间，土耳其共获得一亿零八百万美元的直接援助和相当于七千五百万美元的间接援助，主要是用在农业、采煤和交通的现代化方面。
在这两年中，供应给土耳其的军事装备的估计数字，名义上约两亿美元，但是美国军事当百局声称，其实际价值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土耳其政府对于这种援助措施的态度大体上可以从土耳其报纸的评论中看出来，不过土耳其的报纸所享受的出版自由却是有限的，不大可能把报纸的评论和官方的态度之间的分歧完全都揭示出来，传说给上耳其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不足，报纸上对此一再有过抗议。灌对照之下，西欧诸国拿到的数目就比它大得多，甚至象希腊这样一个（在土耳其心目中）对国内二万名共产党叛乱分子都束手无策的国家，拿到的数目也比土耳其大，而上耳其则是保卫西方自由、抵抗苏联威胁的勇敢前哨，达而国内也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共产主义的问题。经有人主张，同美国的国会和人民打交道，要记住土耳其的一句老活：“不哭的孩子吃不上奶”。
人们发现，美国的军事援助不仅在数量上不够，而且也不包括同苏联可能用以对付土耳其的武器旗鼓相当的那种最新式武器。建碰上这些心理上如何适应的问题。美国顾问们不得不采取极大耐心的体谅态度。在军事部门中间，由于必须教那些将来可以成为指导员的土耳其人（数目有好儿千人）弄懂英文，训练他们掌握新的机械和器材的基本操作知识，情况更是如此。在想要拥有象雷达之类的现代器材一事上，土耳其人表现得永远是那么急不可耐的样子，因为他们把这件事看成不但与他们的名誉地位有关，而且也是他们国家现代化的象征——虽然他们还没训练出来足够数量的人员去使用这些东西。洲美国人不得不对土耳其政府的最上层施加压力，要求把保守的参谋部的状况来一个大改变。二十五年前费夫齐·查克马克元帅原是阿塔图克建立上耳其共和国时候忠心耿耿的支持者，当时曾代表军队表示全力支持新政权，条件是他作为总参谋长直接向当共和国总统的阿塔图克负责，而不向内阁负责。结果是：直到查克马克引退的1943年，他的工作是不受政府文官的控制和干预的。“参谋部制定的军队预算送到大国民议会纯粹是为了形式上加以通过。二十年来，没有一个议员敢对军队的预算提出任何问题。”然而，在查克马克引退以后，总参谋长总算是对总理负责了。当1949年初议会讨论预算时，“第一次有人对军事问题提出了公开的批评，这件事搞得政府非常窘，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是权威性的。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援助。。却使土耳其政府感到需要把军队事务集中在一个负责的政府部门里。”
1949年6月，议会因此通过了几项法律。把所有的国防组织部置于国防部长的权力之下，同时建立了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来调配战时的国家资源。该委员会除以总理为主席外，包括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内阁经济各部的部长。“这样，在土耳其的历史上，武装部队第一次才被置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1949年10月，继上述措施而来的是一百多名高级将领强制退休，这就为美国人最近培养出来的年青的技术专家创造了晋升的机会。有个美国通讯记者的报道，范围更广了，也许还带一点乐观的口气，他说：由于自身安全的巩固和对美国友谊的坚定信念，土耳其的新信心正在开花结果，使民主倾向强化了，而这种强化，甚至官方的反对党也承认，已从政治上和公民自由方面给土耳其带来了“新面貌”。
新闻传正在重新修订，以保护报纸刊登批评的合法权利，只要这种批评不犯叛国罪。选举法正在重新起草，以保证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歧视，也确实有所改善。
虽然公民权利方面的这些收获，并不是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当前的目的，但却是这种援助的直接结果，因而说没有这种援助，就不会有这些收获，也不为过分。1947年夏，伊诺努总统企图使执政党（共和人民党）同作为反对党的民主党进行和解，或者至少也要缓和一下双方势不两立的局面，但是失败了。
7月，他私下透露了他的意图，想放弃他从阿塔图克继承下来的、既是共和人民党领袖又（看来当然）是国家首脑的那种双重身分的地位，并想今后只当共和国总统，不偏不倚地发挥作用。1947年9月，由于内阁阁员的辞职以及共和人民党的议会党团中形成了一个四十多个议员（其中大部分是年青人）所组成的“进步”集团，保守派总理雷杰普·佩凯尔被迫下台，由外交部长哈桑。萨卡组成了新的政府。萨卡换掉了原佩凯尔内阁中的几个“死硬”分子，起用了进步派的几个年青人物。1948年6月，议会和报纸对某些部长的经济政策的批评，造成了萨卡内阁的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又添了几个原批评政府的人物，使其成员包括了四个四十五岁以下的部长。但是有关国民经济的各部部长却继续被生活费用上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而共和人民党内部“进步派”和死硬的“极端派”之间的纠纷却有增无已，直闹到哈桑”萨卡1949年1月被迫下台为止。
共和人民党副主席塞姆斯丁·居纳尔塔伊组成了从性质上说是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新内阁，并在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方面提出了保证。可是到了6月，经济部长又辞职了，显然是因为他不能从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为土耳其捞到更大一笔援助而受到了批评。1948年10月的补选，受到了反对党的抵制。作为它的一部分政策，反对党以抵制来抗议，说它受到排斥，在监督选举行动一事中没有占到一个份儿。这次补选的投票率非常低，是对共和人民党政权日益不满（尤其是在城市里）的一个标志。
内吉梅丁·萨达克当《晚报》编辑的时候，原是共和人民党“进步派”中一个批评雷杰普·佩凯尔政府的人物，现在高升，当上了哈桑·萨卡政府的外交部长。当1948年6月30日美国舰队正在访问伊斯坦布尔时，他在一个招待会上宣称，由于土耳其早已“不止是”美国的“盟国”了，所以，如果美国认为法律上是可能的话、土耳其政府愿意通过同盟的形式把这些关系更加正式地和有效地具体化起来。
7月2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加以评论说，美国正在“大力”援助土耳其，而且对它能保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政府一事深感兴趣，但是这样的一个正式同盟则会牵涉到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方面和美国“事实上同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的种种考虑。
在华盛顿的婉言谢绝之后不久，苏联方面就多少带着几分丑态出场了一一开始向上耳其递送秋波。过去有十八个月，苏联没有向驻土耳其大使馆派遣大使，大使馆的事务只由一个代办来主持，直到1948年2月24日亚历山大·拉夫里谢夫才彼任命为驻土大使。美国的一个新闻记者早从这件事上看到了苏联的意图，即想利用土耳其对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规模的不满一事乘虚而入。但是这件事给土耳其人留下了什么印象，却看不出来。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俄国革命周年所举行的招待会上，拉夫里谢夫也许是公然要使土耳其总理为难。根据这次事件的最详尽的记载：快到午夜的时候，他坚持要为哈桑·萨卡的告别再“干一杯”伏特加。然后，一群新闻记者和其他的人就听到他用不大的声音问道：“究竟是准把美国人带到了土耳其的呢？你还记得在阿塔图克时候和你们独立战争时候俄土两国的那种友谊吗？”根据某些记载，他接着又说：“你必须知道，苏联军队一天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坦克就比美国人给你们的坦克多一倍。我们有共同的疆界和共同的利益。为什么你们让陌生人介入到我们中间来呢？”土耳其人有一个“鼓舞人心”的传说：他的这一席话使哈桑·萨卡听了有点冒火，回答说：这个责任是在苏联一方，因为苏联威胁了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可是，有许多评论员则认为，另外还有一种传说倒是似乎可能的，即萨卡对他的这种违反外交惯例的挑拨离间手段没有理睬。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政府对俄国正教教会采取了宽客的政策，为选出新的莫斯科大主教而重新恢复了宗教会议，目的就是以压低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基督教大主教的职权的办法，来提高莫斯科大主教的职权在俄国以外正教教会中的威望。然而，与此同时，冷战似乎也牵连到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本人和他所采取的政策。马克西莫斯五世1946年当选为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时，只有五十一岁，那么年青是很不寻常的。据说，苏联政府当时是支持他的，但是后来由于他要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也对他失望了。至于土耳其政府（这个政府在共和国初期打退希腊�